中国传统礼俗-婚姻中的'问名'风俗

“纳采”礼结束后，要向女方询问被求婚女子的姓名、排行、出生年月日时以及生母姓氏等等内容的礼俗叫“问名”。封建时代，女孩子长大以后很少出门，特别是富贵人家的女子更是生活在深宅大院的闺房之中，她们的性格、容貌、年龄、名字等等外人是不大知道的，所以需要媒妁之人从中了解、说合、通报情况，这就有了“问名”礼俗的基础。

问名起初是为了得到女子的名字、出生年月日时等等，男方可以据此占卜阴阳吉凶，决定是否可以合婚。但是很快便逐步异化为男女双方家族门第等社会因素对婚姻的决定作用了，问名的内容除了女子的一些个人情况外，扩展到议门第、财产、官职等诸方面，原来貌似神圣、严肃的占卜等因素为社会地位所代替。正如民间所说的“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婚姻要门当户对”。最迟到宋代这一做法已经约定俗成了，宋代叫“过细帖”，就是媒人首先探明双方的家世门第，双方须把本家曾祖父、祖父、父亲和本人的现官职（女方不写本人官职）、田产、嫡生、庶生等写在帖子上，互相交换。到了清代的满汉礼俗叫做“过门户帖儿”，其做法是用一张红纸，写上籍贯（旗人写某旗某佐领下人，汉人写某省某府某县人）、三代（曾祖、祖父、父亲，有什么功名或做什么买卖）、现在住处等，装在一个红封套里封好，再贴上一张红纸签，写一个“喜”字，写上婚姻当事人的名字、年龄、有什么功名等，男女两家通过媒人把写好的帖子互相交换，这就是“过门户帖儿”的礼俗，由此来决定是否能联姻。

其实在中国封建社会，婚姻的门第无非就是官衍和经济条件，说简单了就是“权、财”两个字。

以官衍或者说政治地位论，西周时期就讲门当户对了。西周对通婚范围有个限制，天子家族一般与诸侯国王族通婚；诸侯国王族一般在不同姓的诸侯国王族之间通婚，而且还讲究大国与小国的区别。齐僖公曾经想把女儿嫁给郑国的太子忽，郑国不敢接受，其中的原因，郑太子忽讲齐国大，郑国小，这门婚事万万不敢高攀。历史上以贵娶贱的婚姻往往要受到舆论的批评。汉武帝的宠妃卫皇后是平阳侯曹寿的非婚生女，汉成帝的宠妃赵皇后原是弃女，进宫前是阿阳公主收养的舞伎，《汉书·五行志》记载着对这二位宠妃的非言：“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长安城南有鼠衔黄蒿、柏叶，上民冢柏及榆树上为巢，桐柏尤多。巢中无子，皆有干鼠矢数十。时议臣以为恐有水灾。鼠，盗窃小虫，夜出昼匿，今昼去穴而登木，象贱人将居显贵之位也。桐柏，卫思后园所在也。其后，赵皇后自微贱登至尊，与卫后同类。”把两位宠妃和鼠的行为相提并论，可见抨击得够厉害。南齐武帝永明年间，士族之家的王源将女儿下嫁给富阳的满璋，受到士族阶层的谴责，《文选》记载尚书沈约就此事向齐武帝的奏文：“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内侍帷幄；父璿，升采储闱，亦居清显。源频叨诸府戎禁，豫班通彻。而托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王满联姻，实骇物听。……蔑祖辱亲，于事为甚，此风弗剪，其源遂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于昔辰，方媾之党革心于来日。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辄下禁止视事如故。”仅因高门与低门通婚，就被说成是“玷辱流辈”，“实骇物听”，“蔑祖辱亲，于事为甚”，好像是犯了大罪，并且一定要剪除此风，罢黜王源的官职，还要“禁锢终身”，舍此不能平心头之恨。相反，如果竭力保持士族门第的通婚，倒会受到称赞。《魏书，崔辩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北魏明帝时崔辩的女儿因为瞎了一只眼睛，贵族人家没有人来说媒提亲，只能下嫁给小户人家，崔辩的妹妹把侄女娶来作为自己儿子的媳妇，这一举动受到了士族的称赞。这一段文字是：“初，巨伦（崔辩的儿子）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笃，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逝，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崔氏与翼诗数十首，辞理可观。”(www.xing528.com)

攀新贵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婚姻门第的另一个内容，新贵尽管起初门第不高，但是“后必贵”，不能小视。唐代段成式的笔记《酉阳杂俎》记述了其貌不扬被封爵为梁国公的魏知古娶得美妻的一段见闻：“信都民苏氏有二女，择良婿。张文成往相，苏曰：‘子虽有财，不得富贵，得五品官即死。’时魏知古方及第，苏曰：‘此虽黑小，后必贵。’乃以长女妻之。女发长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贵。后知古拜相，封夫人云。”一介寒儒身材黑小的魏知古能取胜有财的张文相，是因为能成为新贵族。此风在封建的科举制度下颇为盛行，许多世族人家为了攀结新贵，甚至在科举考试发榜的时候去挑选贵婿，称为“榜下择婿”。《墨客挥犀》写了这样一段让人耻笑的事情：“今人于榜下择婿，号脔婿，其语盖本诸袁崧，尤无义理。其间或有意不愿，而为贵势豪族拥逼不得辞者。有一新辈少年，有风姿，为贵族之有势力者所慕，命十数仆拥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辞避。既至，观其如诸，须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丑陋，愿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谢曰：‘寒微得托迹高门，固幸，将更归家试与妻子商量，看如何？’众人大笑而散。”

以经济地位即财力论，中国封建社会历来在门第上重视族望和官阶，那些没有族望和官阶的豪富虽然有钱却不能跻身于上流社会。但是族望一旦衰落，在权势和财富并不等同的时候，有财富的富豪就可以攀亲于望族或新贵，借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苦于无财的望族和新贵也乐于接受这种联姻，权和财是可以相通的。隋朝的骠骑将军赵元淑就是和富豪结亲而成为有权有财的人，《隋书·赵元淑传》记载：“元淑性疏诞，不治产业，家徒壁立，后数岁，授骠骑将军。将之官，无以自给。时长安富人宗连，家累千金，仕周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连独奇之，每求贤夫。闻元淑如是，请与相见。连有风仪，美谈笑，元淑亦异之。及至其家，服玩居处，拟于将相。酒酣，奏女乐，元淑所未见也。元淑辞出，连曰：‘公子有暇，可复来也。’后数日，复造之，宴乐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谓元淑曰：‘知公子素贫，老夫当相济。’因问元淑所须，尽买与之。临别，元淑再拜致谢，连复拜曰：‘鄙人窃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愿为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聘为妻。连复送奴婢二十口，良马十余匹，加以缣帛锦绮及金宝珍玩，元淑遂为富人。”宗连馈送大批嫁妆使新贵成为富人，自己也联上权贵，这种做法到唐代称为“陪门望”。“陪门望”的做法动摇了政治的门第等级，富商大户也能娶回高门第娇贵的小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对传统的门当户对婚姻的冲击，给传统的门第观念增加了一层财利的色彩，权、财相通的渠道开通了。

要想门当户对，权财缺一不可，这在官宦家族门第中成了不言自明的事情。明代小说《喻世明言·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讲了这样一则故事：江西石城县的鲁廉宪的儿子鲁学曾和县佥事顾某家的小姐顾氏早年订下亲事，可谓门当户对。不料鲁廉宪一死，鲁家家道中落，只剩下了几间破房子，鲁学曾穷得几乎连饭都吃不饱。顾家见此情景就想断了这门亲事，顾某对夫人说：“鲁家一贫如洗，眼见得六礼难备，婚娶无期。……如今只差人去说男长女大，催他行礼。两边都是宦家，各有体面，说不得‘没有’两个字，也要出得他的门，入得我的户。那穷鬼自知无力，必然情愿退亲。我就要了他休书，却不一刀两断？”尽管都是官宦出身，体面人家，早年关系都不错，一旦没了钱财，少了势力，也就不再认什么门当户对了。一部《红楼梦》把门当户对刻画得入木三分，金陵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互相勾结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婚姻关系来巩固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地位，甄士隐说：“四家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林黛玉之所以不能成为贾家的媳妇，正是因为林家门第衰落，不能对贾府起作用，门不当，户不对，注定了不能合两姓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