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的意义上,中国当代艺术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产生的,这个阶段中国完成了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并产生了消费社会和流行文化,而当代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背景即是消费社会和流行文化的全球化。
当代艺术在八十年代末引进和模仿后现代主义和波普艺术。由于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未真正实行,虽然有流行文化,但不是真正意义的消费社会的文化。后现代主义和波普艺术很大程度是消费社会的产物,但后现代主义和波普艺术的使用,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带有政治文化的讽刺特征,即一些艺术家如王广义、刘大鸿、李山等,他们试图通过波普艺术消减对毛泽东图像的个人崇拜。在这个意义上,波普艺术方法的使用,并非在针对消费社会,而是以波普的视角,将文革图像和毛泽东崇拜看作一种政治社会的流行文化。
九十年代初,任戬、倪卫华尝试使用广告、商品包装盒、街头招贴、T恤衫、成批复制产品等大众文化和商业形式,探讨精英文化如何通过大众文化和商业形式直接对社会产生传播和启蒙。九十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家开始关注大众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对于中国社会以及先锋艺术的语言意义。
倪卫华 连续扩散事态-红色 装置 1992
王晋 冰·96中国 行为 郑州二七广场
这个时期当代艺术对流行文化的实验主要包括:模仿流行文化的形式,通过反讽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文化态度,如赵半狄模仿挂历图像的表演;在新兴的商业空间实施以商业活动为行为艺术的媒介,如王晋与一些郑州艺术家在郑州的一座新百货大楼的开业典礼上,建了一道内封有手表、收音机、玩具等日用消费品的冰墙,让顾客可以砸墙自取;宋庄一些艺术家用波普艺术的图像方式,将文革经典图像、八九十年代引进的港台流行文化、美国麦当劳和好莱坞文化以及中国当时对资本主义流行文化的低劣模仿的图像,进行拼贴、戏仿、挪用等波普化处理。
九十年代中期的当代艺术中所针对的流行文化,其文化形态并非都是八十年代后全球化的高级消费社会的流行文化,而是一种前消费社会的各流行文化的混合,比如既有文革时期的政治流行文化,也有初级的商业文化和九十年代初带有半市场半官方的流行文化,如一些政府演出、电视和发行物上的带有体制特征的流行文化。
在语言形式上,九十年代中期当代艺术对流行文化的表现,都不约而同地借鉴了美国波普艺术的方式。但在观念上,并非如波普艺术的口号“填平高级艺术与低俗文化的鸿沟”,宣布前卫的死亡,确立消费社会的艺术价值观;而是借助于流行文化、商业空间和波普艺术作为一种先锋艺术的社会实践,在本质上仍然带有前卫艺术的取向。(www.xing528.com)
郑国谷 阳江青年的越轨行为 摄影 1996
九十年代末,中国社会尤其是南方地区开始出现消费社会的形态,高楼林立的新兴城市大量出现,互联网、电子游戏、时尚杂志、美容业、麦当劳、动漫文化、傻瓜相机、酒吧进入年轻一代的生活,在中国的主要城市,这些消费社会的流行文化逐渐与国际大都市接轨,实现了全球化的流行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同步化。
全球化的流行文化的符号、标识和形象在九十年代末开始进入当代艺术的绘画、雕塑、观念摄影和Video。主要表现为:流行文化的形象作为一种素材,如王庆松的表演摄影,经常使用进入中国的美国文化,诸如麦当劳、可口可乐;流行文化的形式作为一种当代艺术的语言,如70后艺术的卡通艺术主要是模仿日本的动漫图像,观念摄影和Video模仿电子游戏的图像和互动程序。
由于中国社会在九十年代的转向,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当代艺术对流行文化的吸收,出现了跟全球化同步的消费社会和流行文化。在当代艺术与流行文化的转换关系上,很大程度直接受后现代主义与波普艺术的影响。一方面,在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上受到后现代主义和波普艺术的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挪用、戏仿、复制的形式观念,以及波普艺术对明星、商品和流行图像的处理方法,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流行文化题材提供了现成模式,很多当代艺术对流行文化素材的使用直接模仿了美国一些著名波普艺术家如安迪•沃霍尔、奥登伯格、利希滕斯坦、劳申伯格以及一部分超级写实主义的表现形式。
但是不可否认,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对后现代主义和波普艺术的使用,则并不是真正美国意义上的波普艺术,而是将波普艺术和后现代的方法应用于精英化的社会批判和先锋艺术的实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化的中国特征。后现代主义和波普艺术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基本命题:艺术如何面对文革时期的毛政治文化,精英艺术如何通过流行文化影响社会,如何表现和批评九十年代后期消费社会变为中国的现实。
在面临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消费社会双重存在的转型时期,中国当代艺术吸收了后现代诸如反崇高、碎片化、反讽化的价值观,以及波普艺术对流行文化的利用。但后现代主义对现实问题的反讽化,实际上削弱了社会和文化批判的严肃性和深刻力量,而波普艺术挪用、拼贴现成的流行图像也逐渐成为一种空洞化的商业策略。
这表明中国社会的政治与消费文化的多重化特征,并不适合直接模仿后现代主义和波普艺术,简单的模仿只会削弱语言自身的精神强度。中国的当代艺术仍然需要保留一定程度的崇高性和严肃风格,这样才具有一种语言自身的批判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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