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风起云涌,道德沦丧如决堤之水,诚信缺失也就随之泛滥成灾。的确,在当下社会,信任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且暂时无法改变这一局面,但不能因此就说诚信就不再重要了,相反,在这样的时刻,更能体现诚信的真正价值。生活中需要诚信,工作中更离不开诚信。诚信永远像一朵不凋零的鲜花,它芬芳宜人、高雅迷人,一直吸引着完美的灵魂向它靠拢。
历史上,“信”一直被人们看成做人立身的根本。古人云:“索无于暗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诚。”诚实做人,诚信做事,是成就大事业的基础,诚信,能给你带来一生的财富。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与什么人打交道,都应该以诚取信,方能以信得利。
“做事难,做人更难”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无疑是对做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一种理念,是一种心态。诚信对商人来说,犹如水之于鱼,在我国早期的商帮里,都流传着“诚信”的故事。以晋商为例,晋商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商帮,前后传承达数百年之久,晋商成功的秘诀也正是在一个“信”字。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的“日升昌”票号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时局动荡,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www.xing528.com)
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本,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贤能”的一个重要标准。儒家思想强调“民无信不立”,宣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要求商人能够做到“笃实至诚”。诚信宜“厚”,企业与公众之间,绝不能弄虚作假,而应该“一诺千金”,把“信”作为企业的立身之本。以心换心,以真诚去结交真诚,以友谊赢得友谊,换回来的才是别人对你的真诚和信任,企业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一个人如果不讲诚信,就不会有人愿意与之交往;一个企业如果不讲诚信,便无法在市场上立足。诚信是金,古今中外很多著名企业,都把诚信作为对员工的首要要求,有不少著名的企业家都把“诚信”作为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和企业经营的根本准则。
郑周永是韩国现代企业集团的总经理。他所在的集团重质量,讲信誉,因而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压倒同行对手,成为韩国建筑行业的霸主。
1953年,该集团承包了一座大桥的修建工程。由于物价上涨,开工不到两年,工程费总额就比签订合同时高出7倍。郑周永把信誉看得比生命还贵重,他毅然决定:宁可赔本,甚至破产,也要按时把工程拿下来。结果,现代企业集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按时按质完工了。这一次,郑周永虽然损失惨重,却为集团树立了恪守信用的形象,生意一个接一个地找上门来。现代企业集团的生意越做越旺,靠的就是“守信”两字。
诚信是一个企业“最好的竞争手段”,是企业的生产力所在,它体现在可以使企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资金周转和利用率,提高效率,摆脱诉讼,大大提高企业竞争力等。
诚信虽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却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经商讲诚信,就是以诚为本,以信而立。诚信是一种精神,一种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是企业资源无形的资产。如果把诚信作为自己的立业之本,你的企业市场机会将会更多、更大,给企业带来利益也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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