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智慧
老子《道德经》的前12个字，稍识几个字的人都认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从少年读到现在，仍然云里雾里，不敢说懂。近几年世界风云变幻，看似无常，但似乎可从中得到一些感悟。
先说“道”。这个字有许多解读，似接近于哲学上讲的“绝对真理”“终极本真”。你可以一步步接近它，却又不能穷尽它。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人早就解读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追求“大公”是最符合人类理想的。记得林肯总统曾经说过，既然谁也不愿意当奴隶，那么谁要想当奴隶主便是不道德、不合法的。几千年来，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现正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进过程中。
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在不断变化之中，它总要向前发展。这种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如果谁要想固化某种状态，尊之为“神圣”，呼之为“万岁”，称之为“终结”，最终总靠不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着实让西方狂欢了一阵子。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了，资本主义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下结论说：“历史终结了。”正是在这种癫狂情绪的推动下，美国先是在科索沃小试身手，随后便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似乎几个“新保守主义”精英在地球仪上指指点点，便可以完全把世界摆平。20多年过去，他们吃了大苦头。
用这一段历史来体会“道可道，非常道”，就十分贴切。只要读一读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一些大家的著作，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那时为新兴资产阶级说话是理直气壮的。他们张扬理性，高呼自由、平等、博爱，大有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气概。应该说，他们在那个时代把新的“道”道得很明白，说得很精彩。
由他们阐述的道主宰了世界几百年。渐渐地，新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那就是无产阶级。他们找到了两个最好的代言人——马克思和恩格斯。1948年《共产党宣言》一发表，资本家总觉得惶恐，时时觉得有幽灵在他们的豪宅里游荡。他们原来依仗的“理性”（德国哲学大师康德说：“要有勇气使用你们的理性。”），经不住“阶级性”的剖析和批判。原来似乎无可辩驳的“自由、平等、博爱”，被证明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非全人类的福祉。资产阶级的“道”破了，新的“道”说出来了，真是“非常道”。
再说说“名”。小孩子一出生，父母马上要起个名字，并伴随一生。但给另外的事物和现象起名，则复杂得多，往往会使人有“名不副实”“无以为名”的感叹。举个例子，达尔文原来是一位生物分类学家，也就是把动植物归种分类。面对纷纭复杂、品类繁多的大自然，科学家先分了许多“种”。很快觉得“种”不够表述了，便想出了“亚种”。很快“亚种”也说不清了，便想出了“变种”。但是大自然太丰富了，即使如此，也还有许多物种归不进去。可见“名”是多么难的事。达尔文正是有了这种困惑，才从原来的学说中跳出来，从研究具体的生物学个体出发，创立了“进化论”，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看来，所谓“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一个变异过程中的暂时的稳定状态。可见，人们不能被自己命名的某个“种”的概念框住，而把不符合其概念的、正在演变中的东西斥为异端。(www.xing528.com)
有趣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名称今天也面临这种局面。苏联瓦解，西方说社会主义完了。可是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连再有偏见的人也不能否认。可是，一些西方人偏说中国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自然不能苟同。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同当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已有很大不同。世界上还有不少自认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在乎别人承不承认。
现在反而是资本主义病得很重。美国一位大老板说：“如果西方不在三四年内马上改变，我们一生所经历并认为最佳的资本主义就玩完了。”当然西方仍有许多人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改不得，若改多了就变成“社会主义”了。
其实现实告诉我们，“实”比“名”更重要。邓小平告诉我们不要忙于去争论姓什么，而是先要问问老百姓同意不同意，老百姓高兴不高兴，这才是最重要的，工夫要下在这里。
英国有一位93岁高龄的学者，叫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研究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也观察了一辈子西方社会。他最近回答记者说：“卡尔·马克思，一个赤手空拳的预言家却激励了重大改革，他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21世纪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既非纯粹的市场，也非纯粹的自由民主就足够应付的。到时候，一个不同的组合，一个不同的公与私、政府控制与自由的结合必须发展出来。你怎么去称呼它，我不知道。但它完全可以不再是资本主义，不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英美资本主义。”
会这样吗？我们且拭目以待。看来，大千世界，千变万化，却都在老子的慧眼之中。谁说东方的智慧比西方的差呢？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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