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明白为何招人恨
读旧章回小说的人都知道一句话，那就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到了现代，各国驻外使馆和人员都受国际法的保护。可是，9月11日美国驻利比亚的大使以及另外三名美国人被愤怒的抗议者打死，这在近代外交史上是罕见的。这又是一个“9·11”。
置他们于死地的并不是利比亚现在的当政者，正如《华盛顿时报》16日文章所感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新时代。在这里，战争不是在常备军之间进行，没有前线，士兵也不再是在清晰界定的领土上面对面地激战。我们正在打一场没有山头可占、没有旗子可插的战斗。”这确实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新特点：一些非国家的集团和势力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这段感叹没有回答美国人在网站上讨论的核心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人们当然会想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长期的问题；会想到几百年前的十字军东征，帝国主义对阿拉伯地区的殖民统治，以色列的建国与扩张，以及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等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源远流长，旷日持久，穆斯林心中的怨恨也很难平息。最近的电影事件，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上世纪90年代，已故美国知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争议很大的“文明冲突论”。他指出，未来“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政治中最有力量的角色，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产生于不同文明的国家与集团之间。文明冲突将主宰世界政治。各个文明之间在地缘上的断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亨廷顿是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观点的。他认为以前是意识形态之争，即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现在则主要是文明之争。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但近20多年的世界形势变化，又使人觉得他似乎说得并不太离谱。据我看，其实所谓文明之争，背后都是利益之争。当年西方商船扬帆远航时后面跟着的是炮舰和传教士，他们要以自己的信仰“拯救”世界，但他们面对的另有信仰的人更多。传教士口中的慈悲与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距离太大。问题的核心是：人家又没请你，你凭什么有资格去“拯救”别人？(www.xing528.com)
去年所谓“阿拉伯之春”兴起，美国先是犹豫了一下，继而觉得这是他们推进“民主”的大好机会，满以为新上来的执政者一定会感谢他们的支持。没料到事与愿违，现在对美国来说，面临的是“阿拉伯之冬”。
阅历颇深的基辛格今年8月5日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人们在颂扬‘阿拉伯之春’时往往会一一罗列推翻了哪些独裁者。但是，革命，归根结底，首要的评判标准是建设了什么，而不是破坏了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持续一年的革命已经由兴奋变成了矛盾。”显然，基辛格是为像穆巴拉克这样的盟友下台感到惋惜，也对当前的乱局感到担心。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一位美国大使会在1个多月后被打死。
正在热热闹闹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指责美国政府对穆斯林不够强硬，奥巴马反唇相讥，告诫他不要“先开枪后瞄准”。不过对奥巴马来说，如何瞄准，瞄准什么，开不开枪，恐怕是照样心里没数。感受到“阿拉伯之冬”寒意的美国正不知怎么来消解对方的仇恨。
201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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