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的自问自答：西方学者的反思

弗格森的自问自答

在当今的西方学术界，倘有人不知道尼尔·弗格森的大名，那就有点儿孤陋寡闻了。此人身兼哈佛大学历史系和商学院两个学科的特聘教授，既能从故纸堆中挖掘出新奇的历史观点，又常能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金融现象做出惊人的分析。

他不是老教授，今年才46岁。要知道他学问有多大，看看他写的一些书名便可见一般：《战争的遗憾：解读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的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史》《帝国：不列颠如何构建了现代世界》《巨人：美利坚帝国的兴衰》《世界的战争：20世纪的冲突与西方的沉沦》《货币崛起：世界金融史》……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姑且不论，对于一个能在历史长河中穿越、在不同学科间纵横的人，你不由得对他高看几分。

这位198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学者，1964年出生在英国的格拉斯哥。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百人之一。他的许多著作都有中文译本。去年11月，他应邀到我国访问，在北京太庙里饶有兴味地看了钟乐、武术和女子鼓乐表演。古老的紫禁城引起了他的遐想。他很希望同中国学者讨论两个问题：西方为何能在紫禁城建成后的500年间不仅控制了中国，而且控制了世界？而现在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是否已经终结？

现在知道了，他之所以想同中国人探讨这两个问题，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写一本书。这本书现在出版了，书名是《文明：西方与其他地方》（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在书中，他自己对这两个问题作了解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西方走强是因为具有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六个“杀手级应用软件”（他自创的名词，由此可见他的学术风格）：竞争、科学革命、法制与代议政府、现代医学、消费型社会和职业道德。他说：“这六个杀手级应用软件是西方取得支配地位的关键所在。”

仔细琢磨一下这六点，一方面觉得有道理，每一点似乎都不错；另一方面，却总叫人有一种恐怕不尽然的感觉。西方近500年的后来居上，确实与这六点分不开。但资本主义如何发家的，并不是全靠这六点。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切身感受来说，他们更多的是看到了“船坚炮利”和“舶来品”对民族工业和手工业的摧残，更不要说鸦片对百姓身心的毒害了。去问问黑人，问问印度人，他们一定会有很多话要说。

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冲击了神权和王权，大大张扬了个人，纵容人的欲望无限放大，形成物欲横流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氛围。这是商业上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伦理和法理上的表现。凭借这股似乎不可阻挡、拼命也要发财的力量，资本主义高歌猛进，客观地说，既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问题和灾难。上述六点讲的都属于好的方面，弗格森似乎没有正视其消极的影响。(www.xing528.com)

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许多西方理论家都有过精辟的分析，这里就不详论了。若从中国传统的学术视角看，似乎弗格森只重视了“术”，而没有重视“道”。六个软件虽然都管用，但那也只属于“术”的范畴。已经21世纪了，弗格森应该从人类发展的大道上想想问题，软件也该有升级版了。

现在来说说弗格森的第二个问题。西方正在衰落，但他认为这种衰落主要不是西方本身出了大问题，而是其他国家“下载了”这些软件。他说：“中国人接受了资本主义，伊朗人在科学上奋起直追，俄罗斯引入了民主制度，非洲人逐渐开始利用现代医学，而土耳其变成了一个消费型社会。”换言之，新兴国家一旦也有了这六个软件，西方就失去了竞争优势。他认为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就是在经济力量大规模地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对于“下载”软件的说法，值得商榷。是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大批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桎梏，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但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是“下载”成功的，换句话说，照抄照搬的都碰钉子。拉美许多国家曾相信“华盛顿共识”，后来无一不吃苦头。事实证明，只有根据本国情况，借鉴西方经验，才是可行之道。

中国早就对“全盘西化”持异议，这也就是西方对中国左右看不顺眼的根本原因。其实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只要好的，尽管拿来，问题是拿来是否适用，什么时候拿来好，要不要变通一下，那才是要紧的。

对于中国，弗格森倒是表现得比较通达。他在美国《新闻周刊》5月15日一期上写了一篇文章，引述了基辛格的看法：中国精英可以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寻找启发，而美国精英能参考的历史只有两百年多一点儿。弗格森承认这一点“发人深省”。他还特别摘引了基辛格谈中国的这么一段话：“对于一个围绕不同理念建立起来的古老文明来说，西方关于人权和个人自由的概念可能是难以直接理解的。我们也不能对中国人历来对政治动荡的担扰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荒唐想法，只要通过西方教化来‘纠正’就行了。”看来，弗格森是赞同基辛格的这种看法的，这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实属不易。

2011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