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美国站在十字路口
美国著名的词典出版商梅里厄姆—韦伯斯特公司每年都要向公众征询当年的关键词,2003年当选的词是“民主”,2004年是“BLOG(博客)”,2005年是“正直”。用一个词来概括一年,难免挂一漏万,但琢磨琢磨,也觉得多少反映一点儿世道人心。今年有几个词比较热门:“压倒性的胜利”“宗派的”“世仇”和“决策者”。如果要我选,我推荐“十字路口”。
推行“民主”吃大苦头
大家都能看到,今年国际形势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如果说去年底美国在那里打得很累,今年则茫然不知所措。
一直嘴硬的美国领导人,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伊战“没有取得胜利”,“犯了错误”。现在摆在美国面前的是两个问题:为什么会犯错误?今后怎么办?
让我们来听一听刚刚被迫辞职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领导下的一名小小的排长的话,会给人以启发。
11月9日,拉氏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发表辞职后的第一次讲话,在列数了在伊拉克推进“民主”方面的功劳后,不得不承认:“非常坦率地说,想要控制没有人性的、从事暴力活动的极端分子,想要把我们的意愿强加给他们,我们的国家在这方面没有经验。他们没有陆军,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只是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发起袭击。”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1月10日报道,在一线执行任务的杰里迈亚·帕克中尉说:“以我作为排长在小区巡逻,和当地人聊天的感觉,我认为,这个国家看不到和平,除非处在某种独裁之下。我认为,种族和教派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稚嫩的民主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国家将在一段时间内陷入混乱,然后,某个独裁者就会出现,带来一定的秩序。”他补充说:“我很高兴拉姆斯菲尔德辞职。”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一心推进“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美国,不得不面临一片混乱以及混乱之中的血腥厮杀和可能的独裁。美国并非错在拉氏所说的“没有经验”,而是推进“民主”的政策从一开始就错了。
德国《南德意志报》10月19日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坠落》的文章,它一语中的地说:“2002年9月20日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布什的原罪。”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布什主义”,它赋予总统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使他可以无视任何国际联盟和国际义务,为了推行“民主”,为了“反恐”,可以单边地、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文章说:“这种安全战略是美国傲慢的证明。美国当时如日中天。”
美国为什么如此傲慢?除了它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使一批新保守派狂妄了起来。他们大有“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劲头,想一举把美国的“民主”“自由”推广到全世界,从而实现“美国强权下的和平”。布什在回答“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时说,因为他们“反对我们的价值观”。
其实,“民主”“自由”谁不爱?问题是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他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只能采取适合国情的体制和政策,不能照搬别人的东西。打个比方,山姆大叔拿着一块自认为“味道好极了”的美国牛排,硬按着别人的脑袋强要他吞下去,谁受得了?
打这个比方,还必须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假定山姆大叔确实是“好心”。可是,从伊拉克战争看不到美国的好心。全世界都看到,这场战争有太呛人的石油味,而且它同美国的军工集团有太密切的联系。
伊拉克还在流血,而拉氏已回到书斋准备撰写回忆录了。
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布什现在确实进退两难。打又打不赢,退又退不得。很可能是先增兵,希望打出一个较好的局面,然后把这个烂摊子扔给当地的政府(如果说有政府的话)。迟早美国是要摆脱这个包袱的,就像当年苏联摆脱阿富汗。
美国何去何从?确实到了十字路口。
到现在为止,当政者还只是在考虑应付眼前的困难,做一些策略上的调整。其实,更重要的是大政方针的调整,对此,已经有一些人在思考和出谋划策了。
2004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教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写了一本书,名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该书的序言说:“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社会发展动力结合在一起,将可能促使逐渐形成一个利益共享的全球共同体,滥用美国的力量和社会影响或使二者相互矛盾,就会给世界带来混乱,使美国陷入困境。”他认为:“美国人肩负独特的历史重任。我们要在主宰世界和领导世界之间做出选择。”
霍普金斯大学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曾因“历史终结论”而名噪一时,被认为是新保守派。但伊拉克战争教育了他,他已明确表示同新保守派划清界线。他在去年也写了一本书,题目是《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权力和新保守主义遗产》。他在批评了用武力推广民主之后认为:“现在需要的是美国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的新思想,既不是新保守主义的,也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保留新保守主义者对人权普遍性的看法,但又不对美国实力和霸权能够实现这些目的的有效性抱任何幻想。”在美国政治词典里,现实主义的含义是少一点儿理想主义,多一点儿实用主义,多一点儿实力均势。(www.xing528.com)
因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于世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也提出了自己的策略,那就是“将‘硬’的军事力量与‘软’的吸引力融合成为那种赢得冷战的‘灵巧’的力量”。
除了这些名家的个人意见之外,还有一个在开了9次研讨会、征询了数百名专家之后出炉的“普林斯顿计划”。它主要是由威尔逊学院院长安妮—玛丽·斯劳特主持的。她认为把主要精力用于反恐战争“绝对是错误的”。世界要复杂得多,这个大“魔方”里有核武器、全球变暖、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流行性疾病……至于民主,美国应该“规划一个精妙得多的战略,该战略就是要为成功推行自由主义的民主体系创设更加扎实的先决条件”,因为民主“远远不是举行选举那么简单”。计划还主张成立“民主国家协同组织”,以便在联合国里形成合力。
国有疑难,谋士诤诤,十字路口,如何走好?这不仅是美国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全世界的问题。
换政策先要换思想
站在外面看美国,常常使人纳闷: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它的老百姓本可以好好过日子,如果把庞大的军费(约5000亿美元)省出一半来,对世界上的穷人慷慨一点儿,可以交多少朋友?凭它的经济实力和高科技,可以做多大的生意?干吗非要干涉这个,推翻那个,弄得天怨人怒,成了恐怖分子瞄准的目标?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大容易,也许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二是美国的理想。
每次听美国政界人士讲“国家利益”时,你总有一种感觉,他讲得那么振振有词、那么理直气壮、那么不容分说,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存在别人的国家利益,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服从他的利益。例如,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今年9月对即将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评论时说:“他(安南)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一直确保和平,也就是你们能够解决问题。我们也想要和平,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怪了,难道美国宁愿要国家利益而不要和平?
又如,10月6日,布什总统签署命令正式发布了新的《国家太空政策》,里面说:“(美国)日后会拒绝任何制约美国太空行动的武器控制谈判,并重申有权拒绝让任何‘敌视美国’的力量进入外层空间。”“美国在太空享有绝对自由行使权……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将不予承认敌对国家自由行动的权利。”这种霸气十足的国内法能让世界各国满意吗?仿佛太空是美国的后花园,任何别人都无权进入!
凭着这种霸气,美国怎么同全世界人民交朋友?难怪俄罗斯外交部10月31日发表声明称,在外太空部署武器对世界造成严重威胁。此前,由俄罗斯与29个国家共同起草的关于禁止在外太空部署武器的文件,得到了167个国家的支持,只有美国投了反对票。
还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政要嘴里的“国家利益”与美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之间不能画等号。它常常是军工集团、石油巨头等的利益的代名词。
再来说说美国的理想。大家知道,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从17世纪起就有大量欧洲移民来到新大陆,他们或者是遭迫害的新教徒,或者是受欧洲启蒙思想影响的革命者,或者是为贫穷所迫而向往新生活的开拓者,他们在独立战争后建立了一个没有国王的新国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因此,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是很强烈的。至于在这种观念下屠杀印第安人、贩奴和扩张,那是他们不大肯主动提及的历史。
普通老百姓有民主观念,当然是好事,虽然从观念到建立成熟的民主制度,美国也走了相当长的时间,至今也不能说尽善尽美了。美国许多明智人士对民主制度的反思和批判一直没有停止过。
美国是个信教的国家,老百姓又常常把那些观念同上帝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传教就是传播这些普世的东西,而如果有人有别的信仰,那是大逆不道的。前总统里根曾形容美国是圣经里提到的放射理想光芒的“山巅之城”。
可悲的是,普通信众本来出于善良的信念,可以被政客利用并推到极端,以此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并付诸行动。前总统卡特今年8月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对此作出了批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他们与上帝有着唯一的关系……既然他们代表上帝讲话,任何不赞同他们的人本质上就是错误的。”
11月的中期选举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选民明确表示了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前总统克林顿说,这次选举说明民众“不支持以意识形态治国的政府”。
英国《金融时报》5月18日刊登作家理查德·科克和英国前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合写的文章,题为《西方文明面临严酷的选择》,文末说:“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是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另一条路是……建设一个个人通过自我完善、孜孜以求、乐观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会。”
十字路口,衷心希望美国走好。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虽然伊战失利,美国仍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走的每一步,都会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
最后,让我们来听一听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去年11月16日在我国外交学院发表演讲中的一段话,会给我们很多启发:“20世纪思想的主流是对抗的思想,认为只有对抗才能产生真正的活力,而21世纪的思想完全不同,我认为应该是一种和谐的思想。现在法国的很多学者都主张一种复杂思维,他们认为在政治思想方面应当把反面的、对立的、冲突的东西都能够纳入进来。这种思维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超越的思维,和谐的思维。而我认为,中国的古老文明为世界上和谐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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