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思考
春去冬来，花落花开，2005年又将过去了。在国际上，这一年依然过得很不平静。伊拉克战争还看不到尽头；“颜色革命”一度乱哄哄；7月，伦敦刚庆祝申奥成功就遭遇了爆炸；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似乎是绝处逢生，但步履缓慢；欧洲宪法草案在法国和荷兰遭拒；石油价格一度突破70美元大关；中国纺织品向美国和欧盟的出口一波三折；沙龙与阿巴斯2月握手，但巴以争端仍然难解；去年底的印度洋海啸、今年的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和巴印克什米尔的大地震，使人又以敬畏的眼光仰视大自然；11月巴黎郊区发生的骚乱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欧洲……
常言道，人应该越活越明白，2005年引起我们多少思考呢？
关于自由的思考
可以说，2005年是在宏扬自由的鼓角声中拉开序幕的。报幕员就是布什总统。他在1月20日发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大谈自由，把在全世界推广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定为国策。他说：“自由能否在我们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自由能否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是我们的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所在。”“……美国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而我们将充满自信地在自由事业中发挥这一影响力。”
布什在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心里是有一张蓝图的：先把伊拉克打下来，按照美国的模式在中东建立一个民主样板，然后向四周扩散，实现“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同时在中亚推进“颜色革命”，推翻一个又一个“暴政”，建立一个又一个亲美政权，大大压缩他心目中的对手的战略空间，从而实现“美国强权下的和平”。
宏论不可谓不动听，计划不可谓不美妙，但实现起来却是另一回事。且不说伊拉克，先看看“颜色革命”吧。
美国在中亚推动“自由”，是下了大本钱的。一方面大造舆论，把当政的人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支持反对派，又给钱又撑腰。他们利用非政府组织深入基层，影响选举。结果，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局在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之后起了变化。后来呢？既然“自由”已胜，预期的自由之花应该盛开了吧？不料，在吉尔吉斯斯坦，新政府成立三个月后又发生民众冲击政府大楼的事件，逼得代总统宣称：“我知道怎么用枪！”在乌克兰，总统与总理矛盾激化并解除了总理的职务，总统不得不亲自处理面包涨价的问题。曾经上街支持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一位60岁的乌克兰主妇说：“我们以为生活会改善，谁知橙色革命又是一个童话。”出乎美国意料的是，一些极端宗教分子乘机发展也危及美国的利益。
法国《外交世界》月刊10月号的文章认为，“尽管‘颜色革命’是在民主的旗号下进行的，但是，这类革命并不一定会导致民主化，也不一定会给公民带来更大的自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罗纳德·苏尼认为：“显然，这不是社会革命，而只是政治变动。”还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颜色革命’不过是华盛顿的一项战略的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的自由和民主是可以在另一个强国的意志下随意实现的吗？这个观点在美国也遭到很多人的批评，曾出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就说：“你大谈民主，再施加一些压力，民主就像变魔术一样自己来了，这种过分简单化的看法荒谬至极。”
在大谈自由的时候，有两句话值得我们牢记：一句写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里：“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另一句话是马克思说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规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
前一句话讲了自由与法制的关系，后一句话讲了自由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关于伊战与反恐的思考
伊拉克战争无疑是大家不能不关注的大事，也是布什总统的心头之痛。美军在伊拉克的死亡数字已超过2000人。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血淋淋的现实。读一读这些人留下的遗书，想想他们对父母、妻子、孩子的爱如何变成了家人的痛苦，怎能不激起对战争的憎恨？同样，被美军杀死的伊拉克人的家属又是什么感受？
据美国民意机构的统计，2003年3月伊战刚开始时，赞成打仗的占75%，反对的占22%；2004年2月，两者基本持平；到2005年10月，赞成的占32%，反对的占64%。今年6月，一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上校特德·韦斯特辛在巴格达自杀了。在遗书中他写道：“我不能支持一项导致腐败、侵犯人权和欺骗行为的使命。我被玷污了。我为荣誉而来，现在却觉得蒙羞受辱……宁可死去也不愿再蒙受屈辱。”
目前美国国内要求撤军的呼声很高，那位著名的“反战母亲”辛迪·希恩到布什的农场安营扎寨，后来又在白宫外被捕。8月13日，她在听说布什赞扬死亡的士兵“高尚”时，激情地问道：“我的儿子是为了什么高尚的事业而死的？”“如果这个事业是如此高尚，那么他（布什）为何不鼓励他两个女儿入伍？”
为了回答种种责难，布什总统11月30日到马里兰州的海军学院发表演说。从电视上看到，他健步走到讲台前，一副十分自信的神态，就伊战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侃侃而谈。讲完之后，却被民主党人和很多媒体评为“了无新意”，“既未对伊拉克情况提出切实评估，也未给伊拉克未来订出具体计划”。
想当初，无论是美国的盟友和朋友，还是美国自认为的对手，几乎异口同声地劝告美国不要打伊拉克战争，可是美国还是一定要打。为什么？“9·11”事件当然是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美国有一个宏伟的“帝国”计划。回顾以往的50多年，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曾把美国打痛，也使他冷静了一点儿。但是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瓦解，美国一些人的头脑又膨胀起来了。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一批精英，希望挟“冷战”胜利之势，一举席卷全球，对他们认为的“异类”，能压服的压服，压不服的就打服。不少高官和精英都讲过一句类似的话：“我们有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什么不用？”
于是，以“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和“强力推行民主”为三大特点的“布什主义”应运而生。“9·11”事件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绝好借口，在反恐的名义下看谁不顺眼就打谁。
从阿富汗战争算起，仗已经打了几年了，世界却没有按好战派的意图改变。美国著名的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0月11日发表的文章说：“布什主义没能坚持到布什的第二届任期，更不用说成为美国应对全球恐怖主义战略的一项长期内容了。”
事实证明，以反恐名义打的伊战，却反而把伊拉克变成了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在发生伦敦地铁爆炸惨案后不久，伦敦市长利文斯通公开说：“正是由于美英为石油利益干预中东，从而直接导致了伦敦惨剧的发生。”他当然马上受到了美英政界的斥责。
据法新社10月20日报道，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高级助手、退休上校劳伦斯·威尔克森在一个政策论坛上说：“我要说，我们在伊拉克、朝鲜和伊朗招来了灾难。”“更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将为之付出代价。”他说，“切尼—拉姆斯菲尔德阴谋小集团”深受企业界影响，而且切尼就是“军工集团”的一员。
英国《卫报》8月25日的文章把伊战比喻为动摇了大英帝国根基的布尔战争。现在确实是到了不仅仅思考伊拉克向何处去，而是思考美国向何处去的时候了。(www.xing528.com)
关于中美关系的思考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一些精英不断发出一种声音：当心，反恐是一时的，关注战略挑战者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告诫当权者不要陷于伊战而忘了最大的危险。
谁是最大的危险呢？中国！这批精英力图把中国放在敌人的位置上，从而再掀起一场类似当年对付苏联的“冷战”。“中国威胁论”一时甚嚣尘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罗伯特·卡普兰发表在《大西洋月刊》6月号上的文章，题目是《我们如何对付中国》。
该文的原文提要是：“中东只是一个小问题。美国与中国在太平洋上的军备竞赛将确定21世纪的性质。中国将成为一个比俄罗斯更难对付的敌人。”他的文章牵强附会，令人费解，例如他写道：“随着消费能力和军事能力的提升，加上拥有有史以来受过最好教育的农民，中国构成了对美国自由统治的一个主要传统威胁。”中国人生活水平是改善了一点儿，还远远赶不上美国人。中国的国防开支只是美国的一个零头，怎么就威胁美国了？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6月4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年度安全会议上，对中国外交官说：“由于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构成威胁，人们想要知道：为什么它要不断增加投入？为什么它要不断进行大规模军备采购？”
这真叫人哭笑不得，用我们的一句俗话来说，那叫“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听听美国学者沈大伟10月17日发表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怎么说：“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应该具备全方位的军事能力？……为什么中国就不能为一些军事突发事件做准备，以防它心目中的主权领土（台湾）宣布独立？……如果拉姆斯菲尔德是中国的国防部长，他会不这样做吗？”
英国《卫报》6月18日刊登日本爱知大学客座教授马丁·雅克的文章也说：“鉴于美国的巨额军事开支，拉姆斯菲尔德在抨击中国仍然十分有限的军事预算时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性。这体现了唯一超级大国的傲慢和妄自尊大。”
中国一再声明，我们谋求的是和平发展，我们的军事战略是防卫。现在不是中国在威胁美国，而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构筑了“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在中国的周围建立军事基地，美国的航母在中国的门口游弋……
至于说到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威胁”，相信的人就更少了。美国一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中国政府掌控汇率，导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因而对中国纺织品设限，还指责中国不保护知识产权，等等。不用否认，中美贸易是存在一些问题，但导致美国外贸和财政收支双赤字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内的问题，不是中国造成的。相反，中国低廉的商品对美国抑制通货膨胀大有好处。中国购买的大量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有利。中国便宜的劳动力成本增强了在华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在美国外贸逆差中，有大量进口商品是美国在华企业生产的，中国只不过挣了点儿手工钱。
对这些人的鼓噪，美国财经专家威廉·佩塞克批评说：“这是一种夹杂了嫉妒、恐惧与恨意的心态……它是很棒的政治操作，但却是很烂的经济学。”美国参议员格拉斯里也斥之为“不假思索的抽搐式的保护主义”。
令人宽慰的是，美国也有另一种声音，美国当政者并没有完全按那些鹰派的论调制定对华政策。
例如，美国《新闻周刊》8月15日一期的文章说：“中国的发展战略不同于日本。当年日本崛起时，采用的是一种掠夺性战略，将自己的产品和投资推向其他国家，而同时又紧紧地关闭自己的市场。中国的做法恰好相反。它向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市场。……对世界来说，中国的崛起既提供了巨大机遇，又构成了巨大挑战。华盛顿有些人——如拉姆斯菲尔德——似乎认为，这是冷战的再现，中国现在将充当苏联当年的角色。这种看法不仅是对现代中国的误解，也是对我们当今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误解。”
布什总统11月9日访华前夕对记者说：“中美关系非常重要，这是很复杂的关系。……我想告诉中国人民，你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的国家正在良好地发展，我们想和你们建立良好关系。”
人们现在普遍关注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现在我们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不仅仅考虑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打开大门的问题，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一员。”
对于这句话的含义，美国人在思考，中国人也在思考。
对东西方文明的哲学思考
世事纷繁，有喜有忧，更有一些悲惨的事在不时发生。对于自杀性爆炸，听多了似乎有点儿麻木，但深夜自忖，悚然难眠，觉得人类对此不应该麻木不仁。有时，人们应该抬起头来，摆脱一些具体事情，努力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对人类的命运、世界的前途作一点儿历史性的哲学思考。例如：东方和西方就注定要文明冲突吗？一方非要战胜另一方吗？
说到哲学，可能会觉得高深莫测，其实它时时处处就在我们身边。最近我读了正在我国外交学院进修的一位美国在读博士生写的一篇好文章。他叫布里奇特·福斯特。一天，他的办公室里飞进来一只鸽子，本着美国受到的教育“要求人们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他去追逐鸽子，希望逐出窗外。但他的中国同事都不动，还劝他别着急，鸽子会自己飞出去的。福斯特本着责任心，给大楼管理人员打电话，完了再来寻鸽子，却发现已经飞走了，那是因为有中国同事在窗口放了些面包屑，聪明的福斯特领悟到了“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觉得我们积极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它正面的意义，但有时这样的方式制造出的问题要多过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政府所谓的主动进攻以消灭恐怖主义的思维，使得中东的混乱局势进一步加剧。”
当然，“鸽子哲学”说不尽东西方文明的差别。在我看来，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聪明，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聪明，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聪明。如果有人一定要争个“谁比谁聪明”，非要对方服从自己，很可能话不投机，甚至拔拳相向；如果能够兼容并蓄，把大家的聪明融在一起，那就是世界的大幸。“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高境界。
当今世界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斗，一条路是和。斗则冤冤相报，恨上加恨，永无宁日；和则彼此理解，互相学习，渐臻和谐。中国人历来相信“和为贵”“和而不同”“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冤家宜解不宜结”。当然，如果有人存心欺负你，中国人的答复是“迎接你的有猎枪”。
现在颇受非议的伊朗新总统内贾德，9月14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先念了一首13世纪波斯诗人的诗：“所有的人类都来自同一躯体，最初都来自于共同的精髓，如果时光用痛苦折磨一条手臂，那么另一条手臂也无法安然休息。”说得多好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何苦煮豆燃豆箕！人类自相残杀的时间太长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和平、求发展、谋合作就是当今的民心。谁不想平平安安地过好日子？现在到了有条件息斗倡和的时候了。当然，在争取和平的道路上，现在处于强势的国家和民族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应该先采取主动行动。目前最大的障碍是走极端，无论哪方，一走极端，必生灾祸。中国古代《礼记·中庸》中说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是至理名言。“原则”与“神圣”固然庄严，但都大不过老百姓的福祉，以民为本，唯此为大。
200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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