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备忘录
2003年真是值得好好想想的一年。
当欢庆新世纪降临的五彩烟火还未散尽，2001年9月11日的浩劫令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震惊。10月7日，美国出兵阿富汗，对本·拉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发动进攻。
2002年，美国一直在酝酿攻打伊拉克。为此，布什总统6月1日向西点军校毕业生发表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思想。9月20日，公布了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先发制人”的理论根据和实施要则。
美国舆论认为，1947年初提出的杜鲁门主义和遏制政策，是冷战即将到来的标志；而2002年6月，则是全球进入反恐时代的新路标。于是，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不顾联合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反对，在“先发制人”的口号声中攻入伊拉克。美国的新战略开始经受历史的考验。
“先发制人”打得有点累
细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深切感到“9·11”对美国影响之深。它说：“过去的敌人需要庞大的军队和巨大的工业能力才能威胁美国。现在，由个人组成的隐蔽网络，只需不到一辆坦克的钱，就可以给我们的国土造成巨大的混乱和苦难。”所以，“为了遏制和防范我们对手的此类敌对行为，美国在必要时将先发制人”。
回想纽约世贸中心大厦烟腾楼塌的可怕情景，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这种“先发制人”新战略的形成逻辑。
然而，世人心存疑虑的是：你怎么能明确无误地确定恐怖行动已迫在眉睫？当伸出“先发制人”铁拳的时候，你能不能确保打个正着，而不会误击无辜？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还要不要维护？一句话：由谁来判断“先发制人”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中国人有“先礼后兵”的传统。毛泽东主席则说得很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种理念在当今世界是很通行的。所以，当“先发制人”论公之于众时，喝彩的少，怀疑的多。
于是，全世界的眼光集中到了伊拉克。美英联军从海陆空声势浩大地进攻巴格达时，几十亿的电视观众以十分复杂的心情看着炮火纷飞，坦克滚滚。
历史记载下了萨达姆的惨败，12月13日，他以十分屈辱的方式落入敌手。为萨达姆倒台惋惜的人，恐怕不多。但是，紧接着人们更关心两大问题：萨达姆与“基地”组织到底有没有关系？他到底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军占领伊拉克快半年了，回答依然是：现在还没找到。为此，美国和英国的情报官员吃了苦头，有的还自杀了。
人们当然要问：既然进攻之前没有可靠的证据，那么这种“先发制人”是合法的吗？
新的解释来了。美国官员说，尽管还没找到证据，但萨达姆是个暴君，为了推进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的民主，这一仗还是应该打的，打得值！
政治家的宏图大略是一回事，老百姓的心是另一回事。10月9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署名文章说：“随着驻伊美军死亡人数持续上升以及占领开支急剧增加，美国民众不仅对美国卷入伊拉克事务的支持减弱，而且对先发制人总战略的支持也下降……美国人似乎在问：‘我们承受得起布什主义吗？’”
虽然萨达姆的被俘令美国兵兴奋，但他们已心力交瘁。他们无奈地听伊拉克人高喊：“不要萨达姆，不要美国兵！”美国官员忽然又想到了联合国，希望它出来帮忙收拾残局。但伊拉克何时会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还是一个谜。
历史会记下：“先发制人”的第一次进攻竟是如此难遂美国心愿。不过，年近岁末，布什也听到一些好消息：伊朗同意签署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利比亚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战略家们认为伊拉克战争还是得了分。
恐怖主义需从根上治
恐怖主义实在是人类的大敌。那些为了各种“神圣”目的而滥杀无辜（包括人体炸弹自杀）的行为，是反人类的暴行，惨不忍睹，罪不容赦。
同时，我们更要负责任地思考，如何战胜恐怖主义？反恐战争打了一年多，负责反恐的美国高官内心很不是滋味。在公开场合他们都慷慨激昂，神采飞扬。但在内部，他们掩饰不住焦虑的心情。
直接领导这场战争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10月16日在一份内部的备忘录中问道：“我们是在赢得还是在失去全球反恐战争？”“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不是‘越努力工作，落后得越远’？”
境遇确实恼人。美军在伊拉克死亡人数已达数百人，战后遇袭身亡人数目前已超过了战时。明年打这场战争的军费将达860亿美元，在国会遭到了许多议员的诘问。虽然萨达姆抓到了，但本·拉登不明生死，基地组织还在四处活动。圣诞节前夕美国政府又提高了本土的警戒级别。不少美国人在问：是不是美国又被拖入了另一场越南战争？
反恐战争到底该怎么打？中国人有句老话：“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用武力打击恐怖主义当然必要，但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认识产生恐怖主义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美国学者哈克认为：“恐怖主义从来不是从真空中间产生的，而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激进反应，恐怖主义的泛滥正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反感和不满。”当然，这不包括那些受外国指使而从事分裂活动的恐怖分子。
亚洲受人尊敬的政治家、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10月14日以一位伊斯兰信徒的身份说：“我们唯一的反应是越来越愤怒。愤怒的人不能恰当思考，于是我们看见部分人作出非理性举动。他们发动袭击、任意杀人，包括穆斯林，借以发泄愤怒和不满。”
贫穷并不是愤怒的唯一原因。美国《新闻周刊》在“9·11”发生后不久，刊发了一篇题为《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文章，作者写道：“长期以来，阿拉伯世界一直感到被欧洲的殖民势力所出卖；他们对美国的幻灭主要源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当殖民地纷纷从西方手中取得独立时，一个主要由外国人构成的国家却在西方的支持下强加给这一地区：这就是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成立的看法。这种仇恨随着美国在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中支持以色列而逐渐加深。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铁腕统治把斗争变成了阿拉伯人的一项伟大事业——甚至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的伟大事业。”(www.xing528.com)
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恐怕还不止于此。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专家佐洛塔廖夫今年8月写道：“西方价值体系形成了走向死路的消费社会。在文化方面，思想性降低，商品货币关系一统天下，这使现代西方文化退化到粗俗的水平。西方价值体系形成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的生活方式，引起了他人的反感和脱离。”
看来，不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同时下手，仅仅依靠一场反恐战争——不管发动者多么强大、拥有多么先进的武器——都是不可能完全取胜的。
推进民主岂能一刀切
也许美国政治家会为自己辩解：是啊，我们也重视从根本上对付恐怖主义。布什总统5月1日飞抵“林肯”号航母，宣布结束在伊拉克的重大军事行动时说：“我们致力于阿富汗、伊拉克和一个和平的巴勒斯坦的自由。推进自由无疑是消除世界恐怖主义诱惑力的最佳战略……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关注点都是朝着同一方向的：我们是在为人类自由而斗争。”
按照美国的战略，先是剪除暴君，接着推进民主，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成为中东的榜样，于是，中东和平繁荣的新时代就会到来了。看一看伊拉克的今天就会知道，设想是美好的，可惜做起来很难。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体制是否随时随地天下通行？
美国人民是可爱的。当美国政治家畅谈把自由、民主带给全世界时，深深地拨动了他们的心弦，因为他们的祖先大多正是受此鼓舞而到美国寻梦的。他们觉得为此而对外干预是出于善心，是为了推广他们自己有幸已经获得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一些反恐行动。
但是，他们已经或正在看到：伊拉克是一个与美国多么不同的国家。且不说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仅仅要让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以及库尔德人能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商量，就很不容易。美国钟情的几个流亡政治家，想要把符合西方标准的方案推销给大家，实在难上加难。看看今天的阿富汗政府还在艰难地同地方势力和军阀周旋，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
当然，美国人民也不会看不到，伊拉克战争充满了石油的气味，军火商已经从战火中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战后重建合同的分配，已在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就算美国是一心推进民主吧，常人都懂这个道理：一帖药治不了百病。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适合不同国情的民主，要比强行推进某一种民主明智得多。
令人感兴趣的是，11月24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腾写的题为《中国的经验》的文章，他提醒美国政府不要迷信在伊拉克举行美国式的大选，不要以为一切问题都可以一选了之。为了寻找出路，他环顾全球，最后把目光投向中国。他劝当政者试试中国的道路，虽然他对中国的民主也不都满意。作为中国人读了此文有些感慨，其实中国的经验也不可能照搬到伊拉克。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在不断责难中国不民主的美国，也有美国学者承认中国的民主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同志牛仔何妨交朋友
近年来，我们听够了“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中国人似乎没有工夫去同这个论那个论论争，而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地谋发展。
最近美国报刊的调子又有些变化。有的记者写道：“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尤其是‘9·11’后，北京好运连连——加入世贸组织，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甚至把航天员送入太空。”
今年，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我们还战胜了非典。那是一段既令人揪心，又展现中华民族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团结奋斗、勇往直前气概的难忘岁月。
在国际舞台上，美国记者注意到，中国新领导人从巴厘岛到圣彼得堡，从华盛顿到亚的斯亚贝巴，“展示了新的外交风格，从而得到‘灵活’‘精妙’和‘细致入微’的评价”，“代表了北京温文尔雅的新姿态”。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2月6日刊登美国亚洲协会副主席罗伯特·拉特克的文章，他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形象。他写道，在亚洲，“简而言之，中国发出的信息是：‘我们是来帮忙的。’而美国的信息是：在反恐战争中‘不是跟着美国，就是反对美国’。哪一种是更有效的外交战略不难想象”。
其实，中国历来是喜欢多交朋友少结仇的国家。我们也愿意同美国交朋友。最近温家宝总理访美时，在白宫南草坪对布什总统说：“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拿出战略的眼光和战略的勇气，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布什在讲话中赞扬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同时又照例不忘提到人权、民主和自由。但他表示：“中国是个博大精深的伟大国家，美国期望与之合作。”
美国一直在为中国的民主“操心”。这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他们一方面表示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建设性关系”，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现行制度耿耿于怀，仿佛只有在中国“克隆”一个美国社会才舒服。
美国真是操心太多。如果真讲民主，你走你的路，也要允许我走我的路。你有长处我可以学习。你不要一听到“共产党”，一听到“社会主义”，就气恼得睡不着觉。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
目前，正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所说，中美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布什总统也说：“美国确实需要同中国建立清醒的、有建设性的关系。”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正在共同努力，美国也在“台独”问题上发出了迄今最清晰的警告。借用美国记者的一个比喻：来自东方的同志同西部牛仔是可以交朋友的。
如果中美是朋友，同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东盟各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墨西哥、非洲各国等都是好朋友，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英国《简氏外事报道》12月11日一期有篇文章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研讨会的晚宴上，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学会会长熊光楷将军同美国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将军一起唱了一首歌，歌名是《我们越经常在一起就会越快乐》。
真的，这首歌的名字真好，如果全世界都来唱，21世纪一定会充满快乐。
2003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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