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别20世纪：西方民主反思与世界政治现状

话别20世纪

再过1个月，我们就要同20世纪告别了。在这风云激荡的100年里，我们既看到惨烈的战祸，又看到蓬勃的建设；既看到翻天覆地的探索，又看到令人扼腕的重挫。在这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抚今追昔，许多话不由得涌上心头。

100年里，有许许多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值得后人回忆、怀念和品评。千头万绪，哪里是历史的主线呢？纷繁之中，《参考消息》报的两条短消息格外引人注目。一条是去年12月20日刊登在3版的电讯，英国的路透社评选千年伟人。第一名是发现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并列第二的是卡尔·马克思和印度的圣雄甘地。另一条是去年10月7日刊登在本报6版的消息，说英国广播公司举行了整整一个月的网上投票，评选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主持评选的是两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媒体，读了更令人感慨。

1989年东欧剧变，随后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及其理想共产主义，早已被西方一些人千百次地宣布“死亡”了。然而，10年之后，其学说的光芒依然明亮。西方学者承认这一点的人也不少。例如，本报1998年4月3日在头版刊登了美国事业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格拉斯曼写的文章，题目是《卡尔·马克思无形的手》。他写道：“在柏林墙被推倒9年之后，卡尔·马克思成了人们打趣、讽刺和表达怀旧情绪的对象。”然而，事实是“他的思想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我们竟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他的同事乔治·赖斯曼说，马克思理论仍然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纲领的理性基础”。

自从29岁的马克思和27岁的恩格斯在1848年写了《共产党宣言》以来，人类千百年来追求世界大同的空想变成了科学。“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可是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到了20世纪，这个幽灵竟然首先在列宁领导的苏联、而后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以及其他地方初步成了现实。这是人类首次尝试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伟大实践，并且取得了历史无法抹煞的伟大成就。

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而邓小平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片迷乱之中崛起，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

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和手段在变，越变越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在变。回顾20世纪的历程，资本主义一方面得益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不得不向它的对立面社会主义学习，采用“工人参与管理”、员工持股、社会福利制度等办法，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资本主义，还将走完它的历史途径。这是20世纪末世界社会政治的真实图景。

站在世纪末回顾往事，中国人最有理由感到自豪和激奋。1900年，义和团惨遭洋枪洋炮杀戮，八国联军在古都北京烧杀抢掠。2000年，在悉尼举行的奥运会上，那首在救亡图存的生死关头用热血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次次地在万众仰慕中响起。那28枚金牌，每一枚，都是对先烈的激动的祭告；每一枚，都是对未来的充满自信的宣言。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21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已不是梦。

世界尚不太平

20世纪最令人惨痛的记忆是两次世界大战。短短的20多年里，人类两次几乎在全球厮杀，生灵涂炭，文明遭劫。引起战争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威廉二世、希特勒、东条英机等顽凶的恶的本性。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分析最鞭辟入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9页）后进的德国，在冲到世界市场和殖民主义的“盛宴”上时，座位已经满了。它不能容忍英、俄、法等国的瓜分。在谈到民族纠纷时，列宁说：“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的民族因素，只有从属的意义，不能改变战争的总的帝国主义性质。”

与垄断资本寡头的愿望相反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吹响了“阿芙乐尔号”的惊世炮声，带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紧接着40多年的“冷战”。现在“冷战”结束了，世界人民渴求和平和发展，渴望过上安定的好日子。西方应该彻底抛弃“冷战”思维，树立与各国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然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还大有人在。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认为：“美国人需要一个敌对国，以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正在竞选总统的小布什也说：“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个世界很危险……当时是我们与他们对抗，而且‘他们’是谁也很清楚。现在，我们已经不那么肯定‘他们’是谁了，但我们知道他们依然存在。”冷战思维的背后是“一超独霸”，美国不喜欢多极化。

中国人喜欢朋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奇怪的是一些美国人非要树个敌人。“中国威胁论”就是他们制造出来的神话。美国下一年度的军费为3100亿美元，中国的军费仅是它的4.7%。美国在亚洲和其他地方有驻军，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怎么就威胁到它呢？

世纪末，西方炮制的一些理论值得警惕。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什么“人权无国界”，什么“人道主义干涉合法”，什么“联合国宪章过时了”等等。1999年，世界人民之所以忧心忡忡地看待北约用最先进的武器对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塞族与阿族的冲突进行干预，就因为它是一次实战试验。

即使是日常的贸易，也逃不开这种阴影。美国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乔治·罗斯今年8月著文说：“现在，疯狂商业化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以和平、民主、人权和全球进步等重要原则作为自己的伪装。”

今年9月19日，美国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随后克林顿总统发表讲话说：“我认为，美国伸出手比攥紧拳头对中国更有影响力。”衷心希望他伸出的是平等合作、友好和解的手，而不是怀有与攥紧拳头一样目的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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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经济领域时，心情亦喜亦忧。喜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缓和，生产力在大幅提高，从总量看，产品出现了过剩。忧的是，世界上还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缺衣少食。据统计，世界最富有的3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

现在，以美国为首的最发达国家，正在大力推行经济全球化。伴随着它的是经济信息化。“知识经济”和“新经济”等新名词，已传遍全球。

看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的便利和信息传递的快捷，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它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创造许多就业机会，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它大大有利于发达国家，而置不发达国家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穷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挣一点血汗钱。

人们都在谈论因特网的好处，但如果在美国买一台电脑需要花1个月的薪水，在孟加拉国则要花掉8年的收入。这就是所谓“数字鸿沟”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

然而，第三世界国家要避开全球化已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是团结起来，趋利避害，共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在经济领域中另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因素是科技。为了执新世纪经济发展之牛耳，大力加强科研已成为各国之共识。

1900年，普朗克提出“量子论”，吹响了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进军号；1900年，孟德尔遗传学说被确认，成为生物科学上划时代的一年。同年，兰德斯特纳发现了血型，拯救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到2000年，在量子论、相对论、基因论、信息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人类以前难以想象的飞跃发展。人类一直在探究生活的地球和苍穹。“仰观天地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现在，人类的观察范围已达100多亿光年之遥，又可以深入到原子核中去观察“夸克”等基本粒子。1990年，美国IBM公司阿尔马登研究中心的科学家，成功地把35个原子移动到各自的位置，构成了I、B、M三个字母。这三个字母加起来还没有3纳米长。从此，纳米——等于1米的十亿分之一——这个词在全世界热了起来，人们预言它会带来新的惊人的工业革命，所以有人说：“下一个大东西是小东西。”此外，今年，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绘就，又预示着生命科学的广阔前景。

人类并不是到了20世纪突然变得聪明了。牛顿说得好：“如果说我能比其他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现在的科学成就和物质条件已经建筑了比巨人还要巍峨的平台，可以预言，21世纪的科技发展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

科技的猛进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对社会变革起着巨大的影响。人们在欣喜的同时，也在担忧。有人形容说，科技就像一架以几何级数加速的喷气式飞机，风驰电掣，不知是飞向乐园，还是突然掉进深谷。人类在世纪之交，不得不深思科技伦理和精神文明的问题。活着为什么？什么是幸福？这些古老的命题今天更加突出地摆在人类的面前。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今年9月2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西方的价值体系作了反思。作者威廉·普法夫写道：“全球化的价值观完全是实利主义的。它的倡导者完全以积累财富为衡量进步的依据。经济行为和人类工作的最终目的，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定义，都被归结为回报投资者。也就是说，由此才能谈到其他方面的利益。这种自私的思想已经上升为经济原则。”

最宜和衷共行

曾经担任过数位美国总统顾问的杰里米·里夫金今年10月也对记者说：“每时每刻，我们的生活都可能成为金钱和商业的来源。这是一种挑战，是注定的。能这样生活下去吗？这是我们的美好梦想吗？”

科技的神速发展，使人类似乎不但可以“征服自然”，而且通过基因改造，第一次可以改变自己。一旦这些高科技手段完全被唯利是图或不负责任的人掌握，那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有钱人不但可以克隆自己，而且可以制造“超级婴儿”。这些“优等人种”将成为世界的主人，而穷人将永远沦为奴隶。这好像有点危言耸听，但人类在新世纪开始之时就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人类从几千年前就开始追求“理想国”“世界大同”。人类渴望和睦平等，共享富足。当然，人类也不可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只是生活在美好的理想中。道德观念，说到底，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可喜的是当今世界，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先进文化正在顽强地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呼吁重视传统道德和精神文明。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72岁的德国作家格拉斯说：“随着21世纪的来临，资本主义世界感兴趣的，只是以最快速度赚取大量金钱……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强迫他人追求我们自以为已经拥有的民主。事实上，就连我们德国的民主也岌岌可危，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支持我们教训亚洲和南美洲人应该走哪一条道路。”他思考的救世之道是：“倘若我们真的希望延续这个有灭绝之虞的星球，就让我们不要把‘爱’太理想化。让我们变得宽容——对别人包容，也对因我们贪爱方便而受害的大自然宽容。”

格拉斯主张的包容，很像中国哲学中的“和合”“和而不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都有其宝贵的内涵。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说：“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这是正义与理性的呼声，它必将长久地回荡在21世纪的时空，推动历史向人类期望的方向稳步前进。

2000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