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反思中国模式及全球影响

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言论及思考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影响深远。近几年关于“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的议论频频见诸报端和网络。对这些或贬或褒的言论加以分析，有利于我们增强信心和头脑清醒，同时也可以提醒我们少走弯路，谨慎前进。

我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清楚表明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我们的正式文件和重要讲话中，从来不用“中国模式”这个词。所以，“中国模式”只是国外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解读。由于立场和角度不同，这种解读是形形色色的，大体而论，可以分为“西方解读”和“非西方解读”两大类。前者充满着曲解和误解，但也有不少明智的人士讲了一些睿智的公道话；后者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找到自己快速发展的途径，充满着期待。

西方的解读

美国右翼的企业研究所2007年底出版的《美国人》双月刊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模式”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效仿自由经济政策的成功要素，通过使本国经济的很大部分对国内外的投资开放，又允许实现劳动方面的灵活性，减轻税收和监管方面的负担，并把私营部门和国家的开支相结合，从而创建一流的基础设施。第二部分就是允许执政党保持对政府、法院、军队、国内安全机构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动的牢牢控制。描述这一模式的一个较为简捷的方式是：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

上述观点可以说是西方对“中国模式”的典型描述。他们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但把这种发展归结为“政治压制”，甚至干脆说中国“专制”“独裁”。也有人说中国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和“一党资本主义”，并断言中国模式迟早是要崩溃的。这显然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标准，居高临下地对中国的蔑视，有几分敌意和不屑，也有几分不安甚至恐惧。

但是，西方也有另一些声音，不少出自资深的政治家和有影响的学者之口。例如，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2005年5月出版了一本题为《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的书，他在书中写道：“如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权在如何对待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指责中国人，那么，大多是因为对中国在三千年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缺乏知识和尊重。中国的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其政治文明也会进一步发展。谁只要大体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他就会明白：中国不需要任何监护。而我们的美国朋友尤其应当理解这点，对中国进行任何方式的‘监护’都是不现实的。”他还写道，他反对在德国实行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中国现行体制所保障的政治稳定是必要的，对中国人民及其邻国来说都是有益的”，“如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享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

基辛格在2005年5月与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说：“我总是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们，那就是让中国自主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说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顽固地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模式。一提到共产主义，他们头脑中便出现了根深蒂固的消极形象，而且从不允许这种形象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是我不能同意”。

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金融家沃尔芬森在回答记者关于民主与扶贫的关系时说：“有证据表明，透明度和民主也是有作用的。但是，也许这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果拥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有效的政府结构，就会有一个较好的结果。必须考虑到地方文化和历史。”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在取得资本主义天堂地位的同时未曾放弃共产主义信念，至少未放弃专制主义。中国的成功直接挑战了许多西方人视为至理的信条——他们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密不可分。”文章说：“许多西方公司管理人员承认，他们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利大于弊。”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2008年2月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模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应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非西方的解读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说：“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说：“中国的试验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受钦佩的。中国有自己的道路。”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2007年11月29日的一次集会上，向印度政要热情推荐温家宝总理约十天前在新加坡强调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一次演讲，同时说：“我真诚地祈祷并希望印度能维持良好的民主机制，但民主也有缺陷。……人们不珍惜时间，不管是处理政府公文还是商业申请。一会儿做这，一会儿做那，手续繁多——不珍惜时间，这是印度体制中一个让我很担心的毛病。”辛格总理还颇有感触地回忆他的一位受尊敬的英国老师50年前访华后说的一句话：“严格地讲，不能说哪一种制度一定比别一种制度好，社会主义不一定比资本主义好，反之亦然。好与不好取决于国家主要决策者的心态，也就是取决于政界人士、企业家和媒体巨头的心态，取决于工会的心态。”

路透社2006年11月27日的报道说：“中国有可能成为中东地区用来取代美国民主体制的试金石。”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4年5月26日的文章说：“这种在上层指导下逐步推行政治改革的观点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领导人的共鸣，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总是行之有效。”

西班牙《先锋报》2004年11月24日刊登署名文章驳斥了中国不要民主的论调，说：“实际上，中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所走的正是一条‘经典之路’。经典的发展模式是：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一旦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就进行政治的民主化。这曾是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道路。”

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2006年9月2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可谓背道而驰。”

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尼日利亚著名学者费米·阿科莫莱夫2006年6月发表文章说：“非洲可以从中国借鉴的经验就是：停止听信西方，就可以实现经济梦想。……那些虔诚听从IMF和世界银行建议的非洲经济体已被彻底摧毁，而由本国人自己管理的中国经济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往前冲。”

哥斯达黎加前副外长马里奥·费尔南德斯在2006年8月发表的题为《破解中国龙的秘密》的文章中说：“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新‘资本主义’，但仍然带有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同时没有削弱政府的参与力度。……中国的变化是渐进的，是建立在它日益强大的国力之上的，它的人民意识到劳动是何等重要，也知道如何高效工作。……在西方，竞相追求财富的超级资本主义大行其道，而在中国，政府的目标是满足所有社会层面的需求。中国追求的是天人合一。”

墨西哥《每日报》2005年7月31日的文章说，中国遭到西方的批评是“因为中国政府拒绝听从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模式推动者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指令。……中国之所以取得经济的成功正是因为它坚持根据自身情况、从自身利益出发、在适当的时机逐步地改变的发展模式。……国际社会可以不喜欢中国，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www.xing528.com)

几点启示

以上摘引的或贬或褒的言论，显然并非全对或全错，即使错的也好似镜子，可从不同角度看一看我们在外国人眼里的形象，从而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历史方位和前进的方向。以下几点启示或许大家已经熟识，但却非常重要：

1.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的现代化，外国的经验和教训都要吸取，外国的模式也应参考和借鉴，但决不可能照搬。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模式彼此也不尽相同。普世的理念是有的，如民主、自由、人权，但如何落实为一国的实践，要根据这个国家的经济、历史、文化、习俗和现实情况来采取行动。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美国一些人的思维哲学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即认为凡是同他不一样的都是异端邪说。不是白，就是黑。其中还掺杂着“上帝选民”的宗教迷思，总想去“拯救”别人，其实是控制别人。这种哲学观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中国人民不信这个邪。中国现在从事的伟大事业正是受欺负的世界人民期待的事业，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2.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纵观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大致分为渐变与革命两种生存状态。当某一地区或国家的老百姓苦得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就会革命。革命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其余的时间都是渐变的时期。如果要向好的方向变，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压倒一切的。社会上总有各种阶层和利益集团，如果让它们以任意无序的、激烈妄动的方式来拆求，社会便永无宁日，好的政策也无从落实。老百姓是希望过安宁生活的，复杂的国际环境更需我们头脑清楚。我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稳定，摆正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十分明智的决策，其他许多国家羡慕不已。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耐施德今年1月对记者说：“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了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

3.关键是领导核心

沙特阿拉伯《中东报》2005年6月5日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为自己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调动了一切可利用的资源。”确实，中国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最根本的原因是有一个既经过长期战争考验、又在振兴中华方面建立了丰功伟绩、从而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中国共产党。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里中共犯过许多错误，老百姓在“文化大革命”后曾出现过短暂的“信仰危机”，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和人民生活的显著提高，又使党享有崇高威望。由此想到，外国想学“中国模式”很不易，关键要看能否形成一个坚强公正、受人民拥护、与时倶进的领导核心。

4.发展经济是头等大事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既讲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又讲出了人民的心声。凡是经济搞不好的国家，社会也安定不了。西方舆论也看到了这一点，但却曲解为这样一种表述：“为了保持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要确保稳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作为回报，中国人民允许中共作为一个专制主义政权实行统治。党的权力的这一经济基础使之获得了一种超越国境的、声名远扬的信誉。”

5.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本主义民主

美国现在拿“民主”当作图腾来肆意干涉别国的内政，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碰了钉子。用“颜色革命”的办法搞的“民主”，也大大出乎美国的意料，成了一个个新的麻烦。发展中国家能“克隆”美国民主而取得成功的例子一个也找不出来。即使在美国，议会民主的种种弊病也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思考：这种民主真的是最好的吗？历史地看，美国的民主相对于封建国王的统治，当然是个很大的进步，其中不乏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但是，如果把“民主”作为称霸世界的借口，必然遭到世界人民的责难和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既讲民主，又讲集中。既要畅所欲言，又要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有效的政策。民主不是讲个不休，民主更需要行动。民主不是政客谋私利的工具，也不是利益集团逐利的平台。民主的功效要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秩序的公正之上。我国的民主体制确实还不完善，还在成长之中，但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迅速变化、社会矛盾多发的转型时期，我国民主建设目前不宜采取扩大竞争性的路子，以免加剧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德国《新德意志报》2008年2月7日的文章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孔子的公共伦理’，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此论并不完全准确，但说明西方也有人开始客观地观察中国的民主建设。

6.坚持“摸着石头过河”

渐进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色。“北京共识”这一概念的提出者美国著名学者乔舒亚·雷默写道：“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我们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一切都得小心翼翼。摸着石头就是摸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切忌头脑发热。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往来循环，永不休止，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唯一途径。

7.初战告捷路途很长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只能说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战告捷，今后的路途很长，也更加艰难。西方舆论给我们罗列了一大堆难题：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环境严重污染、福利保障低下、劳动力趋紧、科技创新环境不佳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这些问题确实程度不同地存在，但难不倒我们。总的来说，中国在初步解决了温饱、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现在已进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集中体现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之上。我们要把改革从主要在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国人似乎都成了“政治人”，现在，中国人又似乎都成为“经济人”，今后，应逐步教育培养成为真正懂政治、懂经济又有道德修养的“自觉的人”。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程，也正是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

8.只树榜样和谐相处

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西方的不安，甚至恐慌。具有冷战思维的人顽固地认为新兴大国与原来的霸权国家“必有一战”。但现在更多的人在思考如何“容纳”中国。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今年初召开的研讨会上，美国学者认为：目前面临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如何把崛起的中国“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主张给中国更多的发言权，同时承担更多的责任。其实，中国已经明确了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愿意尊重和遵守现有的国际体系（没有这样的国际体系，就丧失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与发达国家共商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长远目标是建立和谐世界。冷战思维的特点是“谁战胜谁”，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思维是“共赢”和“共同发展”。我们不能低估冷战思维的危害，应该保持警惕。但我们应该相信世界人民，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互相尊重、增进互信、平等协商、共谋发展是我们应采取的基本态度。

中国有能力、有志气为世界树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榜样，但决不要别国模仿这个榜样，也不去主动推广这个模式，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各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将会有许多模式，决不能照搬。前途是光明的，时间在我们一边。

2008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