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洞悉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北京共识

有关“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议论引起的思考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喧闹了一段时间之后，近年来国外有关“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议论多了起来。这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在朋友、伙伴和反对者中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深入思考这些议论有利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稳步前进。

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致的定义。它是许多外国人赞赏中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而用的一种表述。也有人称之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

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李光耀认为，中国人一直在朝着自由市场发展，但是具有中国的特色。“只要不危及或破坏社会秩序以及他们对社会的控制，他们就愿意尝试。”

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最近说：“中国的成功试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中国有时似乎还相信西方的宣传，并将其成功归功于西方的方式。但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道路，值得研究。”

英国国际开发事务大臣希拉里·本说，中国正处在变迁过程中。它将沿着适合中国的道路向前发展。“中国证明了在适当的条件下采取适当的政策就能够取得成就。”

墨西哥《每日报》最近刊登戴维·马克斯·阿亚拉的文章，分析中国取得成就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只是简单地依照自身的情况，理智地制定社会经济政策。……国家并不是纸老虎。社会主义经济向开放的、高效的多种形式经济过渡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国有公共企业就应该消失，也不意味着不再需要政府的指导、管理以及再分配的作用。”

法新社驻京记者彼得·哈姆森写道：“在中国领导层中，很少有人或根本无人赞赏俄罗斯模式，即在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当中推动政治改革。此外，中国民众对俄罗斯模式的态度可能也是如此。”

波士顿大学中国问题学者约瑟夫·费史密斯说：“俄罗斯在建立民主政府方面遭遇的失败可能是影响当前中国国内舆论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国，没有人希望中国从一个强大的国家跌落成一个四分五裂、衰弱不堪的国家。”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最近刊登日内瓦现代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维为博士的文章说，将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历程描述为“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才更为准确。这种模式“即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与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地进行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

雷默概括的“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这个提法是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他1996年加入美国《时代》杂志负责国际报道。他曾担任过CNN电视台国际问题分析家。他还是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目前他兼任清华大学教授。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5月11日发表了他的一份长篇研究报告，题目就是《北京共识》。

这样一位西方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写了这样一份报告，当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记者采访他写作动机时，他说他是看到“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而有感而发，同时中国的成就也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认为具有世界意义。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1990年针对拉美严重的债务问题而提出的对策。他强调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特别强调资本的自由流动，它要求解除管制、向直接投资完全开放和放开汇率与利率。这种似乎是不谙世事的教授从教科书上抄的“药方”，害苦了拉美一些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后来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国也深受其害。而没有理会“华盛顿共识”的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经济发展比较快。雷默尤其赞赏中国，所以首次提出“北京共识”来概括他对中国的认识。

雷默说：“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

那么，他所说的“北京共识”是什么呢？雷默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有空想，它是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邓小平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经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

在研究报告中，他还把“北京共识”归纳为三个定理。第一个定理是创新，利用创新来减少改革中的摩擦。第二个定理是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稳定发展的环境。第三个定理是强调自主。他认为，中国强调自主自决，但是避免冲突，有效地处理局势，让结果必然对中国有利，体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中国发展不对称的军事战略优势，目的也在于避免冲突。雷默写道：“我们要把中国不平衡的战略和军事努力，看作以获得避免冲突的力量为目的——这非常关键。”

“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引起的思考(www.xing528.com)

1.充满自信，不卑不亢，不骄不躁

目前“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在国外仍有市场，并未消失。有关“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议论，从某些方面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在世界上引起的积极评价。当前我们更有必要同时防止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的两种消极倾向，继续自信地、谨慎地“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现在正走在河中某处，前面的改革道路更艰难。雷默说：“中国的弱点是它的未来。”对此他没有详谈，但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思。

2.创新、稳定、自主、渐进的做法受到肯定

国外把中国的改革描述为“创新主导的增长模式”。雷默认为：“中国的增长存在崩溃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中国增长迄今为止的一个经验是：创新和技术可以驱使某些领域发生超高速变化，从而使国家高速运转，以消除改革造成的问题。”他说，以革新为主导的生产率的提高维持了经济增长，抵消了危险的内部失衡。

关于稳定，现在国外普遍肯定、赞赏甚至羡慕中国稳定的政治局面。心怀叵测的人也显得无可奈何，暗中使坏的当然也有。这些更提醒我们要十分珍惜并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也就是雷默所说的“这个国家始终挥之不去的稳定情结”。

关于自主，这也是许多国家钦佩和尊重中国的主要原因。许多国家赞赏和感谢中国“所有国家生来平等，无论大小”的主张。

关于渐进，“摸着石头过河”既与一刀切的“华盛顿共识”划清界线，又与“休克疗法”绝缘。根据国情，一步步脚踏实地地改革，已成了许多国家的共识。

3.坚持中国特色

普遍认为，坚持中国特色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主要秘诀。“华盛顿共识”不适合中国，苏联、俄罗斯那一套也“像刀叉一样”不适合中国。雷默说：“中国不想照搬世界其他地方的东西。……中国的发展有某种骄傲的内部力量，有助于保持国家的信心。”

4.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李光耀在分析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港台地区的情况时说：“如果没有浓厚的儒教文化，没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团结，没有艰苦努力的意愿，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不会取得成功。文化有助于产生持续努力所需要的持久性和耐力。”

雷默在谈到中国文化具有根深蒂固、无可动摇的影响力时说：“想想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如何挺过过去的150年，就会承认情况的确如此了。”如何继承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宏扬先进文化，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是一项艰巨而又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5.增强软实力，用“道义政治”应对“强权政治”

美国正高举“人权”大旗，依靠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强制推行西方民主政体和价值观，甚至不惜“先发制人”。这种“强权政治”正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反感和抵制。与此同时，雷默认为“眼下，在世界某些地方，中国是比美国更受敬仰的道德典范”。如果美国对南北鸿沟、环境恶化、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等世界顽症拿不出解决办法，“那只会加快（发展中国家）对北京共识的接受”。有专家提出中国可以用“道义政治”来应对（不是对抗）“强权政治”。中国已宣布不当头，不称霸，不想同美国争夺霸主地位。中国用自己务实改革、强国富民、以人为本、与人为善的内外政策，在国内增强凝聚力，在国外感召各国人民。在客观上，中国会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具有越来越强大的软实力。雷默认为“与其他许多大国的良好关系将使美国难以把中国当作敌人，也将使中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以便阻止冲突的发生”。

6.不对称军事战略优势必不可少

美国“西化”和“分化”中国的图谋没有改变，保持一定的军事实力对中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雷默认为：“一个拥有一批杰出的工程师和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中国），在不对称战争中将具有巨大优势。”“如果发生大规模交火，中国将重新采用毛泽东时代的老办法，在新的‘作战空间’发动人民战争。”

最近，在里根总统去世之际，西方回忆当年是如何整垮苏联的。一是美国保持强大军事威慑力量；二是利用各种形式的宣传搞乱苏联的民心，尤其是领导人的意志；三是暗中扶植民主派；四是用虚假情报诱使苏联同美国展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消耗大量财力，以致经济崩溃。这些教训，值得我们警惕。

总之，环顾全球，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期。一方面，具有超强实力的美国，仍是无与匹敌的主宰力量；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热切希望找到一条通向富裕、和平、公正的道路。它们尝试过美国提供的方式而没有成功。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对中国有很大的期待。但是，中国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中国的实力还不够强大。中国无力也无意主动去推广“中国模式”，但中国真心诚意地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同时向别人学习。这是与人与己都有利的事情，这也是我们道义上的责任。也许，在这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和政治新秩序会渐渐露出曙光。

2004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