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形势的哲学视角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一场（金融）危机，两场战争”而陷于困顿。11年前因为柏林墙倒塌而十分张狂的新保守主义者，现在大都已退出中心舞台。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正在收拾这个烂摊子，常常显得不知所措。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一些国家被视为“新兴大国”，正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历史证明，在苏联瓦解、东欧剧变之后，世界并没有按照西方的意志演变，相反呈现出多极化、多元化的明显倾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今后又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现在确实到了应该静下心来好好从整体上回顾思考的时候了。当然，这种思考只能从实际出发，笔者试对我们大家似乎耳熟能详、见怪不怪的一些言行作一些哲学思考，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历史终结论”不符合辩证法
正当西方为柏林墙倒塌而兴高采烈的时候，约翰逊·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很快推出了他的著名的“历史终结论”，断言冷战的结束开启了西方民主永久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历史已经终结，意识形态间的斗争结束了，市场民主主义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所有国家都会在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单一制度标准下达成一致。
真的吗？就在那个似乎黑云压城的时候，邓小平对美国客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他坚持中国走自己的道路。现在，近20年过去了，历史不但没有终结，反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演变过程。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判了一种观点，说：“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会因为某些人钟爱某一种形态而停下来不再发展了，这种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无论是黑格尔讲的辩证法，还是马克思讲的辩证法，都反对静止不变的观点。肯定某一事物的同时包含对它否定的理解，马克思说：“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是个好东西。《共产党宣言》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宣言，但作者说，资本主义仿佛有“法术”一般，“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却“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一场场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告诉人们，资本主义虽然现在还不是“死到临头”，却已是重病缠身。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现在回过头来看，福山一类的人确实高兴得太早了，太忘乎所以了。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尼尔·弗格森2008年9月21日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记载了这一段“狂妄史”：“十年前，美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竞争——看看谁更目中无人。新保守派人士说，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要抓紧了，要么接受美国的政治道路，要么等着被美国轰炸而进入民主时代。新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也同样自鸣得意，他们说，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要抓紧了，要么接受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要么等着被卖空。一批人谴责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失败，另一批人则对亚洲‘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大加蔑视。”
这确实是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一段历史。俄罗斯被迫经受“休克疗法”；金融大鳄洗劫亚洲国家后又对亚洲的观念和体制大加嘲讽；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在反恐声中打响……十多年过去了，结果，被誉为最佳样板的美国至今还在金融危机和战争泥淖中挣扎。
福山本人后来也承认“历史终结论”有问题，但他只是恨领导美国的人不争气。2010年6月27日他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文承认：“美国陷入相对衰退的征兆非常明显。”他对国内两党的争斗忧心忡忡，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分化严重”。还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搞活其政治制度。”看来，连福山也承认美国的制度并不是完美的了。
二、“非白即黑论”抹煞个性无视时空
与“历史终结论”相伴而生的是“非白即黑论”。这些傲慢的人认为：既然我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是最好的，你要么听命于我，变得同我一样；要么反对我，做我的敌人。在他们看来，自己掌握着世间唯一的真理，凡与它不同的即异端邪说，即非我族类，即不共戴天的敌人。这种思维，与其说是哲理，不如说是宗教，而且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狂热。他们不懂共性与个性，也不懂时空变化。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年年都被他们骂为“独裁”“专制”“没有人权”“没有民主”……人们不禁要问：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可以坐在法官席上随心所欲地对别人宣判？
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同一种东西，因为时空不同，就会变得不同。比如古代的猿猴同今天的猿猴不一样；同是今天的猿猴，因为生活在热带、寒带、平地、高山而各不相同。要说“普世价值”“人人要吃饭”恐怕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最必不可少的“价值”了。它比“人人平等”还要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饭吃，生存不了，还奢谈什么平等呢？今天，有有饭吃的人，也有没饭吃或吃不饱的人；在有饭吃的人中，有人用刀叉吃面包，有人用筷子吃米饭，有人用手抓面饼吃……如果白人忽然下命令：一律用刀叉吃面包，否则就是野蛮！一定会闹出乱子来。
美国人用暴力推行“大中东和平”计划，就闹出了这样的大乱子。按他们的设想：先把独裁者萨达姆打倒，然后“一人一票”选出一个美国式的“民主”政府，然后再推广到整个中东，美国就完完全全控制了这个盛产石油的战略要地了。结果怎么样呢？萨达姆是打倒了，形式上有个“民主”政府了，美国人却待不住，不得不赶紧脱身，结果把伊拉克留给了西方形容的“一群恶狼”，老百姓只能惶惶终日地苦熬岁月。现在一部分美国人才刚刚明白：原来要在中东、非洲、中亚等以种族、部落为社会基本结构的地方推行西方民主竟如此之难。
阿富汗的情况也是如此。阿富汗人真是不幸，先是苏联在80年代初出兵，要强制实行“社会主义”，失败了。2002年美国出兵，要强制实行“资本主义”，也失败了。入侵者可以走开，但老百姓还要吃多少苦？以救世主自居的人，强行把自己认为最佳的东西塞给别人，如果你不肯要就是敌人。这种居高临下的主子心态害了多少人？还要害多少人？
各国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做主。各国的民主应由自己在自己的土壤上培育成长。学习和借鉴是必要的，但不能强制。还是费孝通先生说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才是避免冲突、谋求和谐的正道。
三、“非敌非友”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非黑即白”“非友即敌”是美国以新保守主义为代表的右翼极端主义者的思维，现在虽然阴魂不消，但已不大吃香。奥巴马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讲话时不得不承认“美国曾有过一些傲慢、狂妄，甚至可笑的时候”。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09年4月16日的文章《奥巴马主义》中说：“奥巴马主义承认美国是一个建立在高尚原则上的强国，但却并不完美，希望通过这一点重新获得世界的同情。”
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如何定位中国，曾是他的一道难题。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不是敌人，但也不是朋友。是什么呢？他想了想说：“复杂。”美国2010年8月16日发表的《与中国有关的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原称《中国军力报告》）中引用奥巴马总统的话说：“美中两国关系的确存在分歧和困难，但两国并非天生的对手。”但美国内心里认为同中国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涉及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澳大利亚人报》网站2010年8月20日发表瑞士IMD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让-皮埃尔·莱曼的一篇文章《当我们进入中国时代》，文章说：“它（中国）是友？是敌？还是视具体问题，亦敌亦友？在哪些问题上是友？在哪些问题上是敌？譬如，在中美如何解决21世纪能源的问题上会怎样？”
现在不仅中美关系，中国同其他许多国家的关系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一种“非敌非友”“似敌似友”的状态。即使是朋友，矛盾也很多。这是事物在演变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充满不确定性、模糊性和有时会有突发性的状态。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看来，世界向何处去？矛盾如何发展和演变，不仅取决于矛盾的性质，而且取决于如何应对、处理这些矛盾。
在冷战期间，双方壁垒森严，敌我分明。冷战结束后，原来的冷战和热战的战场已变成了全球化的大市场。生意场上，双方既可以是朋友，也可能是对手，甚至是敌人。这是现在“非敌非友”“似敌似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面临的课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不能把利润最大化当成唯一目的，应该如何处置？另外，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随着国力的消长在各国之间总有矛盾，甚至争吵。尤其是领土、领海之争，在“全民外交”的时代，各国当政者都很难做出互谅互让的决断。而没有互谅互让，任何协议都难达成。
再说中美关系。美国热衷于中国的大市场，并且想借用中国的力量来按照美国的意图解决世界上的一些难题，所以美国至少在公开场合不把中国称为敌人。但是，美国在冷战后需要一个敌人。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2010年7月13日发表题为《中国展现出要影响全球的新意向》的文章中说：“自19世纪的‘黄祸恐怖’以来，西方很长时间都把中国当成是要来的‘狼’。而最近对中国的恐惧，反映出欧美在面对中国的竞争时，对他们维持现行生活标准的能力缺乏自信。新保守主义还加剧了这一焦虑，因为要动员公众支持美国的国防开支和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影响力，就需要一个敌人。”但是美国也有另一种声音。基辛格2010年9月14日在德国《商报》发表题为《结束对抗》的文章中说：“对今后几代人来说，相当大的挑战之一是使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美国人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一致。美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和信念，中国亦然。我们必须学会一起肩并肩地继续发展。”(www.xing528.com)
以提出“软实力”概念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现在中美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平衡。他在2010年7月14日的《南华早报》网站上谈到中国持有美国巨额国债时写道：“相互依赖创造了一种与冷战类似的‘金融恐怖平衡’。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从未彼此使用核武器摧毁对方。”他还写道：“中美双方都不急于打破两国相互依赖，从而容易互相影响的对称局面……为全球经济着想，我们希望双方都别判断失误。”
对冷战后的世界做出自己解读的还有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他的“文明冲突论”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他认为西方的力量相对衰弱；伊斯兰文明正处于人口大爆炸之中；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文明正在崛起，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荷兰前议员阿·哈·阿里2010年8月18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西方普遍的自命不凡正日益将西方文明带到与其他文明的冲突之中，尤其严重的是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冲突。因此，西方文明的生存要依靠美国、欧洲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重新定义它们共同的文明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团结起来抵抗非西方文明的挑战。”
其实，除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外，现在几大文明之间并没有战争。“9·11”不能代表整个穆斯林文明。只要把阿里先生上述话中改动几个字，就能给世界带来希望。首先是西方不要“自命不凡”；其次是不必“抵抗”挑战，而是互相尊重和学习。
“文明冲突”这个概念是有点说不通。如果真是文明，就不大会冲突起来，只有不文明才会引起冲突。东西方的价值观确实不同，但互通之处也很多。如果东方尊重和学习西方民主，西方也尊重和学习东方已有的和正在成长、完善的民主，就不会成为敌人了。
总之，“非敌非友”是当今必须正视的现实，但它不是恒定的，正在变化。世界正处在一种孕育着变革而又不大清晰、不大确定的渐变过程之中。对抗性、竞争性和合作性同时存在，各方有合作的意愿而又充满猜忌和恐惧。可以说这个世界已经到了十字路口，既可能走向和平繁荣，又可能互相摧毁，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每个有责任感的人都要做出严肃的选择。现在不但需要理性和良知，还需要政治智慧。
四、应从动态中去认识“姓社姓资”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姓社姓资”曾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大问题。邓小平告诫我们不要争论，并提出“三个有利于”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今天回过头来看，很多问题都在我们尝试和创新中不知不觉地解决了，或部分解决了，用不着多争论了，当然还有新的问题冒出来。
冷战结束后，世界也面临“姓社姓资”这样的问题。看来，与其花力气去争论，不如各国都去努力解决本国面临的问题，比如发展经济、减少失业、改善福利制度、保障社会公正、应对环境恶化、提高教育水平等。普通老百姓首先关心的是实际的利益，不大关心也不大懂得这些利益后面是什么“主义”在支撑。
“姓社姓资”这种思维方法是有问题的。姓张和姓约翰的人的孩子肯定姓张和姓约翰，这毫无疑问。但现在，世界上并没有大家公认的“正宗标准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在很有成绩，但仍在探索之中，不可能照搬到别国。没有标准用什么来判断谁是谁不是呢？
现在世界上大致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正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另一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面临经济和政治危机后，正在摸索如何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前提下缓和阶级矛盾、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据民意测验，现在美国人民不大信任政府，但是爱国，对前途颇为茫然。我们只有从动态中去认识这两种探索，现在还看不大清楚。所以我们不要贸然下判断某些做法是姓资还是姓社，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性。
恩格斯生前坦承自己对将来如何具体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无所知，但他设想：“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页）这是恩格斯在1882年讲的话，他没有讲欧美国家到底如何改造，也没有看到此后百多年的情况，但他的设想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要实现社会主义，不能只有无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恩格斯在1874年谈到如何消灭阶级差别时说：“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由于西方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妖魔化了，所以他们不但把中国等国家看成“专制”和“没有人权”；而且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改良之举，也说成是“社会主义”。据日本《朝日新闻》2010年7月14日报道，民意调查显示，52%的美国民众认为“奥巴马政府倾向于实行社会主义”。罗斯福、杜鲁门和奥巴马都因尝试推行医疗改革而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美国右翼认为北欧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也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由此我们可以认识两点：第一，“社会主义”一词在不同的头脑中有不同的含义；第二，凡是约束一下富人的收入而普惠一般民众的，都有社会主义的味道。我们还可以从中知道，当今世界，无论谁执政，如果漠视大众的利益而只为一小批利益集团服务，他的位置是坐不稳的。广大人民的愿望正在默默地、有力地推动世界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是不可阻挡的。我觉得，现在世界上存在“说的社会主义”和“做的社会主义”，要紧的是做。
日本共产党前主席不破哲三2009年4月19日到25日访华，在研讨会上就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表达了两个看法，一是美国、日本、欧洲都在采取自我调节措施，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仍需深入研究。二是在新的形势下，如果在争取人民方面多做工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不是没有可能的。（《当代世界》杂志2009年5月号）他还在2009年9月出版的新著《激荡的世界将走向何方？》中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将长期共存于21世纪，乃至22世纪。（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15日）作为一辈子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而富有学养的日共领导人，他的意见值得重视。
两种制度的共存不会是互不往来的，必然会有矛盾、冲突、激荡和互相借鉴与融合。如果不发生大的战争，世界是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还是和平演变成社会主义？当然是后者的可能性大，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急躁不得。能不能说：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只要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公正；只要有利于各国和谐相处、生态平衡和世界和平，就是在朝社会主义方向一步步迈进？
五、世界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进
中国人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尽吃粗粮。生活好了，大家只吃细粮，面粉越白越好。现在，大家又吃粗粮了，知道吃了对身体好。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粗粮”，而是“绿色食品”“健康食品”了。这是一个经历了“正—反—合”过程的“否定之否定”的小例子。
小至一个人，大至国家和世界，都在不停地经历着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只是我们常常缺乏这种自觉而已。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2008年写了一篇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文章，他说：“我在该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过程，只有不断地对一些新矛盾进行新的反正，才能在更高层次上转向新的综合。”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将市场视作洪水猛兽，我是比较早地倡导市场取向改革的；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面对市场体系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则更加关注市场缺陷，坚持合理而有效的政府干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9日）
中国是这样，西方世界也是这样。我不妨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在1929年大萧条的情况下，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华尔街的金融投机业务，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也就是商业银行不能同时是金融证券的投资银行，以降低风险。但是，到了1999年，美国国会投票完全废除了这个法案，允许美国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混业经营，实行全能银行模式。华尔街自由了，投机发财盛行了，但危机接踵而至。不到10年，金融危机就重创了美国。于是马上补救，2010年7月15日，在奥巴马的大力推动下，《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保护法案》以60票赞成、39票反对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尽管对这个法案有许多评论，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但总的来说是向1933年的法案回归，但又不是完全回归。
第二个例子是1929年后凯恩斯理论大行其道，成为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但到了1970年前后，被誉为西方“光荣30年”（指1945年以后的大发展、大繁荣的30年）的好日子到头了，出现了“滞胀”，也就是经济停滞、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凯恩斯主义失去了活力。于是，“新自由主义”开始成为主流，撒切尔和里根把这种理论化为政策，大大放松政府监管、给大企业减税、实行私有化、减少福利……在一段时间里果然有效。但到了后来，人们发现只有极少数人发大财，尤其是金融高管，而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劳动者实际工资下降，福利制度弊病丛生。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了。一直高叫“不要政府”的美国，不得不由政府来拯救华尔街，政策带有浓厚的凯恩斯色彩，有人叫它“新凯恩斯主义”。
第三个例子涉及经济伦理。亚当·斯密不但写了《国富论》，又写了《道德情操论》，他深知市场是有益的，又是冷酷的，“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是和公众利益不同”。所以强调一国当政者要公正平等对待各阶级的人们。（转引自2010年6月14日《社会科学报》赵修义的文章《不要再回避生产关系了》）亚当·斯密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告诉人们，资本家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顾不上道德。2007年的金融危机后，一批经济学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道德资本主义”。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主张“自主治理”的社会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更有意思的是，哈佛大学商学院2010年7月选出的新院长尼廷·诺里亚，也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研究领导力和道德规范的学者。这种风气之变，不是说明西方经济学界又想起了《道德情操论》吗？至于能变到什么程度，还不好说。
2010年7月10日法国《费加罗报》刊登记者采访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的一篇文章。罗卡尔说：“事实上，资本主义非常有效且极其残酷，在1820年至1850年，伴随着工业革命，人们每年工作4000小时，相当于包括周六在内每天工作17个小时，没有带薪休假，也没有养老金。资本主义诞生于社会暴力：罢工、骚乱、镇压……后来，年工作时间已从1850年的4000小时，减少到1900年的3000小时，1935年的2000小时，如今则降到不足1550小时。”他还称赞福特汽车厂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带头加薪。福特说：“我付给我的雇员工资，以便他们购买我的汽车。”在他的带动下，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在15年里涨了两倍。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从血汗工厂到“光荣30年”再到现在陷入困顿而苦觅出路，不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吗？前景如何，且拭目以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是一个还没有走完的“否定之否定”的很长很长的过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结尾时引用了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说到了走完了这个过程的那个时候，“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201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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