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个问题的思考
近两年来世界变化的步子加快。这个世界不大太平,同时又很有希望,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美国向何处去?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得承认它的一举一动都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据2007年6月盖洛普公司在美国国内的调查,在回答“总体而言,你对美国当前的情况满意不满意”时,只有24%的美国人满意,74%的人不满意。美国怎么了?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写了一本书,题目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从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兴衰消长中来解释这个问题。他说:“美国现代史上有两个弧。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不平等到相对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之弧,从极端的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
这话什么意思呢?他认为,美国在20世纪初是很不平等的社会,一些人在自由市场上发大财,另一些人生活艰难,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1929年经济危机突然爆发,大萧条随之而至,国家陷入混乱。出来收拾残局并在历史上留下英名的是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被称为“新政”的政策主要是政府干预市场,向富人收税,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同时也鼓励企业家在公平的基础上竞争。罗斯福之后的杜鲁门也继续推行这样的政策。后来虽然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执政,但也不敢触动福利政策。克鲁格曼认为此时达到了美国平等与合作的最佳时期。
但是,一些利益集团不甘心自己的部分利润被收走。一个有名的保守主义者叫格鲁夫·诺奎斯特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他要把美国带回到“社会主义者夺权,即罗斯福上台前的美国。所得税、遗产税、管制,这一切统统取消”。在他们眼里,罗斯福已经至少是亲社会主义了。这股政治势力越来越大,在众多基金会的资助下办研究所,出杂志,写专栏,发行图书,逐渐控制了舆论。到上世纪70年代,那些执意要将“新政”成果逆转的右翼激进分子接管了共和党,推出里根当总统。他实行的是给富人减税、减少福利、推行私有化、实行放开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苏联的瓦解也被说成是他的功劳。从此,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要用他们的价值观来随心所欲地改造世界了。而“9·11”给了他们最好的借口,反恐战打响了,似乎等待他们的只有鲜花和掌声了。谁知,天不遂人愿,美国仿佛从云端落到地上,如梦中惊醒。
11月4日,奥巴马在发表胜选演说时,有意感谢一位106岁高龄的女选民出来投票,他说:“当30年代的沙尘暴和大萧条引发人们的绝望之情时,她看到一个国家用罗斯福新政、新就业机会以及对新目标的共同追求战胜恐慌。”显然,这位民主党新总统是把“新政”放在心里的。
最近,美国政府为了救市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人说政府在“搞社会主义”,但更多的人认为这与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不过,按马克思的说法,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会孕育社会主义的因素。《共产党宣言》中说:“当人们谈到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同时就是对它自己的不断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就孕育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向何处去?最坏的可能是变成纳粹德国,凭借超级武力统治世界,目前看来,这不大可能。最好的可能是逐渐增加社会主义的因素(例如,奥巴马重视全民医疗保障就是好事),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变成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当然期待这种可能,这肯定是很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应该冷静观察,为这种可能创造条件,比如,不要让美国人过分感到屈辱,从而走向极端。
二、经济怎样才能搞好?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常常教导别的国家怎样繁荣经济。但是,且不说历史上一次次的经济危机,就拿目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来说,就让老师脸上很不好看。细想起来,这里有两个大问题:第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怎么摆好?第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什么关系?
以罗斯福为代表的民主党认为政府要干预市场,要照顾到社会公平;而以里根为代表的共和党鼓吹“小政府,大社会”,说白了,就是放手让会赚钱的人大胆地去发大财,他们发财了,社会就富了,穷人或许也能沾点光。今天华尔街的灾难说明这样做不行。历史地看,罗斯福留下的政策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也有点不灵,那时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同时物价上涨。反对者正是利用这一点,认为福利搞过头了,对资本的限制太多了,还得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自由发挥作用。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演变,似乎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作为旁观者,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启发是:政府与市场这一对矛盾,要处理好。既不能不管,也不能管得太多。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拿捏得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第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华尔街的“聪明人”看到,资本主义从前是用资本制造产品赚钱,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利润空间不大,满足不了他们的贪欲。后来发现美国可以用债务来赚钱。就以房利美和房地美为例吧,据内行人说,他们手里的住房抵押贷款合同风险很大,但可以转嫁。它们每天下午4点将当天的抵押贷款业务用电子邮件发给印度的IT外包点,打包处理成证券,第二天早晨8点,印度那边发回,10点,“两房”便把它们在证券市场上出卖。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买入之后只承担1天的风险,马上再卖给其他国家的央行等金融机构。这就是一次又一次“衍生”的金融衍生产品。
1929年股灾后,罗斯福政府出台了禁止投资银行一些行为的法律,但在1989年,美国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把这条法律废除了。金融家们自由了,这才带来了今天这样大的灾难。“两房”的自有核心资本共832亿美元,却支持着5.2万亿美元的债务与担保,这能不出事吗?
虚拟经济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如果一个国家只想着“钱生钱”发横财,没有核心科技和产业,这个国家非但繁荣不起来,迟早要栽跟头。(www.xing528.com)
那么,怎样才能搞好经济呢?我们可吸取哪些教训呢?可以想到以下三点:
第一,要从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中跳出来。因为,前者的前提是假定政府无所不能;后者的前提是假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所不能。事实证明这两者都是靠不住的。也许中国的“中庸”之道才是一条路径,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贯彻“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利润为本”,既要鼓励致富,又要兼顾公平。这是一条不断变化的、永远也探索不完的道路。同时,也要警惕西方议会制度造成的困局:选民只允许增加福利,不赞成降低福利。政客们为了上台就迁就眼前利益,损害发展后劲。如何造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第二,发展的巨大动力就在千百万热望创业的个人手里。美国钢铁企业的一位执行总裁麦克·莱文最近著文说:“历史很可能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无意的后果而喝彩。”“这场危机将在一些最具才华的人们身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孕育出一种创业精神。这种创业精神才可能将我们带出低谷,重返经济发展的时代。”他认为美国过去的成功就在鼓励个人创业。比尔·盖茨是在汽车库里迈出第一步的。英特尔、沃尔玛、苹果、家得宝在二三十年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他说:“解决的办法绝不是冲动地干预和由政府大量地控制经济,而应是一套均衡的、精细的、有限的规则,用以控制过度的行为,并奖励纳税人的举报,同时又允许创新。”
第三,寄希望于科技创新。在马克思逝世的这一年,诞生了两个人,他们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凯恩斯和熊彼特。后者对资本主义的观察也十分深刻。他认为资本主义是靠不断创新产品,并在市场上成功销售而生存下去的。这种创新成了历史的命令,永远也不能停,一停市场就萎缩,社会就动乱。产品创新依靠科技创新。美国在计算机、生物工程、新材料等方面都有优势。现在,美国把宝押在能源技术上,特别是清洁能源技术。一旦有了突破,既可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又可在环境保护改善气候方面引领世界,全盘皆活了。应该说美国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美国不会很快衰落,再度中兴的可能也是存在的。
三、有普世价值吗?
西方世界一直喋喋不休地对中国人说,你们不民主,你们不自由,你们没有人权,只有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你们才能进步。而他们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只容你照办,不容你质疑。更有甚者,奥运火炬传到欧洲时,本来是普天同庆的一件喜事,也被西方人权主义者用来羞辱中国,表现出十足的傲慢。
有普世价值吗?西方的价值就那么好吗?不错,1789年的法国就有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但宣言发表之后71年,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城,圆明园的宝贝成了法国的收藏品,为此伟大作家雨果曾愤怒地斥之为“强盗”。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了,但黑奴到什么时候才解放的?种族隔离到什么时候才从法律上取消的?普选权什么时候才有的?
我们当然热爱民主、自由和人权。中国人民正是热爱这些,才起来革命,才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机会,才能自豪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智慧逐步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我们不讳言,在这些方面我们还不完善,但决不比西方差。我们也学习西方一切有益的东西,并不封闭,但我们不接受傲慢的干涉和无知的偏见。
就拿西藏问题来说,其实质是以达赖为首的奴隶主不接受民主改革,百万翻身解放的农奴最有资格讲什么叫人权。西方用这个问题来压中国,无非是想拖延中国的崛起,给中国找麻烦。从目前总的国际形势看,西方想用武力来改变世界已很难,重点已转向“软实力”,鼓吹普世价值就是一招。对此,我们心里很清楚。
我们还想告诉西方,如果说有“普世价值”,应该把中国老百姓自古就懂的“民以食为天”“和谐共处”“和而不同”这些宝贵的理念列进去,并且放在前面。
据西方学者统计,1974年以来,已有九十多个国家“过渡到民主政体”,但大都运转不灵。刚去世的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告诫说:“各国间最重要的差别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管理的能力。”目前世界上的一些“民主乱象”值得警惕。中国在举办奥运会和应对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出的管理能力、凝聚力、执行力,举世瞩目。
其实西方有很多人欣赏东方智慧,举一个例子说: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去年11月初接受记者采访谈到金融危机时说:“如果中国能比发达国家状态良好地度过金融危机,人们会说中国模式更好……‘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西方经济已经抓不住老鼠了。”无独有偶,美国《商业周刊》10月16日一期的文章说:“(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要求我们采取超越我们熟悉的意识形态类别的行动。费希尔甚至借用了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他老人家用的是中国老百姓的一句俗语,看来,东方智慧也很管用啊!
2009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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