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政策两种思想之争及其影响
美国对外政策一直有两种思想之争。一种主张凭借硬实力采取单边主义，强行维护美国利益并推行其价值观；另一种主张以实力为后盾，多施用软实力，多同盟国协商，多同他国接触，以此实现美国的目标。
“9·11”以后，前一种主张占了上风，美国呈现出一种咄咄逼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横面目。一打阿富汗，二打伊拉克，威逼伊朗、叙利亚和朝鲜，不可一世。但是，伊拉克战争打赢了，美国却被拖住了，麻烦与风险不断，尚不知出路在何方。
与此同时，后一种主张的声音大了起来，他们出书，写文章，制造舆论，希望替代前一种主张。
这两种主张都反映在目前的总统竞选之中，不管谁当选，美国的对外政策都会有一些变化，作或大或小的调整，但美国追求的“在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
“新保守主义”由盛转衰
主张强硬的人，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从民主党里分离出来，认为美国对苏联太软弱。他们是一些鹰派人物，“想要把威力和教化的使命结合起来”。到苏联解体后，他们更是蠢蠢欲动，在老布什执政的最后一年——1992年，由保罗·沃尔福威茨（现国防部副部长）起草了一份《防御计划》指南，提出“苏联垮台后，美国应该确保没有任何新的超级大国能够向美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我们应该参加一些联盟，但是这些联盟应该是专为某事而成立的，当集体行动无法实施的时候，美国应该能够独立行动”。这就为“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埋下了伏笔。
这些强硬派拥有庞大的支持网，在国会、商界、特别是军火商及新闻界都有很多支持者。他们大多是共和党人，但也有民主党人，如理查德·珀尔。1998年1月27日，理查德·珀尔、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现国防部长）等四人联名给克林顿总统写信：“我们劝你制定新战略以保障美国的利益以及美国在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友的利益。这一战略的目标首先应该是把萨达姆赶下台……”
他们的计划分两步走：首先推翻萨达姆，再推翻叙利亚政权，重塑中东版图。然后，是实现2000年9月出台的“美国新世纪”计划，即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认为“现在，国际秩序和安全与美国利益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密切。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挑战就是要维护并加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
可见，小布什未上台，推翻萨达姆的计划早已定了。布什上台后，重用这些鹰派人士，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出任要职。而“9·11”的发生，给这些人具体实施自己的“宏图大略”提供了天赐良机。“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理论都变成了行动。
这些人都是智囊人物，认为“想法最重要”。他们有了这些想法，不管人们是否同意，都要实行，因为这些想法“能够改变世界”。然而，现实比想法强。当美军陷入伊拉克泥潭之后，美军死亡人数节节上升之后，国内外反战呼声逐渐高涨之后，他们觉得形势有点不妙了。
2003年10月31日，重要鹰派人物、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克劳奇正式辞职，回大学教书。一叶落而知秋。一些消息人士说，这说明“五角大楼和副总统切尼办公室中的右翼和新保守主义鹰派的影响力有所下降”。现在，以国务卿鲍威尔为代表的传统保守派比较吃香。在向伊拉克临时政府交权前，美国先设法在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见对提案的一些内容作了修改。美国还参加了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这些做法显然不是新保守派心里喜欢的。
“自由主义派”发出呼声
对“新保守主义”提出批评的人形形色色，被笼统地称为“自由主义派”或“现实主义派”。他们著书立说，制造舆论，希望影响当权者的政策。其中，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倡导的“软实力”概念，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希望美国以硬实力为后盾，以价值观为武器，“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伊拉克阿布格里卜虐囚事件发生后，这些人为美国软实力的丧失痛心疾首。约瑟夫·奈今年7月为此还写了一篇题为《在虐囚事件后，美国还能再度拥有软实力吗？》的文章，说“必须对现行政策进行修改——例如，在伊拉克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在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加大投入，并与盟国以及国际机构更加紧密地合作”。他提醒说：“民主价值观可以十分吸引人，从而有助于带来软实力，但是在枪口的威逼下是无法产生这种效果的。”
曾在尼克松、里根和老布什任内担任过国防部和国务院官职的斯蒂芬·哈尔珀与前外交官乔纳森·克拉克，最近合写了一本书《美国独行：新保守主义者与全球秩序》。他们说：“新保守派使美国的国际关系不幸走上弯路……其行为更像是一个只为自己着想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认为：“乔治·布什刚上任时并没有打算要推行迎合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是“9·11”使新保守主义思想“劫持”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结果现在美国“财力和兵力捉襟见肘，道德权威挥霍殆尽，盟国敬而远之，对手士气大振且变得激进”，因此，美国有输掉反恐战争的危险。
美国加州的对日政策研究所主任查默逊最近出版了《帝国的悲哀：军国主义、秘密和共和制的终结》一书，针对新保守主义对“帝国”的颂扬提出批评，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不合法，自然遭到全世界的反对。“美国因此终结了冷战后一直存在的国际秩序体系，这个体系可以追溯到17世纪，其准则是主权至上、不干涉其他国家事务和侵略战争不合法。”美国现在“已经和昔日的拿破仑帝国一样骑虎难下了”。
因提出“文明冲突论”而闻名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今年4月对记者谈话时也对对伊动武持异议。他说：“主张打这场战争的主意太糟糕了。”他认为打垮萨达姆易，而针对伊拉克人民的战争“美国是永远也打不赢的”。他颇有见地地说：“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或阿拉伯穆斯林世界这样一些伟大的文明正在进入世界舞台的前台，他们不赞成我们的价值观，这些伟大文明正在以自己的速度，按照自己的方向发展、加强。强迫他们变更政权既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也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博士最近也对强力推行民主的做法表示怀疑。他在4月11日《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提倡民主的外交政策必须根据当地或地区的现实制订，否则必将失败。”他主张走韩国和土耳其的道路，即推动经济发展，壮大中产阶级，“随即由新兴中产阶级在美国的帮助下要求实现代议制和权力制衡”。
他今年8月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演讲说：“任何以史为鉴的人和每一位真正关心外交政策的美国人都明白，一个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将它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新保守主义”不会偃旗息鼓(www.xing528.com)
“新保守主义”目前不大景气，但决不会消失。“新保守主义”不仅仅是几个死硬派的问题，就像《纽约时报》社论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如果我所知道名字的25人在一年半之前被流放到一个荒岛上，伊拉克战争就不会发生。”实际不然，问题在于：（一）这25人后面有强大的后台；（二）这些人的主张在不少美国人中引起共鸣。
“新保守主义”与大企业、大军火商的密切关系是公开的秘密。他们在朝时当大官，下野后出任大企业要职。伊拉克战争充满着石油的气味，大批重建合同被有关系的公司霸占。
克林顿的最后一任参谋长约翰·德斯塔说，新保守主义“建立了一些很有影响力及很有思想的机构。他们为了获得这些思想花了很多钱。这些不是偶然的。我认为，这对美国为什么由一个保守政党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它正在设法控制司法体系”。
这就是这批人财大气粗的原因。他们不会因目前的一些挫折而偃旗息鼓。再说第二个原因。华盛顿《中东报道》半月刊主编克里斯·滕辛说，“9·11”以后，新保守主义在强调恐怖主义是因为伊斯兰国家缺乏民主这一点上十分成功，因此，把美国的善——民主——推广到那里去，得到许多美国人的赞同，特别是在基督教右派的信众中。
现在基督教右派在美国人——大多是信仰新教的最早移民的后代——中势力很大。克林顿今年6月在回答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问题时说：“他们（克林顿称之为“新右派运动”）认为，权力有必要掌握在那些接受基督教右派价值观、并且在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中贯彻这一价值观的人手中。这好像是《圣经》在决定着政治方向。他们就是这样宣称的。”
新保守主义的逻辑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要么同我站在一起，要么你也就是恐怖主义。这种带着圣战色彩的论调在美国不少人中引起共鸣。美国是善的化身。美国在替上帝行道。美国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天经地义。这种思想由来已久：美国屠杀印第安人扩展疆土是正义的；美国宣布西半球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是正义的；美国在19世纪后半期占了墨西哥一半的领土也是正义的……那么，为了美国的石油供应和推广民主出兵伊拉克又有什么不可以？
其实，近50年来，美国的对外战略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第68号（NSC-68）备忘录中阐述的“杜鲁门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1.防止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欧亚大陆在任何一个非美国的国家的带领下团结起来。
2.对这一地区进行经常性肢解，以防止出现美方不乐见的联合，因为任何联合都将会对美国的开放政策构成危害。
3.确立美国在欧洲大陆长期的政治及军事存在。扩大美国的势力范围以及门罗主义在大西洋对岸的作用半径。借此，美国除了扮演自己作为海洋强国的传统角色外，将变成一股在欧亚大陆牢固立足的力量，并借此成为陆上强国。
4.摧毁和肢解苏联这个在欧亚大陆腹地占据轴心地位的国家。
5.确立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决定性优势力量”，即美国对整个欧洲的霸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整垮苏联的目标美国实现了，往后，它还会继续这么走。由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最近的兵力大调整计划，只不过是为适应新情况而重新部署兵力，并更强调先进武器而已。由此看来，新保守主义与杜鲁门主义一脉相承。它不会仅仅受到一些挫折而作罢。美国如果要作大的战略调整，要等“帝国”的手伸得太长，挨的打太多之后，才会考虑，而这正是历史上曾有的所有帝国的共同命运，无一例外。
中国如何应对
苏联垮台以后，美国新保守主义一度要把中国定为“敌人”。“9·11”发生以后，他们更多的是寄希望于中国的和平演变。最近共和党通过的竞选纲领是这么说的：“共和党相信，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我们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这一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繁荣的中国。中国的民主进程对这一未来至关重要。中国已在试图获得可能威胁亚太邻国的先进军事能力，这是一条过时的老路，最终将阻碍中国的强国目标。到时候，中国将发现，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才是国家强大的唯一源泉。”
这些话的含义很清楚，一是希望中国慢慢变成美国希望的那个样子；二是中国不必加强军事力量，在美国的领导下共享太平岂不更好？
据香港《明报》转引凤凰卫视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8月6日在芝加哥对记者说，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未必会发展到军事冲突或必须以军事方式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如果能有智慧地与中国交往，让中国持续对世界开放，也就不必兵戎相见了。
中国早就宣布不称霸，不会同美国争霸。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根本大计。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抓紧在战略机遇期内的发展，不断增强自卫能力，同所有国家，特别是邻国发展友好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外经贸关系，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也要“有智慧地”同美国交往。毛泽东主席曾说，他喜欢同右派打交道。所以，才有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新篇章。不管下一任总统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人，中国都愿意与美国交朋友。但决不容忍欺负我们，特别是有损我们的核心利益，例如台湾问题。处理好中美关系将长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2004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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