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动乱：西方民主的反思

肯尼亚动乱引发的民主思考

从去年12月27日到今年4月13日，肯尼亚因为大选引发了大动乱。近5年来，肯尼亚一直被西方视为非洲实行西方式民主的“模范”，不料一下子陷入宪政危机，自然引起普遍关注。现在事态经过外部斡旋和内部协商，渐渐平息了下来，人们不禁由此思考非洲的民主建设问题，解剖一只麻雀，可以得出不少有普遍意义的启示。

肯尼亚的历史轨迹及权力基础

民主的真谛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没有争议的，但人民如何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如何当家作主，无疑同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密不可分。要理解肯尼亚最近的动乱，不可不先了解它的历史。

肯尼亚在上世纪中叶是英国的殖民地，1945年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开展过名为“茅茅”的游击战运动，参加者主要来自该国最大的族群基库尤族。独立后，该族认为在权力的分配上应享有优待。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就是由该族人乔莫·肯雅塔担任的。

但是，肯雅塔执政不久就去世了。继任的是来自卡伦金族的时任副总统丹·阿·莫伊。卡伦金族并不是第二大族。第二大族是卢奥族，该族的领导人是奥金加·奥廷加，他去世后由儿子拉伊拉·奥廷加领导。

由此我们看到，肯尼亚政局是由居第一位的基库尤族、第二位的卢奥族和比他们人数少的卡伦金族三者决定的。

在莫伊担任总统期间，舆论认为他有意把居第一和第二的两大族排挤出政府，引起相当不满。到2002年，国内的不满和西方的“民主压力”迫使莫伊同意举行西方式的大选。于是，居第一和第二的两大族联合起来成立“全国彩虹同盟”，打出反腐败、反独裁的口号，赢得了大选。第一大族的领导人姆瓦伊·齐贝吉担任了总统。

2002年正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和反恐的重要年头。齐贝吉在经济上遵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旨意推行自由化，取得了创纪录的5%的年增长率；在反恐上也支持美国，所以博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好评。但是，情况并非尽如人意。美国《外交》双月刊今年3月刊登的文章承认：“齐贝吉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因为他宽恕泛滥的腐败、种族徇私和选举中的不法行为……使充满希望的新民主体制陷于混乱。”

2007年12月27日，肯尼亚又举行了总统和议会大选，齐贝吉总统昔日的盟友今日的政敌、第二大族的代表奥廷加领导的“橙色民主运动”大获全胜，获99席；而齐贝吉领导的“民族团结党”仅获42席。虽然卡伦金族的前总统莫伊表示支持齐贝吉，但也无法使齐贝吉继续合法执政。然而，12月30日，齐贝吉闪电秘密就职，随即引起动乱。不同种族的人在街头斗殴、残杀，几百人死于非命。影响更深远的是：本来可以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不同种族的人，现在都心存疑惧，彼此戒备。

齐贝吉开始时抵制外部调停，后来在国际压力下，由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领导的“非洲名人小组”来回斡旋，终于在2月28日达成协议，4月13日成立联合政府：齐贝吉任总统，奥廷加任总理，43名部长由两党推荐的人担任。在形式上肯尼亚的民主政体得以维持，西方一些人也松了一口气，但前程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www.xing528.com)

几点启示

关于选举的合法性：临时政府成立了，但人们难免有这样的疑问：它算不算西方式议会民主选举的结果？如果按照西方民主教科书中的章程，齐贝吉在败选的情况下，自任总统，显然违规。但是，正因为齐贝吉在西方眼里是一个中意的人，所以他得到了支持。假如西方不喜欢齐贝吉，那么奥廷加一派的街头抗议正可以酿成又一场“颜色革命”。由此可以清楚看到：西方的“颜色革命”支持的首先不是民主，而是支持他们中意的人上台。

关于协商民主：不过，现在这样的解决办法毕竟还是得到肯尼亚国内和非洲许多国家的支持，认为这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如果要称之为“民主”，可以叫作“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它不是严格基于一人一票的直选，而是各种政治力量和观点之间和平、反复、理性、有风度地讨论和争论之后得出的一种相互妥协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避免了冲突和动乱，大家又满意又不太满意，但防止了广大老百姓在动乱中遭殃。更有人认为，对许多国家来说，协商民主要比议会民主更切合实际，更重要。

关于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定乾坤”被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者”视为金科玉律。他们到处宣传只有“一人一票”才合法，只要“一人一票”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里他们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忘了西方的议会民主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演进才做到“一人一票”的。美国妇女到1920年才有选票，美国的黑人到1964年才有选票。美国现在也没有实行直选，而是代议制。英国推行民主方面是渐进的，如果把1215年的《大宪章》作为起点，到实行“一人一票”的1918年，经过了整整700年。可是，西方民主的原教旨主义者全然不顾历史，要求别的国家不顾一切条件马上实行“一人一票”的多党议会民主，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另有政治图谋的霸道行为。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承认“许多非洲政权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走向了自由选举，那是因为国内外的压力结合在一起，令他们别无选择：它们的钱越来越少，无力给军人和公务员发薪水”。非洲许多国家都是这样被逼上这条路的。他们正在吃苦头，不知何时才能摆脱这种困境。第二，“一人一票”确实可以反映民意，但不能保证一定反映正确的、理性的意见。如果有一名竞选者许诺当选后收入提高一倍，另一名许诺提高两倍，后者当选的几率大大高于前者。但后者当选后很可能给大家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利益。另外，一些需要专业知识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一人一票来解决的。例如，一个国家的金融业要向国外开放到什么程度，汇率定多少合适，是不可能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的。如果那样做，就给政客留下了极大的活动空间。所以，是否理性看待“一人一票”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标尺之一。

关于利益认同与身份认同：肯尼亚的民族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考虑一切问题都必须照顾到各族利益。国家领袖不能只代表本民族的利益，罔顾其他。这里有“利益认同”和“身份认同”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要做到利益认同，使大家都认识到国家利益至上，只有有了国家利益，才能保证大家的利益，掌权者更应使人真心感到他们是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第二个更高的层次是“身份认同”，即各族人民有“归属感”，有一家人的感觉。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长时间的融合，优势民族要有博大的胸怀。“议会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做好了，各族人民可以同堂议事，友好决策。做不好，尤其是有些政客为了自己当选而挑动民族和族群矛盾，就会恶化关系，形成对立和冲突。比如中国台湾除少数本土居民外本来都是先来后到的移民，民进党为了掌权激化族群矛盾，留下极大的祸害。身份认同事关国家长远利益，需要长期培养。

关于民主与善治：肯尼亚的例子告诉人们：硬性实行程序民主、形式民主相对容易，但由此不一定带来善治。据西方统计，自1974年以来，已有九十多个国家过渡到了“民主政治”，但现在西方无法为之欢呼，他们无奈承认：“陷于困境的民主国家几乎普遍受到治理不善的困扰。”“在这样的国家，精英的行为是无所顾忌和机会主义的。如果有竞争性的选举，这种选举就变成了血腥的零和斗争，它的成败关系到一切，谁都输不起。”“总统利用威胁等手段平息异议。部长首先关心自己能赚多少钱，随后才关心合同能给公众什么利益，军官购买武器的依据是能拿多少回扣……”民主政治落到这种地步就与“人民当家作主”水火不容了。事实证明，把西方几百年演进的民主政体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下子硬扣在不发达国家头上，是国家之灾、人民之祸。

领导核心是关键：善治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坚强公正的、以人民利益为重并得到人民拥护的、与时俱进的领导核心。一个国家要形成这样一个核心，很不容易，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往往包括血和火的考验和大家公认的长期政绩。核心形成后还面临保持先进性的考验，承担不断把最优秀的人才充实到这个核心中来的任务。西方认为，几年一次的大选可以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这确实是个办法，但他们的困惑有两点：一是谁掌握财源谁就占优势，这往往导致受权势集团控制的黑金政治；二是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往往会“作秀”的人占大便宜。究竟如何做最好，应该说仍是人类面临的大问题，还要探索各种途径。别忘了希特勒就是利用街头政治并通过大选登上权力宝座的。

健全制度必须有文化基础。从肯尼亚的例子可以看到，这次动乱的导火索是选败者不肯让位，选胜者不能上台，权力的和平、顺畅移交成了难题。据西方的理论，民主国家有三个要素：（1）公正选举与顺畅的权力移交；（2）法制下的各级政府的应责机制和制衡机制；（3）健全的公民社会和自由公正的舆论。在这三者之上是一部人人同意、人人愿遵守的宪法。一个社会要发展到这个程度，是要经过很长时间建设的，并且还可能走回头路。5月到中国来进行“人权对话”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戴维·克雷默表现了罕见的“谦虚”。他说：“美国民主仍在发展。”“我们充分认识到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政府形式。”现在看来，制度建设固然重要，但任何制度都是要由人来执行的。如果人的文化水平、道德水平不高，法制观念、全局观念不强，制度再好也会走样。如果选民愿意为几块钱出卖自己的选票，如果政治家沦为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政客，这种民主肯定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

中国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制度，它保障了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人权，并保证了经济的长足发展。它的建立和建设虽有曲折，但在正确的方向越走越成熟。可是，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是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令西方想不到的是，西方越是抹黑，中国人越是自信。西方人把不同于自己的民主实践都斥为异端邪说，这种“非白即黑”的思维害己害人。现在西方掌握着话语霸权，在他们的政治词典里只有“民主”与“独裁”，没有“民主集中制”这个词，而我们视民主集中制为一大法宝，长期实践证明我们须臾不能离开它。中国的民主制度当然还在成长、完善之中，也需要借鉴西方的经验，但决不是要“克隆”别人的东西。据巴基斯坦《新闻报》5月27日报道，巴基斯坦人库拉伊什先生到中国义乌看了看，感叹：“我们太专注于政治，而世界在做生意和享受美好生活。”他说：“通往民主的道路有两条，英国式和中国式的。第一条经历了数世纪的文化积累才臻于完善。第二条只需数十年，着眼于国民的教育和经济崛起。”他的话不一定全面和准确，但显然不同于西方精英的观察，也值得我国极少数一心想要“全盘西化”的人思考。

2008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