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没有标准答案——西方对于民主的反思之四
什么叫民主？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种尽善尽美的民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时代，他们在本土实行的民主制度，曾被奉为圭臬，说成是人类的楷模。然而，这些自认生活在“山巅光辉之城”里的高贵的公民，不肯说说被他们统治的殖民地里人民的生活真相，也不肯说说与他们住在一起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生活真相。
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未来的结果》中说：“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泰戈尔晚年就愤然放弃英国女王赐给他的爵士称号，以示极度的失望和强烈的抗议。
对于西方多党议会民主的衡量，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来评价。从历史长河看，争取独立的一批美国资产阶级和农场主精英，继承了他们故乡欧洲的民主传统，在1776年写出了美国《独立宣言》，那里表达的理念是对人类的杰出贡献，是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壮举。宣言一开头就说：“我们认为这一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可是，当代表们在宣言上签字的时候，他们的农场里仍有大量的黑奴。我曾参观过华盛顿的故居，黑奴居住的简陋的房舍至今还保存着。美国到1920年妇女才有选举权，1965年黑人才真正拥有投票权，离签字已189年了。理念的高尚并不能代表实践的正当。美国的选举权逐步放开，是为了防止穷人真正的代表进入议会，从而通过法律来剥夺富人的财产权。
从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来看，开国元勋们崇高的理念并不是在逐步变为现实，而是逐步丧失。到了现代，更是明目张胆违背了这些理念。在最初的理想设计中，议员是人民的代表，他们一定会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言；而三权分立，是为了权力监督和制衡，防止独揽。但是一到实践中，问题接踵而来。
1787年，也就是《独立宣言》发表之后11年，开国元勋之一汉密尔顿到一些州视察，发现“（议员的）问题总是想怎么讨好而不是有益于人民”。他进一步发现，选民往往把票投给“吸引他们的本性最恶劣的煽动家”。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8年3月25日刊登署名文章说：“如今，我们的公共话题更加粗俗，标准更加低下，我们容忍一个政党公然将美国人分成敌对的阵营，因为它相信这种战略将在选举中给它带来微弱的优势。在这种环境下，几乎不可能就重要问题开展成熟、稳重、理性的全国辩论。”作者颇为沉重地自问：“美国是否能确保民主持续下去？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在于，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英国社会科学家柯林·克劳奇2004年写了一本题为《后民主》的书。他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民主在当今西方面临的社会环境：“社会仍然没有变成‘无阶级’。后工业社会的广大普通就业人员也许没有找到其本身以及他们切身利益的明确定义。但是，与此相反，企业管理人员和大金融机构越来越明确地把自己视作统一的阶级。……因此，一方是强大但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另一方是强大但善于表达的经济精英，新的冲突线在他们之间伸展。……我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后民主’。”如果看一看“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这种冲突就不难理解。精英们不但可以用金钱影响议会，而且可以用别人难以读懂的文字和图表来蒙骗民众。经济界人士说，华尔街设计的“复杂衍生金融产品”，有时连设计者本人都弄不懂。(www.xing528.com)
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实现开国元勋们的理想，真是难上加难。所以法里德·扎卡里亚2009年6月22日在《新闻周刊》上撰文分析当前的经济危机时说：“这是一场金融危机、民主危机、全球化危机，从根本上说是道德危机。”
大家已经看到，今天西方多党议会民主至少有三个致命伤：一是金钱对政治的操控；二是议员为了自己当选讨好选民而缺乏长远政治眼光；三是政党恶斗而使政治机器几近瘫痪。在这三者后面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致命伤，那就是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基础就是个人主义。美国《独立评论》2007年秋季号刊登哈佛大学政治学和法学双博士丹尼尔·崔的文章说：“个人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个人养成了对自力更生的‘傲慢的自信心’，不再设想自己怎么‘还可能重新需要彼此的帮助’。这预示着公民社会中协作的所有形式的终结。……个人主义如果肆虐，显然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它会扼杀经济繁荣，阻碍知识的进步，把文明重新推向野蛮，使人民准备遭受奴役。”
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是明摆着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有能力和办法来克服它们？如若做不到，那只能在这种困顿中迎来更大的社会风暴。德国《时代周报》2008年1月3日一期刊登该报编辑、政治分析家特奥·佐默的一篇文章，原文提要是：“今后50年将带来什么：西方的影响力减弱，亚洲崛起，恐怖活动减少。如果资本主义不能很好地解决不平等问题，它有可能走向灭亡。”他写道：“关于人类前途的重要讨论将围绕这一点：……资本主义是否已学会将竞争力与社会团结联系起来？”
现在的西方民主制度能做到这一点吗？很难。作为地球村的一员，非西方的社会并不想看西方的笑话，全球化已使各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为人类长远利益计，还是希望西方能继续探索，开辟新的天地。
前进的第一步是自省，而不是自傲。民主不要挂在嘴上，而要付之行动。有一个诡异的现象大家疏忽了：大约从20世纪中叶起，人们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后来忽然发现，他们几乎不再称自己是“资本主义”，而是用“民主国家”来自称。渐渐地，他们便登上“民主神坛”来指点芸芸众生发号施令了。“资本主义”一词同“剥削”“殖民主义”“贪婪”“奴役”脱不了干系，而用“民主”一词，则闪耀着迷人的光彩。现在是西方卸下光环赶紧自救的时候了。
人类对于民主的探索，大约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研究过雅典工商奴隶主民主和斯巴达大土地奴隶主寡头政治。他是倾向民主的，却被那个民主政体判处了死刑。他的学生柏拉图主张建立超越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新体制，写了著名的《理想国》，主张让“哲学王”来治理国家，结果只留下了一些理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推翻了皇帝和国王后，如何做到“人民当家作主”，有许许多多的尝试。丘吉尔说现代议会民主是“最坏的，除了已经尝试过的以外”，其实是说，它是在试了各种办法之后不得不接受的最不差的一个。既然并不令人满意，那就还得继续探索。这里就有三个根本问题：一是如何保证选举的公正和有序，以及政权的顺利交接？二是当选的执政者是否真正以人为本？如何监督？三是如何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度？如果集中是众口诺诺，一人专断；如果民主是众口嚣嚣，莫衷一是，两者都会带来灾难。民主现在没有标准答案，也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它要求人类不倦地探索。
2012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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