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是至高无上的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思之三
提要：西方挂在嘴上的价值观是“自由、民主、人权”，其实，内心里最核心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应该历史地看待近代的个人主义，发展到现在，它的弊病已毕露无遗。
西方国家向来自视甚高，惯于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审视、指责别人。他们把外交称之为“人权外交”，只要是同他们想的、做的不一样，都斥之为异端邪说，有些人甚至恨不得让你马上从地球上消失。
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价值观是“自由、民主、人权”，其实，他们内心里最核心的价值观并不是这些。真正指导他们言行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主义。对他们来说，个人主义是至高无上的，自由、民主、人权之类，都是从个人主义派生出来的。
应该历史地看待个人主义。近代的个人主义，是在反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形成、壮大的。它体现了个人对王权的反抗，对神权的蔑视。新生的资产阶级有了它，就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吃苦精神，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由此出发去争取个人创业致富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在法律规范下的民主。因此，应该说近代个人主义的出现是时代的进步，同时又推动了时代向前发展。但发展到现在，它的弊病已毕露无遗。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网络版）2010年4月9日发表该刊主编莫蒂默·朱克曼的文章说：“从心理上说，我们的企业文化历来珍视个人主义、创业精神、务实态度和发明创新。随之而来的也有对法治的持久尊重……”
如果个人主义的定义限于这样的范畴之内，看起来很美。但是，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却是一些个人和个人集团在侵犯、剥夺另一些个人和阶层的利益。美国学者曼库尔·奥尔森在他的《国家的崛起与衰落》一书中说，美国制度的老化产生了一种“资格文化”：“特殊利益集团通过优惠税额、特殊拨款、指定款项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特权，一点一点啃食国家财富。”吊诡的是，这些啃食者的价值观也是个人主义。
智利学者胡安·卡洛斯·艾科尔兹去年撰文指出：“近几个世纪以来，自私自利成为人类的动力源泉。这就是给人类历史带来空前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给人类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殖民地、种族灭绝、黑奴、世界大战和环境的破坏。今天，很多西方人已在质疑个人主义的局限性和正当性。探讨个人主义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划清个人主义与合理、合法的个人雄心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界限。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华尔街的贪婪怒不可遏。这种只顾自己发财不惜坑害别人的卑劣行径，是不是还能用“个人主义”来解释和宽容呢？如果还称他们是“个人主义者”的话，只能叫“极端个人主义者”。学者们指出，反对国家监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其核心就是这种个人主义。因为个人主义反对权威和对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支配，特别是国家对个人的支配。他们把国家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弊病，追求让“无形的手”自己发挥作用的“无为而治”。里根总统就是这种主张的热情鼓吹者。(www.xing528.com)
在个人主义的支配下，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呈现出唯利是图、不思长远的社会风气。议员的眼光只看到下一届自己还能不能当选；董事会里的股东们只想着今年和明年还能不能赢利。不可否认，一些民众养成了干活要少、福利要多的懒散习惯。至于国家这艘船会遇到什么风浪，驶向哪里，似乎都不在个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美国专栏作家保罗·法雷尔在今年1月10日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急功近利的思想文化。杜邦公司一位退休总裁说：‘让投资者用长远眼光看问题很难，他们最多能看到未来两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军火商只想多卖武器；议员只想多讨好选民；金融家只想多卖证券……从个人主义角度来看，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都合情合理，无可指责。
资本主义的一大魔法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商品。它可以冷酷无情地把一切珍贵的、高雅的、有尊严的、贞洁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展卖，变成赤裸裸的金钱交易。难怪美国学者埃里克·霍弗讲了这么一句愤世嫉俗的话：“每项伟大的事业都从运动开始，然后变成生意，最后变成勾当。”
西方有头脑的人已抬起头来，客观地看待现实，还常常把头转向东方，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去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当今世界有两种思想在交锋：第一种就是重视个人的人权思想，也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面对笛卡尔，中国的意识形态更加主张境遇主义。个人已融入宇宙空间、家庭，而非我们从希腊人那里发现的侵害他人权利的思想。”他并不完全赞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并且觉得中国是不是有点“对国民和自由的否定”的意味。但是，他说：“今天，我们正在失去潜力，而远东正处于上升阶段。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从何处着手解决问题。民主制度已变成了一种不真实的、依靠传媒出名且毫无自信的、完全变成短期的制度。”
法国电力公司执行副总裁马识路2011年撰文指出：“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个人主义衍生形态五十多年来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强制性地建立起来，其依据是，最能够代表总体利益的莫过于所有个体的利益，这一思想对人类是有害的，甚至是自杀性的。”
他欣赏中国的理念。他说：“植根于一神论的西方在建构一种有关人与社会关系的个人主义观念时，中国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发展了社群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念。”“中国政体更注重整体的统一和对秩序的维持，……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更说明了殖民主义的西方帝国和中国帝国之间的区别，中国从事的是商业贸易，而非殖民。”
他的愿望是：“世界需要中国，以审视自身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模式；中国也需要世界，以完善自身的社会政治模式。”他在文末告诫说，中国不要幻想回到儒家的“黄金时代”，同时也应拒绝“生硬地照搬自诩带有普世性的外来文化”。
201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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