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反思：美国的民主逻辑与民主监督实践

关于民主的札记

细读今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近几年来美国领导人的重要演讲，都贯穿这样一个“美国逻辑”：只有把别国都变得“民主”了，我美国才真正“安全”了。报告说：“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一个国家和文化中寻求并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最终目标是结束世界上的专制统治。”“由于自由国家向往和平，自由的进步将使美国更为安全。”

按照这个逻辑，美国以“民主”为旗号的任何行动，都天然具有神圣的光环。这让人产生疑问：是谁赋予美国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推行“民主”？美国为什么可以像法官一样来评判别国民主不民主？这种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做派本身民主吗？美国的民主就是最好的吗？还有，当今世界的老百姓是在盼和平与发展呢，还是在热盼美国的“民主”？这些问题值得好好想想。

一、漫漫求索民主路

民主是个好东西，当今世界恐怕极少有人反对。人民都希望民主，这是毫无疑问的。细想一下，什么叫民主？那当然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大家都过好日子。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一定的机制，而采用什么机制则一定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在远古，印度乡村里有什么重大的事要办，村民们便聚在一棵大树底下议论。要议论就得有一个或几个人主持，否则七嘴八舌，议而难决。于是，年纪大的、辈分高的人被推举出来。这在古印度叫“本佳亦德”，意思是“五老会”。这个名称在今天的印度乡村里还在沿用。

古希腊以城邦繁荣著称，城里各种利益集团林立，怎么治理呢？由于城邦都不大，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商议，实行直接民主相对容易。在极盛时期的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人口只有40万，其中自由民16.8万，外邦人3.2万，奴隶20万。当时的执政官是一年一选的，另外还有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等，显得颇为民主。但是，别忘了这20万奴隶和其他没有取得市民资格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还有，伯里克利本人连任首席将军15年。所以，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你如果去问奴隶民主不民主，答案不难想象。

古希腊的民主共和传统，后来在古罗马得到传承和发展，曲曲折折地演变了几百年，后来都被帝制取代了。为什么？因为城邦衰落了，庞大的帝国建立起来了。无论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还是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都是“朕即天下”的君主，昏君当道、奴隶起义、外族入侵，都是古希腊、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西罗马帝国亡于公元476年。

在此后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势力至高无上。一直到13、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矛头针对教皇。当时的觉醒者从古希腊、罗马的废墟里挖掘出了“人道”和“民主”这样的政治元素，用“人”来挑战“神”。但他们的反抗主要局限于艺术和学术的形式。一直到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批像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的思想家，用“民主”来反对封建王权，痛斥“君权神授”，主张“社会契约论”，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准备了思想武器。

以上就是西方民主大致的发展轨迹。从中似可得到几个认识：第一，民主是一种理念，人民要当家作主，那是人类永恒的不倦追求；第二，民主是一种机制，它是皇帝和国王统治的对立面；第三，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要让大家过上公正、平安和富足的好日子；第四，民主是一种过程，无论是全世界的民主还是某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都还在发展、演变和完善之中，这条路不是直线，实现民主的形式和手段也千姿百态。如果有人偏要说，他的民主是人类社会的顶峰，历史到此终结了，那肯定是瞎说。

二、美式民主是与非

西方国家走上资本主义民主之路并不平坦，三百多年来，走走停停，时有反复。英国是17世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过一段社会动乱后，逐步实行“君主立宪”，走了一条“和平过渡”的道路。英国人享有普遍选举权迄今只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很长时间里穷人和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法国则急风暴雨，攻打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断头台，走的是一条革命的路。但自1789年到1815年，经历了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雅各宾专政、寡头政务委员会、拿破仑执政与称帝、君主复辟以及重归共和政体……人们不禁感叹，说一声民主容易，要建立成熟的民主政体岂能一蹴而就？

以历史的眼光看，美国建立的民主政体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又一个高峰，这也就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理由所在。当年从欧洲飘洋过海去新大陆拓荒的早期移民，不少是受宗教迫害的新教徒，其中很多人受过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们憧憬着要在这片处女地上建立起人间天堂，实现启蒙思想家的梦想。当他们被迫切断同英国王室的政治联系宣布独立时，便想设计出一个没有国王又能正常运转的崭新的机制。今天人们看到的联邦制、多党议会民主和三权鼎立，就是历经二百多年风雨而形成的东西。应该说这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幕。它在民主实践中的是与非，是值得其他各国人民关注和参考的，其中不乏可以学习的地方。

不过，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千万不要落入纯理论的、理想化的误区中去，要把理念与实践结合起来考察。就拿“三权鼎立”来说，它的设计原理虽然源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学说，但在具体设计时，却是赤裸裸的利益考虑。

在独立战争时期，人人为独立而战，在战场上是平等的。一旦独立，富的仍富，穷的仍穷，说平等就虚伪了。于是，美国各地出现了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怨声。1786年马萨诸塞州为此爆发了谢斯起义，对私有财产权形成了威胁。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真的一人一票，穷人肯定占优势，形成的法案一定对富人不利。怎么办？英国当代学者约翰·麦克里兰在其《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写道：“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设计一套政治制度，以此来磨钝人民的意志，将人民的动乱列为非法。……设计效果就是要‘纯化’群众粗鲁的激情。参政必须是间接参政，不能依样复制古代共和国的直接民主。”

他还写道：“一套经过‘纯化’透过代议原则运作的政治制度，决无可能使国会出现主张重新分配财产的多数，何况最后还有总统的否决权把关。后来‘司法审查’制度充分发展，又加入最高法院的制衡。”

知道了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掀开“三权鼎立”的神圣面纱，看到它诞生的初衷。当然，这个概念对于“民主监督”来说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付诸实践。

至于多党议会民主，麦克里兰教授指出：“美国政治是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复杂因素之间相互平衡的政治。”换句话说，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党派形式在议会里不断争夺和妥协的政治。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就指出，活跃在美国政坛的是一批各有后台的“权力精英”。选民只是被迫在这批精英中挑选领导人。因此，这是一种“形式上多数人参与、实际上少数人控制”的民主。选民的无奈体现在投票率上，近几次大选出来投票的选民仅为40%左右。这种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了美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看还是由美国人民自己评说为好。(www.xing528.com)

但是，涉及别国人民利益的事情，别人不能不关心。比如，美国的军费开支高达4500亿美元，不但是世界之最，而且超过了其他几大国军费的总和。美国议会还在年年增拨军费，这是为什么？明眼人说，这是因为强大的军工集团在操纵议会，他们可以通过智囊制造一个又一个“敌人”和“潜在对手”，从而保证预算案的顺利通过。还有，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是议会授的权。这符合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吗？最近，因为中国等几个国家经济发展加速，对石油的需求增长，美国议会里马上响起了“资源威胁论”。似乎美国在全世界开采石油天经地义，而别的国家要想开采那就是大逆不道，这民主吗？

至于伴随议会民主而生的黑金政治、院外活动、幕后交易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最近“游说大鳄”杰克·阿布拉莫夫案、尼尔·沃尔森贿赂欺诈案、众议员威廉·杰斐逊遭司法部搜查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难以一一记述。许许多多西方有识之士指出，一方面美国民主制度保证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强大；另一方面，经过两百多年的实践，种种弊端也日益明显，现在到了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的时候了。

纵观西方民主政体，不难看出一个简单明白的事实：一个问题、一个矛盾、一个危机，如果大家能以大局为重，坐下来好好商议，齐心协力地去克服，都不难解决，而放在党派斗争的环境下去处理，为了争取选票，政客们不惜把一个问题变成一场灾难，把一点火星煽成一场大火。大火熊熊之时，正是他们选票源源不断之日。结果呢？往往问题久拖不决，老百姓吃了亏，而那帮政客却在洋洋得意。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曾说：议员们通常只考虑短期利益，而不太注意长远利益。没有长期打算，要保持可持续发展是难以办到的。

英国《卫报》2004年6月22日刊登了伦敦经济学院学者马丁·雅克的一篇文章，他写道：“的确有理由认为，西方民主正在衰落，而且症状很普遍：政党的衰落、投票人数的减少、对政客的日益蔑视，政治不再是社会的中心。至少15年来，这些趋势在各个方面都能觉察得到。”“西方的民主模式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它不是普遍适用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法国政治家、思想家莫拉斯（1868—1952）长期观察西方民主后得出这样的看法：民主政治不仅仅是普遍选举权和政党竞争而已。成功的民主政治，最需要的是多数。只有多数才能产生坚强的政治领导，只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才能使国家机构发挥解决全国重大问题的功能。

三、“神圣使命”利为先

如果美国认为自己的民主制度天下第一，关起门来欣赏，那是美国的自由，别人是无权干涉的。其实，你有好的地方，别人也会学习。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强制推行自己的民主，公然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这个问题就大了。

在美国领导人的演说里，经常搬出上帝来，大有“替天行道”的意思，美国有些人也自认是上帝的“选民”，身负道义上的重任，似乎只有美国在世界上主持正义，反对暴政，一腔热忱。这叫人想起了拿破仑。

法国大革命初步胜利之后，先是雅各宾，后是拿破仑，他们奉行要用法国的民主来教化天下的民族主义，要去“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并非建立在正确原则之上。打了一仗又一仗，拿破仑一度十分风光。然而，令拿破仑由衷震惊的是，本以为替天行道的他会受到箪食壶浆的欢迎，不料等待他的是一片焦土和深仇大恨。历史学家评论说：“解放战争的问题是，肉眼无法看出它与征服战争有何区别。侵略就是侵略，无论动机多么纯洁。”

看看今天的伊拉克，何其相似！

伊拉克战争已经打了三年多了，美国赢了战争，输了道义，捧着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美国一心要建立的合心的民主还在民族、宗教和各种地方势力的旋涡中挣扎。有人辩解说，这是为了得到民主而应付出的代价。真的吗？说这种话的人决不是在动荡、爆炸、枪杀和贫困中挣扎的伊拉克人民，而是在象牙塔里隔洋观火的谋士们，他们惯于转动地球仪画几条弧线来制定宏伟的“战略”，却不了解当地老百姓在想什么。

很多美国人也在反思。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及中东计划主任亨利·西格曼今年初对记者说：“美国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的努力现在遭受了挫折，美国的国家诚信已经受到损害。美国在中东叫卖民主，但一旦出现自己并非乐见的结果（指哈马斯在选举中获胜——作者注）就进行打压，这不能让人信服。伊斯兰世界现在看清了，美国推广民主只是叶公好龙，并不是真心诚意的，而只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有它自己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很重要，即使出于好心，别人也不能拔苗助长，更不能越俎代庖。美国资深记者罗伯特·D·卡普兰今年3月2日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写到，对于中东地区美国认为的专制政权，“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促使它们垮台。它们的发展和消亡越顺其自然，流血的可能性就越小”。“政治变革不是我们必须强加给人民的东西，而是不管怎样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为之努力的目标不是民主，而是正常状态。”

赞同启蒙运动但又有独立见解的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认为，风俗、法律、建制好不好，不能以某种普遍的启蒙标准来判断，而应该以地方的、特殊的标准来判断。问题的提法不是这个建制或风俗适不适合全体人类？而是这个建制或风俗适不适合“我们”。

最近有一件事引人注目。因1992年发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而名噪一时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站出来同新保守主义划清界线，公开批评伊拉克战争。他今年2月1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这段话颇有见地：“（人们）最初的、普遍的东西并不是渴望自由民主，而是渴望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即技术上先进和繁荣的社会，这个社会如果是令人满意的，就倾向于推动人们参与政治的要求。自由民主是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是某种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成为人们普遍渴望的东西。”

当然，美国的一批新保守主义者不这么想。在运用武力受挫之后，又寄希望于“颜色革命”，即以硬实力为后盾，用各种“软实力”加金钱来扶植他们中意的“民主派”，希望由他们来建立亲美政权。美国因此要搞“变革外交”，政府已批准今年动用17亿美元来支持旨在“寻求政治变革”的人和组织，国务院为此还新设了专门的办公机构。看来，人们要留个心眼了，看看笑眯眯地给你糖吃的那个人，究竟是“亲姥姥”还是“狼外婆”。

2006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