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观云听涛与西方民主的反思

观云听涛六十年

按老的说法，我已年近古稀。从工作而言，平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观察国际形势。1970年我被分配到新华社，从事国际报道工作，每天看外电外报，做过翻译、选报（从大量外电外报中挑选）、编辑和驻外记者，就这么一直干到退休。现在还做点研究工作。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直看了42年，有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我的感想是两个词：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历史进程弯弯曲曲

我20世纪50年代读初中，一天早上踏进校门，就听见学校广播站传来兴奋的声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少年的心顿时激动了起来。那个年代有两句著名的话：“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东风压倒西风！”不要以为那是毫无根据的夸张。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确实蓬勃向上，美国盖茨委员会1957年的报告承认：“苏联的经济正以比美国更快的步伐增长。”曾经用木犁耕地的俄国竟然超在美国之前发射了卫星，令美国举国震惊和哗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当时我们这些中学生坚定、乐观的信念。

接下来就是“大跃进”。我还清楚记得我们这些学生兴奋地议论：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朝鲜超过日本……再接下来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即便饿着肚子，脑子似乎还是兴奋着，不时地听到、想到“世界革命”、“要解放全人类”之类的口号。我在困难时期还没完全过去的1962年踏入北京大学。没过两年，便是“四清运动”（我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年）和“文化大革命”了。那真是一段自己拼命折腾自己、折磨自己的难堪岁月。1969年我在唐山一个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天，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偷偷地告诉我：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了，他在国外看过电视。可是我当时在报纸和广播里没看到听到这样的消息，更不要说电视了。

1970年底我进了新华社，能自己看到外电外报，大开眼界。最令人意外的是，基辛格偷偷地来了，后来尼克松自己也来了，这些我都比一般人早知道，但要保密。我深切地感到，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也看不清会变成什么样子。“四人帮”倒台之后，一个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展现在面前。邓小平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深入人心。一切都要拿到实践中来检验，再也不能用大帽子吓人了。1979年我奉派到印度工作，一个重要的调研题目是：中国可以向印度学什么？印度朋友真诚地对我说：“中国改革开放很好，我们印度可以帮助你们。”可是，后来的发展令印度人大吃一惊，没想到中国发展那么快，那么不可思议。再后来是印度派代表团访问深圳，追问：“我们印度怎么会落到后面去了？”

正当中国飞速发展的时候，国内因发展而生发的许多矛盾爆发了，这正好与东欧剧变、苏联瓦解的大环境相遇。这时候，轮到西方洋洋得意了，他们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颐指气使，似乎真理只在他们手中。他们甚至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完了，今后只要把西方的一套推而广之，就能实现“美国治理下的永久和平”。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从1989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事实证明世界并没有按照美国规划的蓝图演变，而是出现了极为复杂的新局面。今天美国和整个西方正处在经济危机之中，西方民主也在经受考问，而一批新兴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正在崛起。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各有各的问题，也有很多困难，但美国已不能支配一切，一个多极的，或曰无极的新时代正在出现，世界前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还真是不假。世界潮流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没有穷尽的一天。我们只有继续观察，沉着地走自己的路。

三个主义相互激荡

若要评论当今的世界格局，可以有多种表述方法，我想形象地比喻为“三国演义”。这“三国”不是指地理上的三方，而是指三种主义，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下面分别来简要说说。

先说资本主义。法国有一个学术流派叫年鉴学派，主张对当前发生的事情从“长时段”的尺度来认识和判断。美国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莫里斯·伯曼2012年10月2日在西班牙《起义报》上撰文说：“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为600年，即从1500年到2100年。生活在资本主义作为全球制度开始瓦解的阶段，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不幸。资本主义在16世纪主要是指商业资本，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为工业资本，20世纪和21世纪演变成通过货币投机、以钱生钱的金融资本。从辩证的角度看，能毁在自己的成就上是这个制度的胜利。”

这段话很有点哲学意味。资本主义从弱小、成长、壮大到现在走下坡路，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在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是生气勃勃的，是真老虎。它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现在它已无可奈何地走过了如日中天的阶段，焦虑地思考如何自救。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帝国的衰落来自于对外的过度扩张和社会内部扭曲的扩大。”用这句话来观照美国和西方，真是洞若观火。美国在自以为搞垮苏联之后，一度头脑膨胀，忘乎所以，急于挥鞭以御天下，而2001年“9·11”的发生正好给了它绝好的借口，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相继打响，结果落进了泥潭。

国内呢？自里根80年代力主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贫富差距迅速扩大，金融投机甚嚣尘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2012年9月接受《国家利益》双月刊编辑采访时说：“令我非常担忧的一个事实是，美国的金融体制变得越来越具有投机性，而不是越来越具有效率。个人贪婪——而不是社会增长——是体制内玩家的主要动机。我们的税收制度对富人有利，我认为，这十分不公正，不具经济效率，因为它造成我们的社会中不公平日益扩大。从长期来看，这种不公平极具破坏性，会破坏国家一致性，引发阶级冲突。”

这样的现状也就引起了对西方民主的考问。布热津斯基也指出了这一点：“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中，权益与机会主义交融。国会集合了相对富有、拥有相对特权的人物。他们是不会不通过对他们整体而言有利的议案和安排的。结果，我们越来越难以明智地解决国内外的诸多问题。”一个无情的事实是：西方极力向外推销的自称完美的多党民主制度，在自己国内往往作不出正确的决断。

西方把民主放在神龛中顶礼膜拜，要别人坚信它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可是，这个神灵却未必保佑得了他们自己的幸福安康。西方动不动就指责别的国家缺乏“民主合法性”，现在这个问题落到了自己头上。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缪尔森2012年10月10日撰文指出：“经济增长陷入半停滞的社会，不能满足人们对就业、涨工资和政府福利的所有期望。这样一来，政治机构就会失去合法地位。欧洲可能预示着这一凄惨螺旋的开始。”西方民众已经提出了质疑，并以各种方式力图“将自己从装模作样的民主中解放出来，这种民主只有4年或6年一次的投票权，并且民主退化成传媒大公司操纵公共舆论，而经济权贵则不断敲诈的东西”（引自西班牙政治科学教授赫苏斯·桑切斯·罗德里格斯2012年9月文章《危机与民主、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运动》）。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前途，当然还有另一种看法。他们根本不承认正在衰落，坚信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它还会兴旺发达。不过，细读他们的文章，只觉得情绪多于事实，论断多于论证。当然，无论从经济上、军事上和软实力上来看，美国今天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依然会在世界上发挥独特的作用。说走下坡路也好，说衰落也好，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2008年的危机也决不是最后一场危机。谁也说不准几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再说说社会主义。我有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那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仿佛是一对孪生而反目成仇的兄弟。资本主义一诞生，社会主义思想便萌芽了。前者为资本家撑腰说理，后者则为工人争权讲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一直伴随资本主义的演变而变化，所以，因为苏联瓦解而声称社会主义灭亡了，那是无知，近二十多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苏联的瓦解怎么评价？西方的主流舆论把苏联描绘得一团漆黑，宛如人间地狱，说到底，他们坚称十月革命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但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说不该发生，可是它明明发生了啊！不但发生了，而且还兴旺过几十年。西方也有一些明智的人士，他们认为苏联是人类为创建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以人为本的新社会而作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尽管它最终失败了，但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后人可以知道，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千万做不得的。怎样发展经济？怎样实行民主？怎样保障民生？怎样管理社会？这些问题都可以从苏联的成功和失败中汲取有益的启示。

苏联瓦解之后，新领导人以为西方会真诚地拥抱一个新朋友，老百姓也天真地以为马上就能过上好日子了。现实太无情了，俄罗斯人很快发现来的不是亲姥姥，而是狼外婆。普京对国人讲了这么一句名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是没有良心；谁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俄罗斯没法后悔，只能继续摸索强国之路。

在似乎举世惶恐的时候，中国冷静观察，站稳脚跟，坚定地走自己的路。1989年后不久，有外交官朋友回国对我说，那时西方以为中国很快就要垮台了，大使馆请外国客人来参加活动都很困难。但是，他们看错了。中国不但站住了，而且发展得很快，以至于国外惊呼中国连续高速发展30年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中国崩溃”论忽然又变成了“中国威胁”论。中国成了一条他们怎么也看不明白的龙，这条龙打破了西方经济教科书上的定律，也打破了政治教科书上的教条。虽然“不民主”、“没人权”、“不自由”等的骂声不绝，但龙依然在自信地腾飞。这样说并不是没有看到我们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但当别人企图唱衰你的时候，你就不能强调谦虚，而是要自信。

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2012年10月访华后在西班牙《国家报》上发表文章说：“每一次访问中国，无论时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势的历史现象都会令人感到惊讶……中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而欧洲人在挣扎着不要沉没，却找不到出路。一边是似乎无法阻止的上升，一边是重要性不断减少的下降，我们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一进程，更不用说逆转了。”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2年11月3日的文章说：“欢迎了解新的中国模式——这是一个集极强竞争力和庞大市场于一体，且拥有执行力强大、无处不在的政府的模式。对西方人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新现象。但它会塑造我们的未来。”像这样的议论（不一定都对）不胜枚举，我们听了不可陶醉，但可增强自信。(www.xing528.com)

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中国在探索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一些别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古巴，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又是在美国的鼻子底下，却昂然屹立了半个多世纪，难道不是一个奇迹？我请教过曾长期在古巴工作的同事，得到的答复是古巴人收入比较平等，凝聚力特别强，党的干部很廉洁。他们虽然生活水平低，但精神上却不穷，也很乐观。在古巴这个榜样的影响下，拉美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口号，有好几个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西方人酸溜溜地议论，说拉美现在有几个总统曾经是共产党员或类似于共产党的政党的成员。他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足以引起人们遐想。也有人说，他们搞的算不上是社会主义。我想问：什么才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呢？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标准，标准只在老百姓的心里，在老百姓的感受里。其实，即使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在滋长发育，前途不可估量。

最后说说伊斯兰主义。现在的西亚、北非，一百多年前那里很多地方是西方的殖民地。但一千多年前，那里曾有一些相当发达的伊斯兰国家，最近的一个是1453年建立的奥斯曼帝国，位于现在的土耳其一带，曾称雄一时。中世纪时，阿拉伯文明长期比西方文明兴盛。他们的商船早在唐朝甚至更早就到我国的广州、泉州贸易。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一直有矛盾和冲突，11世纪以及之后的几百年曾发生多次“十字军”东征。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也给他们留下了屈辱和痛苦。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国，这个问题现在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筒。

当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成为世界的主流之后，伊斯兰教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三个根本问题：这个创立于公元610年的宗教怎样适应世界的巨大变化？怎样对待西方文明？怎样治理自己的国家？上世纪50年代，以埃及纳赛尔为代表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一度给他们带来希望，建立了世俗的、大致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榜样的政权。开始时确实吹来一股新风，但渐渐地掌权的人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团，经济发展也很慢，人民的不满上升。与此同时，一股强烈抵抗西方文明、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的力量在抬头，其中少数人走上了极端主义的道路。1978年以霍梅尼为最高精神领袖的伊斯兰共和国在推翻了巴列维国王后在伊朗建立，他们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美国中情局帮助训练了一批反苏的穆斯林游击战士，“基地”组织的骨干也在其中。美国没有想到他们竟成了“恐怖分子”，直接导致了“9·11”的发生。

现在世界上有十多亿穆斯林，分布在九十多个国家。在西方国家也有不少穆斯林移民，这也成了西方一些极右团体的一块心病。2010年底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再次把伊斯兰教信众地区的发展问题尖锐地摆在世界面前。西方认为这只是一个“民主”问题，其实情况远非这么简单，它包括宗教与政府的关系、宗教各派别之间关系、民族和部落之间的矛盾、如何适应现代生活方式、怎样发展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路很长很长。

在电视上看到那里爆炸和儿童哭泣的画面时，心里充满了同情，真想说：“别打了，都是一个宗教的兄弟，何苦呢！”但是，西方支一派打一派的情况还在继续，这就是他们要的“民主”吗？

以上简要说了说三个主义，这是影响世界进程的三个主义。这三者当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而是在交流、交锋和交融中变化发展。弗朗西斯·福山教授虽然对自己的“历史终结论”作了一点修正，但依然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好的。他2012年11月对记者讲了这么一段话：“过去20年，有两个事物的发展对我最初所提理论形成了挑战：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另一个就是中国崛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我的理论并没有产生很严重的影响。毕竟，它不会过多影响社会进化，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另一个事物就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持久性。就理论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给我的理论带来了挑战。”

福山先生把伊斯兰主义归结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显然以偏概全，不大公平。至于中国经济的成功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冲击，那是事实。当然，福山先生在承认这一点时不忘提醒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最终会引发一些问题，它必须要有所改进。”这当然说得没错。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今后的路很长很长。三个主义的前途如何，这正是全世界十分关心的问题。

世界会向何处发展？

大家都看到，2008年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正在艰难地自救；社会主义在1989年跌入低谷后，正在顽强探索；而2010年底爆发“阿拉伯之春”之后，伊斯兰主义也正痛苦地寻找自己的道路。当今世界，像是一艘“诺亚方舟”，驶入了一片未知的海域，不会一直风平浪静，会有恶浪，有暗礁，有风暴，但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向前驶去。如果船上的人深明大义，摒弃前嫌，团结合作，那么前途会是光明的。如果依然以私利为重，都想霸占这条船，那么很可能船毁人亡，沉入海底。圣雄甘地讲过：“大自然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满足不了每个人的贪欲。”

资本主义的前途如何？奥巴马说要拯救美国，就要发展高科技，要抓教育，要再工业化，把流到中国的工作岗位拿回去。这些都会有成效。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占领华尔街”的人提出的99%与1%的人的关系。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初在《名利场》上发表文章，题目是《属于1%的人的民有、民治、民享》。文章说美国1%的人口控制了约40%的财富，把全部收入的20%装入自己的腰包。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在美国大选热热闹闹地进行的时候，英国“大白话”速记公司主编凯文·拉弗蒂2012年10月25日在《日本时报》上也写了类似的话：“在距离总统选举还不到三个星期的时刻，所有关于民主的花言巧语都与现实形成了反差，现实是，现在的民主是一个富人有、富人治和富人享的民主。换言之，这是一个富豪民主。”若第一个说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林肯总统地下有灵，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奥巴马是高呼“改变”而上台的，现在正是需要改变的时候。到底怎么改？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2年10月一期有篇文章提出：现在需要一种新型的激进中间派政治，找出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办法。文章回顾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19世纪末期是“镀金时代”，表面繁华，内里贫富差距太大，最后导致了1929年的大萧条。第二个阶段是所谓“进步时代”，那就是罗斯福的新政，政府鼓励竞争，引进累进税制，开始建立社会福利机制。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终因石油冲击和经济滞胀而搞不下去，于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开始似乎有效，又有了近30年的繁荣，但是，到2008年危机爆发了。现在钟摆又在摆回去。奥巴马等西方领袖必须拿出一个“既公平又能带来发展的东西。不然，每个人都将付出代价”。文章作者称这个新时期为“新进步时代”。

这个新时代会到来吗？如果真的到来了，资本主义就有救了，也许那时仍有人叫它老名字，也有人会称呼它别的名字。如果这只是一种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么贫富差距太大而引起的阶级斗争会带来一场又一场动乱。“占领华尔街”只是抗议而不是替代，如果矛盾太尖锐了，就会有替代的尝试出现。正在为人民抗议而忧心忡忡的意大利总理蒙蒂说：“我并不担心政府之间的争执，但我确实担心人民之间的分歧和仇恨。”资本主义的前途现在难有定论。

社会主义的前途如何？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方向，不管路途多么崎岖，人类总是要朝这个方向走的。关于历史进程，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曾发生过的事和人，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另一种认为是有规律可循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在原始社会，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但那时部落之间发生冲突之后，往往把俘虏杀掉，因为养不活他们。到了奴隶社会，俘虏变成奴隶，可以生产口粮之外的剩余产品。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肯定不高。到了封建社会，农奴和自耕农有了比奴隶更多的自由，也生产了更多的产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农民成了产业工人，有了更多的自由，至少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也生产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一旦贫富差距太大，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在进步，尽管充满了苦难和血泪。到了当代，人的全面发展成了时代的呼声，这个任务落到了社会主义的肩上。应该说，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断的挫折中顽强前行的，它一定会踏出一片新的天地。

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无产阶级标志的镰刀和斧头也已成了象征。今天真正用镰刀和斧头干活的产业工人已不多了，也许应该用装有GPS的收割机和数控机床来代替。还有，坐在电脑前的“白领”其实也是劳动者，甚至是更辛苦的劳动者。社会阶层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变革方式的变化。人们更渴求富足、平等、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关怀。当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现在成了出资人和出力（包括脑力和体力）人之间的关系。当年反目成仇的兄弟今天有可能成为好说好商量、为企业的兴旺共同努力的好兄弟。

企业不应该只成为生产产品的地方，也应该成为大家和睦相处、共同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就好像大家一起心情舒畅地把蛋糕做大，然后按照出资和出力尽量公平地分配这个蛋糕。也许这样说太理想化了，一时难以全部做到，但它完全值得我们去追求。在这中间，政府的职能十分重要，人民政府为人民不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孕育其中。

世界会向何处发展？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但鉴往知今，它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明确的，我们只能祈望越变越好，并对可能的风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机遇垂青做好准备的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事办好，就能抓住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自己瞎折腾，那么机遇来了你也抓不住。历史不相信眼泪，历史也不爱听牢骚，历史要求你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一步步地走，走错了就改。人类永远都在路上，一刻也停不下来，除非你甘愿被淘汰。

最后就这本书说几句。承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和辽宁人民出版社的美意，他们要把我近10年写的东西出个集子，重点是讲讲西方对民主的看法。我自知才识有限，总觉得有点拿不出手。后来想，不管怎么说，这总是我的一家之言吧，读者可以自己评判。关于西方民主，我总的有这么一些看法：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是共同的要求。各国有各国的情况，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去不断探索实现民主的道路和办法。谁也不要以为自己的一定是最好的，更不要强制别人实施自己样式的民主。如果借推广民主的名义搞霸权，那就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了。说真的，我衷心祈望西方民主继续进步，不要在自己的国内搞不下去，因为现在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苗头。倘若真的搞不下去，说不定类似希特勒式的极端人物就要趁势登场了。但愿这是我的杞人忧天。我也衷心祈望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会越走越顺，越走越宽广。

霍金曾预言，人类在1000年后就要消亡了。但更多的人相信前面还有几千万、几亿年的岁月在等待人类去跋涉。人老了，总是希望我们的后代能过得更好、更好。

詹得雄

2012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