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名声不如追求乐趣，做事该省事闲逸

矜名不若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

适度的追求名望并没有什么过错，但若在名望中沉沦，一生都在追求名望中忙碌，到头来只能为名所累，身心不得自由。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成功就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中国的武官打仗打胜了，大都要荣归故里，而文人一旦金榜题名，也肯定要衣锦还乡的。项羽的话最能说明问题：“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可以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享受“归故乡”的荣耀，体验人人仰视的快乐。

当然，在中国也一直存在着反对追虚逐妄，强调名符其实，忌讳声闻过情的理性的声音。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为学大病在好名”。薛侃则以自己的“务外为人”的亲身体验，说明了“闻誉而喜，闻毁而闷”的“好名”之病。王阳明随即对名与实的关系做了这样的说明：“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喝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说：“‘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读去声)，亦‘声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安肯以此望人?”阳明先生可谓用心良苦。他以“务实”来去除“务名”之病，在古代也许行之有效，在今天，这样的劝告，类乎东风射马耳，是会被人讥为扞格不通之论的。

《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魏文侯曾问扁鹊说：“你们三兄弟中谁最善于当医生？”扁鹊回答说：“长兄医术最好，中兄次之，自己最差。”文侯说：“可以说出来听一听吗？”扁鹊说：“长兄治病，是治于病情未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乡里。而我是治于病情严重之时，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所以都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天下。”这便是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扁鹊三兄弟故事。(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扁鹊对待名气是何等的淡然。对许多人来讲，追求名气的愿望实在是难以遏抑的，以至于休谟甚至把这种愿望和倾向看作先天的和本能的：大自然“通过我们心灵的内在结构和组织而赋予我们以对于名望的原始倾向”。总之，从积极的方面看，适度的好名，意味着适度的自尊，是正常的、自然的事情，是不应该受到嘲笑和否定的。但是，名气还有另一面，它像酒色、权力和金钱，也是腐蚀人的一种异化性力量。它让人变得求名若渴，贪多无厌，甚至到了失去理性、不顾颜面的程度，结果弄到名实两乖、徒增笑料的地步，给世人留下饭后的话题、酒余的谈资。

话说古时候有一个幕僚，他生性愚钝，却又十分贪图名声。一日同僚聚会，推他为东道主。为避免当场出丑，他预先召齐众歌妓，一一问明乐曲名目，记在一张纸条上。等客人到齐，请他点曲。他却误将一张药方拿了出来，见上面写着“附子三分，当归四分”几个字，便喊道：“且奏附子、当归送客！”顿时满座哗然。

按王羲之的说法，这种人可以叫作“啖名客”，啖者吞也，就是不管生熟冷热，想一口吃个大胖子。但这幕僚实在不幸，“啖名”不成，反而硌掉了大牙。“名者实之宾”，名之为物，本来就像现代婚姻中的那个媒人，没有他最干净，可一旦较起几千年的真来，又觉得缺了他不可似的，虽然他最终还是个累赘。看到这一点的人很少，看到了又勇于革弊的人就更少，大多数人是看到了它的好处，就像一个鳏居多年的穷光蛋，总相信媒人能给自己找一个好媳妇，更何况名的好处还不只这些呢！于是在这花花绿绿的舞台上，我们的丑角和“俊角”们为了求得一个好名声，上演着一出一出的滑稽剧，“弄巧”了的有，“成拙”的也不在少数。

这幕僚大体属于后者。本无慧根，如何求得好名声？那就只好走捷径，不懂装懂。装砸了没的说，如果真能装得别人看不出来，自然就拣了便宜，暂把名声赚入囊中，留作以后大买卖的本钱。先人把这伎俩叫“盗名”，真是形象得很。明人瞿汝稷撰《指月录》，搜罗佛门公案甚夥，后来僧俗学禅者皆人手一册，以为谈资，其实都是一知半解，不懂装懂。有个叫余怀之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当头棒喝道：“究其所学，下者目不识丁，高者不过携《指月录》一部而已！以此诳人，实以自诳；以此欺人，实以自欺。”可余怀之有一点没看透，欺人事小，欺世事大。

虚名害人，人所共诛之；虚名害己，却又往往为人所不觉。于是名声这东西便在无意中给你这架生命的发动机上紧了发条，让你像机器人一样勇往直前，直至精疲力尽，到那时你也许才明白，自己所殉葬的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幻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