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机构和个人推动企业履行责任

第二章　相关机构和个人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归根到底属于企业行动，但在我国现阶段，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离不开政府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行业协会协调和公民监督。本章通过对2008～2009年政府、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和公民个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行动的典型案例描述，说明我国现阶段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发生的外围环境。

一、政府机构：烟台开发区政府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一些企业也出现了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主要表现为：破坏环境、不依法纳税、危害食品药品和生产安全、损害职工权益、漠视公益事业等。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1985年3月动工建设，是全国首批14个国家级开发区之一。近年来，烟台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始终保持在30%以上。2008年，GDP、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28%和34.6%；进出口总额、出口分别增长70%和88%。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国家级开发区平均增速5～10个百分点，高于烟台市各县市区平均增速10～20个百分点。在烟台市1/60的国土面积上，创造了1/6的GDP、1/5的税收、1/4的工业增加值、2/5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3/5的进出口总额。在商务部对54个国家级园区排位中，软、硬综合实力位居第6，是唯一一家连续6年综合经济实力排位持续上升的国家级开发区。

随着大批企业入驻，全区已注册各类企业10000多家，其中工业企业3000多家，企业员工占全区总人口的2/3，企业已经成为烟台开发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二）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和表现

随着开发区建设的迅速发展，开发区内一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的问题也逐渐反映出来，在烟台开发区，一部分企业曾一度表现为“三重视三弱化”：重视要优惠政策，弱化对开发区的服务和贡献；重视为董事会负责，弱化对社会负责；重视企业内部建设，弱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帮扶，片面认为围墙里面是企业的事，外面是政府的事。

2004年以来，烟台开发区通过调研发现，造成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象的原因很多，除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外，主要可概括如下几点：

（1）认识判断偏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理解还存有盲区、误区。个别企业片面认为，法律规定范围以外的责任政府无权要求企业承担；有的企业比较关注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认为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顾及的事。

（2）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缺乏诚信的经营理念。一些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没有树立正确的生产经营意识，没有正确的经营理念。

（3）企业开展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机制尚不完善。多数企业对开展落实社会责任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如何全面履行社会责任缺乏系统的、可操作的推进机制和工作体系，没有统筹社会责任工作的组织或机构，没有形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

（4）行政机关监督滞后。注重企业经济贡献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不够，缺乏健全完善的体制机制，对企业形不成“硬约束”。

区内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1）不依法纳税。有的企业不按时足额纳税；有的千方百计偷逃税款，通过与关联企业交易，压低价格、增加成本、转移利润；有的非法避税，在即将度过免税期时，通过境外资本转换，骗取和重复享受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等。某中外合资制袜公司，主要生产袜类产品，产品95%以上由其控股的日本总公司在境外销售。自2003年开业以来，销售收入每年增长50%以上，但账面却年年亏损，存在重大避税嫌疑。税务部门通过调查分析，在掌握了该公司不同时期的收入、单价、成本、毛利率、关联交易定价方法及原则等大量数据和信息的基础上，与企业进行了9轮谈判，最终依法对其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100多万元。

（2）破坏环境。片面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不注意控制污染，偷排或超标排放污染物；发生环境违法行为后，不按环保部门要求及时整改；新、改、扩建项目不符合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据统计，体系实施前的2006年、2007年两年，区环保部门依法查处的未批先建、污染设施未配套建设即投入生产等环境违法行为11起。某韩资漆包线生产企业持续排放含酚类、苯类等有毒有害废气，虽经多次投资整改仍未达标，当年年底被环保部门责令离区。

（3）危害消费者利益。采取危害公共安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手段非法牟利。如有的企业搞不正当竞争；有的生产不合格产品甚至伪劣产品，唯利是图欺诈消费者等。

（4）损害职工合法权益。如拖欠职工、民工工资，不按要求缴纳保险金，随意增加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职业病预防措施不到位，对特殊岗位职工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近5年来，全区共发生欠薪逃匿案件9起，涉及职工700多人，涉案金额200余万元。2006 年9月，拖欠99名职工3个月工资的某服饰企业韩籍法定代表人转移财产并准备逃匿，被有关部门有效控制，为职工挽回损失19.5万元。

（5）危害职工生命安全。主要表现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安全防范和监督不到位等。虽然多年来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事故，但一般事故平均每年3起左右。

（6）漠视社会公益事业。对参与社区建设、捐助公益事业等社会责任缺乏应有的认识，等等。

（三）开发区管委会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考核与评价体系

经过大量调研，烟台开发区管委会深感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企业激励机制存在很大弊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制约着开发区的长远发展。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影响面、破坏力、危害性将越来越大。这些因企业个体行为引发的社会问题，最终转嫁给政府和社会，容易产生诱发群体事件、影响发展、破坏和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

（1）影响企业自身发展，随着SA8000社会责任体系的建立和推广，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将很难进入一些跨国采购的“大名单”。

（2）诱发劳资纠纷、环境污染、消费投诉等信访案件和群体性事件，企业消极、错误的处理方式，又往往导致矛盾激化。

（3）违法生产经营和不规范的市场行为，扰乱正常经营秩序。

（4）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对环境的破坏、对生产要素的浪费，阻滞了经济可持续发展。

（5）企业失责，政府埋单，增加行政成本。

（6）损害国家利益，亵渎国家法律，侵犯劳动者的民主权利，进而影响到科学、和谐发展。长此以往，将使企业发展面临与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深层矛盾，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背道而驰。

通过调研，烟台开发区上下逐步统一了三方面认识：

（1）对工委、管委会而言，建设一个好的开发区，既需要抓好开发建设，更需要给开发区引入文化、注入灵魂，不仅要注重引进和建设企业，更要大力培育企业精神和文化，使之与开发区成为利益共同体，在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中打造一座人文工业新城区。

（2）对企业而言，要通过引导，使其不断提高对履行社会责任重要性的认识。企业不仅是经济活动中的经营主体，在社会活动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还要努力取得企业品牌、美誉度、社会形象的最大化。

（3）对社会而言，开发区的和谐发展需要各个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稳定与否影响着全区稳定；企业的排污降耗影响着全区环保质量等。由此，烟台开发区管委会把落实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烟台开发区管委会认为，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从2007年开始，烟台开发区开始尝试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考核评价体系，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长效机制建设。在学习借鉴国内外一些先进理念和做法的基础上，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以及体现“重点事项有刚性，鼓励事项有导向，制约事项态度明，轻重缓急安排清”的精神，结合自身实际，确立了企业八大社会责任的考评内容和33项考核细则，通过不同的比重设计，体现了政府对企业的引导。

这八大考评内容是：

（1）经济发展责任。主要以企业对股东权益负责的表现和企业对社会的主要经济贡献两个方面为评估标准。同时考核企业科技创新方面的表现。

（2）节能减排责任。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有效的环境管理体系，采取切实有效的节能措施，减少对资源或环境的不利影响。

（3）诚信守法责任。企业要强化法律意识，严格依法经营，自觉约束自身行为，尽量避免由于自身行为对企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发生。

（4）员工保障责任。企业要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既要对职工的就业保障负责，充分尊重职工的生命权、健康权，强化安全生产条件保障，又要大力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保障职工权益不受损害。

（5）社会事业责任。在落实企业文明创建责任时，要确定既符合开发区发展要求，又具有企业特点的文明创建思路和文明创建目标，使企业文明创建与社会发展合拍。

（6）帮扶助贫责任。企业要积极与农村、农民建立起利益共同体关系，在农民就业、资金扶持等方面支持农村发展、农民致富，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7）计划生育责任。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企业制度化管理，促使企业真正重视计划生育，引导职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做出努力。

（8）稳定防范责任。强化企业稳定防范的责任，既要抓好企业内部的安全保卫，强化职工队伍建设，又要做好外部防范，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

烟台开发区管委会认为，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是企业，但企业的中心目的是赢利，有些企业尽管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但由于生产经营档期紧张，或者考虑股东利益、企业间平衡等因素，若没有外力的推动，很容易忽视或淡化落实社会责任。因此，政府引导企业落实好社会责任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其创造良好条件。近几年来，烟台开发区积极运用政府的、行业的、社会的等手段，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引导企业在工业哺农、回报社会等方面有所作为。

比如，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引导企业在“工业反哺农业”方面落实好社会责任，2005年，烟台开发区先后动员首钢东星、万利达等28个企业与28个发展缓慢村结成帮扶对子，企业一年无偿投入扶持资金100多万元，帮助农村修建水库、建批发市场、盖蔬菜大棚等，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几年来，继续推进企业农村共建，构建新型工农联盟，目前已有100多家企业与农村结成共建关系，累计投入共建资金3亿多元，为推动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以来，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幅超过15%，2008年突破万元，居全市首位。

再如，在引导企业积极回报社会方面，烟台开发区定期组织开展“爱心捐助”等活动，号召全区国有、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以及民营企业积极参与，集中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此项活动开展6年来，企业累计捐款额达4000余万元，通用东岳汽车、正海集团、斗山工程机械等重点企业，每年捐款额都在10万元以上。

在烟台开发区看来，落实企业社会责任，除了刚性的法定责任，还有一些“软”的指标，受企业决策和行为的道德、习惯、思维方式、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企业也需要有一个认识—接受—实践的过程。因此，烟台开发区注重采取多种形式，引导社会舆论，强化政策支持，做好激励工作，在全社会形成“承担责任光荣，逃匿责任可耻”的浓厚氛围。在烟台开发区，大张旗鼓地表彰纳税大户、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设立社会风尚奖，推荐优秀外商为烟台荣誉市民等，都是对落实社会责任好的企业的嘉奖和弘扬。韩国独资斗山工程机械（烟台）有限公司先后投资600余万元，在全国捐建了24所希望小学；日资企业纳美仕电子公司总经理田中尚一在烟台开发区工作期间，拿出自己的工资，7年累计捐助了60多名困难家庭学生，并为高级中学捐助教学设备，在离任回国前夕，他又拿出5000元设立了爱心捐助基金；韩国独资企业乐金电子部件公司实习生王小霞不幸患上白血病，中韩员工共同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捐款10.5万元。对企业的这些义举，烟台开发区及时在省、市、区媒体上进行立体宣传，社会反响强烈。

对落实社会责任好的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烟台开发区还在税费、土地、厂区建设等方面给予优惠。烟台开发区对模范纳税的企业，每两年评定一次纳税信用A级企业，全省公布，并进行动态管理。被评为纳税信用A级企业，享受税务部门减少检查次数，优先落实国家政策范围内的减免税、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通用东岳汽车公司与其核心配套企业一路之隔，企业为了物流更加便捷，提出将一条已建设好的市政路改为厂区路。考虑到东岳汽车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优良表现，区里调整了市政规划，将这条市政公路作价出让给东岳汽车公司。

围绕职工权益保护，烟台开发区工委、管委会出台了《关于开展千家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的意见》，以依法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工会组织建立及经费保障、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劳动安全及劳动保护等情况为评价标准，分A级、AA级、AAA级对各类企业进行认定。每年命名表彰一次。获得AAA级称号的企业及企业法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推荐授予烟台市“五一”劳动奖状（章）。

为强化组织保障，烟台开发区成立了由工委、管委会分管领导任组长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考核评价工作按三阶段逐步推进：2008年为第一阶段，全面营造企业参与社会责任考核评价体系的社会氛围，在全区产值过亿元的企业中率先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考核；2009年为第二阶段，全面完善考核指标和标准，形成一套更为成熟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标准体系，考核面扩大到规模以上所有企业；2010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是考核评价工作全面推进阶段，考核范围覆盖全区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考核主要分四个步骤：第一步，企业根据考核评价体系的要求，做好日常管理记录，并按时提报给各考核部门。第二步，各考核部门结合工作职责、日常信息记录对企业提报数据进行补充完善核实。第三步，领导小组办公室于年底汇总并进行核实考评，根据企业得分由高至低进行排序。第四步，工委、管委会综合运用考评结果，将得分排全区前列的企业评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优胜单位；得分90分以上的确定为履行社会责任优秀企业；得分在70～90分的确定为合格企业；得分70分以下的企业，进入整改期，促其升档进位。

（四）企业社会责任考核与评价体系实施所取得的成效

2009年年初，烟台开发区依据考评体系所涉及的八大项33个细则，对全区78家产值过亿元的企业进行了建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考核，最终评出“履行社会责任十佳企业”，作为政府授予企业的最主要荣誉，并专门召开大会隆重表彰奖励，从政策、资金方面大力扶持，对全区企业形成了有力的示范带动作用。斗山工程机械公司论产出规模不在三甲之列，却凭借综合分数列综合考核第一名；金河实业、氨纶、正海3家企业虽然产值未进入全区前10位，但凭借综合分数跻身十佳，在企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烟台开发区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考评体系，取得了初步效果。具体表现在：

1.企业凝聚力增强，区域劳资关系更趋和谐

通过加强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深入开展“千家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多数企业能把对职工负责、维护职工权益、提高职工素质作为首要责任，目前全区社会保险事业11项指标位居全市第一，工会组建率和入会率达到90%以上，有100多家企业推行了工资协商制，劳动纠纷引发的信访案同比下降30%。2008年，全区没发生一起进京上访事件，开发区还被评为“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先进单位”、“全国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

2.企业节能环保意识增强，区域生态环境保持良好

在考评体系的约束下，区内企业不断加大环境保护投入，有35家重点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10家企业通过省环保部门清洁生产验收，数量位居全省前列，40多家企业通过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全区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0.38吨标煤/万元、新鲜水耗4.77立方米/万元、万元工业增加值COD排放量0.86千克、二氧化硫排放量0.84千克。2009年1月9日，成功通过国家验收，成为全国仅有的5家国家级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之一。

3.企业公共安全意识增强，区域社会形象不断提升

全区企业都建立了专门财务管理账户和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情况台账，所有危化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企业全部达到了企业标准化建设计划指标。2008年，全区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全区企业更加注重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权益，企业品牌形象和区域社会形象均得以提升，尤其是33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100%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

4.企业回馈社会意识增强，区域社会氛围日趋祥和

已有70多家企业与农村结成共建对子，仅2008年一年就出资6000多万元。370多家企业积极参与“爱心捐助月”活动，捐款数额从2007年的270多万元，猛增到2008年的2000多万元。2008年抗震救灾，仅斗山工程机械公司就捐款捐物价值达1000多万元。该公司还捐建希望小学24所，遍布全国19个省份，合计投入善款625万元。

5.企业发展速度加快，区域经济实力日趋壮大

开发区大力扶持、服务落实社会责任优秀的企业，在资金、人才等方面重点倾斜，在规划、引导产业发展上科学谋划、强力推进，企业成长更好更快。2008年，全区产值过亿元的企业突破100家，5家企业过百亿元，涌现出了全市产出最大企业、全省第一出口大户，形成了汽车、手机、电脑等五大产品集群加速崛起的局面，成为全国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在全市1/60的土地面积上，创造了全市1/6的GDP、1/5的税收、1/4的工业增加值、2/5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3/5的进出口总额。

企业纷纷落实社会责任，推动了烟台开发区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在刚性的管理和约束下，烟台开发区绝大多数企业都把依法纳税、保护环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提供合格产品等作为企业的要务，实现了良性发展。由世界500强企业美国通用汽车等投资建设的通用东岳汽车公司，视产品质量为生命，在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基础上，又采用国际先进的“QSTP”采购供应体系保证零部件供应的质量，企业产销两旺，投产两年就被美国通用总部授予全球总裁奖。正海电子从1996年投产到现在，累计投入几千万元用于环境保护治理，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攀升。

在昂扬信心应对危机的时刻，有责任的企业纷纷行动起来响应工委、管委会的号召。山东舒朗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一家民营服装企业，2008年跻身全国服装企业百强，并荣获全国服装百强企业销售利润率第一名的桂冠。由于拥有自主品牌并采用了“六加一”产业链发展模式，运用“微笑曲线”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该公司在经济危机中逆势腾飞，2008年企业生产规模、销售收入和利润率均实现翻番增长。因在抗震救灾和帮扶中小服装企业渡过经济危机中有突出的表现，该公司被评为山东省优秀责任企业。在工委、管委会支持和企业社会责任考核评价体系的引导下，他们抓住国家加大投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等政策机遇，与开发区管委会共同搭建促进下岗职工、大学生等特殊群体就业、创业的平台，决定2009年在国内扩张500家店铺，广泛吸纳下岗职工、大学生来公司就业、创业，并接受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加盟。据初步估算，仅店铺一项可为社会创造就业岗位2500个。舒朗服装文化传媒公司总经理沈丽表示：“开发区这套量化了的考核标准，实际上是对企业意识形态的一种隐性的引导，引导企业的最终目标是社会化而不是仅为私有。一个没有社会公益心的企业最终也不会得到社会的支持。以舒朗品牌为例，通过抗震救灾、给北川中小学生送校服、投资建厂解决灾区就业，逆势扩张拉动内需、扩建三期扩编就业3000人，关注新入职场女大学生、联合高校国际化办学为山东培养服装设计技术人才等几大方面，深切体会到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品牌的提升作用，顾客在购买舒朗产品的时候增添了感情色彩，因此在危机时期能够销售收入、利润双双同比翻番。”

（五）开发区企业社会责任考核与评价体系的特点总结

创新性——企业社会责任考评体系的建立，实现了“两大转变”，开辟了“一条新路”。“两大转变”：一是实现政府对企业监管方式的根本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自主经营权和发展活力大大增强，但随之也出现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等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到底如何监管企业，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而社会责任考评体系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构建起了新型政企关系。在考核原则上坚持依法管理，既不干扰干预企业发展，又对企业有要求、有标准、有评价，实现了政府要求与企业需求的统一。各项考核指标都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确立的，通过体系引导企业依法办事。在考核内容上注重科学评价，打破传统惯例，取消经济指标单项先进，只奖社会责任优秀企业，由以往的以经济指标为核心，转变到引导企业全面履行社会责任；使单一目标的最大化变成综合目标的最大化，从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均衡全面发展。二是实现企业发展理念和模式的重大转变。现代企业间的竞争已从单纯的价格、质量和服务竞争转化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品牌竞争。通过品牌背后富含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赢得消费者和公众对品牌的认同，已成为一种深层次、高水平和智慧型的竞争选择。当今社会，衡量企业业绩不仅要看其创造的经济价值，还要看其创造的社会价值。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企业重视劳工尊严、安全和福利，有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增强团队协作能力；重视节能环保和消费者利益，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重视经济贡献和社会公益事业，有助于企业获得更为优质的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平台。同时，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也有利于企业适应国际规则，参与全球供应体系，“走出去”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一条新路”，即开辟了科学和谐发展的新路。通过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考核评价体系，清晰界定企业应该和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并从政府管理、企业发展的角度大力推进，使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价值准则、利益取向达成一致，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互动互利关系，有利于实现工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相容，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共赢，促进区域科学和谐发展。

烟台开发区企业社会责任考评体系的实施，开启了中国在一个区域内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考核的先河。在一个区域内建立并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考核评价体系，烟台开发区的做法为全国首创。据了解，目前国内有国资委在中央直属企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纺织系统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考核体系，有的城市正在探索但未见实施考核。烟台开发区的做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监管企业模式的一种创新，也是当前应对危机情况下最有效的措施。目前《人民日报》、《求是》杂志、新华社等都刊发了烟台开发区的相关经验文章。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更是给予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破题”的高度评价。

可持续性——该体系较为科学，可操作性强，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其可持续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考核指标比较全，涵盖了经济发展、节能减排、员工保障等八个方面，为体现政府对企业的引导，烟台开发区根据形势需要将对不同类别的权重每年作出调整，但考核的大范围不变，避免了“朝令夕改”。

（2）考核方法比较实，日常记录与年终核实等四个步骤，保证了考核结果的权威性，考核优秀的有重奖，考核不达标的要整改。

（3）考核实施比较稳，分产值过亿元、规模以上企业、所有企业三个阶段稳步实施。

可推广性——体系明晰，简易可行，效果明显。对于各种类型的企业具有普遍的约束意义，实践证明考核效果良好。尤其是通过合理设定各类指标的权重，可以实现政府对企业的引导，比如既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实际上具有“一票否决”作用的硬杠杠，又有热心公益事业等软性的指标。

（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二、非政府组织：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方碑村灾后重建纪实

距离“5·12”地震200多天后，方碑村的村民们开始乔迁新居。快速重建背后的“一帮一”模式，不仅带动了农民的自尊自立，实现了家园与精神的双重重建；还为普通的个体公民参与慈善提供了一个途径，推动了个体公民在社会责任面前有所担当。

2009年1月22日，在距离“5·12”地震200多天后，绵阳市安县黄土镇方碑村，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和《北大商业评论》的组织下，实现了首批185户灾后重建房的竣工并且开始交付村民使用。这185户灾民从此开始拥有独立的、可以长期使用的住房。

我们很难想象灾后住宅重建的难度：33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受灾民众在临时住所里生活达10年之久；14年前的日本阪神地震后，受灾民众先是在帐篷里住了7个月之后搬进临时居住点，一住就是5年多。

就方碑村而言，灾后95%的房屋完全倒塌，4%的房屋成为无法居住的危房，只有1%的房屋毫无损毁。根据《北大商业评论》在方碑村的调查：村民的住宅财产均未投保，没有保险赔偿金（日本自1966年起就建立了完善的地震保险制度，为日本地震灾后重建发挥了积极作用）；受灾民众的自有资金普遍有限，难以自力承担住宅重建所需的大部分资金。进行灾后住宅重建的模式创新，无疑是一条出路。

另一方面，地震不可避免地给村民们带来了心灵创伤。重建不但意味着物理的重建，更意味着心灵的重建；重建不是简单的施舍，而是意味着自尊与自立、自信与希望。如何通过灾后重建的模式创新，实现家园与精神的双重重建，是一个现实的挑战。

方碑村首批住房工程的落成，就是通过“一帮一”的借款模式（详见《北大商业评论》2008年7月刊），在政府、企业员工和村民的三方参与下，帮助村民们在废墟上重建信心。

（一）乔迁新居：一个村落的繁华与喧嚣

2009年1月22日的清晨，天寒地冻，正是绵阳最冷的时候。满眼萧萧，处处透寒。柏油路在车子的疾驶下突然没了踪迹，石子与黄土互相挤压着磨炼出了一条明晃晃的土路，引导车子驶向远方。路旁时不时地闪过被地震损坏的房屋，歪歪斜斜地站立着，扭曲错位。

突然，眼前陡地一亮，红色的彩虹拱门上打着米黄色的字——“方碑村首批永久性住房交付仪式”。拱门后面不远处，白色的两层楼房一字排开，坚强地屹立着。

走过彩虹拱门，就如同走进了一个乡镇的集市，热闹非凡。一条笔直的村主干大道上站满了三五成群的人们，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偶尔还“摩肩接踵”一下。间或能看到村民们用三轮车驮着床垫子“招摇过市”的情景。人人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似乎都在驻足等待一场好事的降临；家家门前悬挂着红灯笼，似乎过起了红红火火的日子。

马路边，半年前的瓦砾世界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白色的灾后重建房。每栋房子，都采取双层封闭式构造；通体白色，腰身的红色装饰线似束腰的彩带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灰色瓦片铺设的双坡式屋顶，干净而整齐；房间内精心铺设的瓷砖、内置式的楼梯，无不在昭示着新农村的气息。这种构造样式，一改地震前方碑村每家每户的四合院式构造，不仅提升了居住质量，改善了卫生水平，还大大节省了用地面积。

方碑村一共10个组，总体上按照“大统筹、小散户”的方针来布局房屋建设。其中，靠近方碑村主干大道的5个组房屋统筹建在大道旁（首批工程），其他远离主干大道的5个组在原地重建房屋。这样，全村400多户人家最终将节省下来100亩土地，土地资源会更节约，未来可用于规划“安居”之后的“乐业”工程。

这批灾后重建房，已经通了电，水和气将陆续开通。有一个房主人将一个火盆先搬进新家，祈愿今后的生活红红火火。还记得2008 年6月份来到方碑村的情形：炎日下的帐篷内，酷热难耐，和着蚊虫的嗡鸣；当暴雨来袭，帐篷内的潮气长驻不去。如今，村民们终于可以在屋子里躲避严寒和酷暑了。

在“方碑村首批永久性住房交付仪式”的现场，小孩子们早早地就从家里搬来了凳子，占据了舞台下的前两排“据点”，一溜排开。后面迅速聚拢了好几层村民，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激动的笑容。锣鼓声声、狮身舞动中，185户村民领到了新房钥匙。虽然村民们仅有的家具不过是锅碗瓢盆做饭的家什、发放的几床保暖的棉被，或者是从废墟中挖出来的破旧沙发，不过乔迁新居的喜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写在每个人的心里。当问及村民们的心情时，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高兴”和“感谢”，似乎其他的话都不会说了。他们用这种朴素的词语来表达感恩，用这种直白的说法来表达再也不用风餐露宿的喜悦。

（二）我想有个家：两户人家的“重建经”(www.xing528.com)

方碑村“一帮一”重建计划的款项来源主要是：通过村民自筹、中央政府补贴、地方政府和对口支援政府的补贴、银行贷款、企业捐助、企业员工无息借款相结合，来解决方碑村的重建问题。每个受灾农户房屋重建一般所需资金约6万～8万元，政府提供灾后补助款每户约2万元，每户村民自筹和信用社贷款约2万元，再加借助的无息借款每户1万～2万元，全村90%的受灾户的农房重建问题可得到解决。

无息借助是方碑村重建模式的重要部分：采取村、组、户联合担保的形式，通过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和《北大商业评论》杂志社的联系，实现城市家庭与灾区农村家庭的一对一对接。具体实施方式就是有爱心和能力的城市家庭向受灾建房户提供无息借款1万～2万元，受借助家庭建好房子后，在3～10年内还清这笔借款。

该模式的主要原则是：灾后重建主要靠村民自救，在各方帮助的基础上，使村民们有自信、有尊严地重建家园。“有借有还”，而不是简单的“施舍给予”，不仅仅是灾后房屋的物理重建，它还传达着灾区人民特有的一份自信和坚强，承载着村民们自尊自立的脊梁。

根据事先约定的还款协议，农户要在未来3～10年内还清借款。重建，不是单纯地盖房子这么简单，每户人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和还款能力算好自己的“重建经”。

王燕妮，是绵阳医专的大三学生，读药剂学专业。她的家原是修葺一新的四间平房，地震把房子摇出了裂缝，厨房的一面墙也倒了。地震后，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房子旁边的三色帐篷里。余震平息后，他们把原来的房子重新加固，可以继续居住。未来，他们打算在原房屋的后面起一个面积100平方米的后院，在院子里修建厨房、厕所、猪圈。粗略算来，需要资金9万元左右。其中，燕妮家可自筹资金2万元；根据燕妮家4口人（爸爸、妈妈、燕妮和妹妹）的标准，政府可给予补贴1.9万元；通过向亲朋好友借款以及镇里的银行贷款的办法，可筹到资金3万元左右；“一帮一”计划里，4口人的村民家庭可获得无息借款2万元。燕妮家在方碑村算是“中等户”，燕妮的爸爸在外面做装修工，好的话一年可以挣1万多元。燕妮目前正在江油市的医院实习，每月生活费要1000元左右。除去燕妮2009年上半年的生活支出以及燕妮家里的生活开支，这个家庭2009年的储蓄额约为4000元。不过，等燕妮7月份毕业后将开始参加工作。5年内还清2万元无息借款，从燕妮的笑脸上可以看到信心。

58岁的王大富可以说得上是村里的“富裕户”。地震让他住了十多年的房子轰然倒塌，房屋损失达十多万元，家具等财产损失有2万多元。不过，头脑灵活的他并没有丧失对未来的信心，他踌躇满志地向我们算起了他的新房重建计划：打算在方碑村二期房屋重建中建100平方米左右的两层小洋楼，所需资金为16万元；根据3口人（王大富、妻子段语永、儿子）的标准，政府可给予补贴1.6万元；自筹资金有3.5万元；镇里银行可贷款3万元；“一帮一”计划可借得无息借款2万元。不足部分，可由在成都工作的儿子来支援。王大富28岁的儿子现在已经是四川制药厂在成都地区的总代理。说起未来的还款能力，王大富平静之中充满了自信：作为村里的医药师，每年的诊病和医药收入有3000元左右；经营小卖部的收入每年也有4000元左右；老两口种了2.5亩土地，每年收获粮食4000多斤，除了2000斤的口粮外，其他的2000斤可卖1000多元；养殖家畜的收入每年有2000多元；劳务收入每年有1万多元；合计，每年的收入有2万元左右。对王大富而言，还款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还是生活的动力。

如果说传统的大包大揽只会滋生依靠和等待，那么，“一帮一”激发的却是行动和自助，是天灾面前村民自尊意识的觉醒和自立力量的凝聚。“安居”之后，在“他助”的前提下，方碑村还将实现“乐业”，建立自身的“造血”系统。

“先安居后乐业，前面一帮一是安居，‘金钥匙’工程是乐业。‘金钥匙’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帮他们组成方碑村股份合作社，大概村民占60%的股份，外面的帮扶者带进来40%的投资；第二个是我们找来投资、带来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一个是种植的项目，一个是养殖的项目，目前正在酝酿之中。”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的秘书长、《北大商业评论》的主编何志毅说。

（三）一借一还：村民收获自尊，员工收获担当

“农户自由资金+政府补助+企业员工无息贷款”的“一帮一”模式，不仅带动了农民的自尊自立，让受助者有尊严地站起来；还为普通的个体公民参与慈善提供了一个途径，推动了个体公民在社会责任面前有所担当。

“一帮一”计划采用借款模式，而不是传统的直接捐助模式，初衷就是让村民有尊严地站起来，使受助人有尊严地实现自救。因而计划一开始就从制度上设计了还款保证：借给灾民的一两万块钱，如果借款人还不了款就不能取得房屋房契；五户同时联保，即一户还不起钱，其他四户要替被担保户还钱。

就村民们的还款能力而言，根据调查，村民平均每年可还款4837元/户，其中收入最高的家庭年还款额可达到6万元。在还款期限上，由于帮扶计划限定了最高无息贷款金额为2万元，62%的借款农户可以在3年内还清借款，27%的农户可以在5年内还清借款，100%的农户可以在10年内还清借款。

这种还款能力的可行性，是与村民们的还款意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2008年6月初，距离地震发生后还不到一个月，记者在方碑村采访时发现，很多村民已经下田插秧。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不插秧，今年的口粮就没有了。村民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慌”和“心痛”后，“自救”和“平静”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基本心态。如今，漂亮的新房已经盖起来了，他人的关怀温暖着每个村民的心。村民王术全说，北京的一个家庭借助他家2万元，等搬入新家后，他要发展养殖业，再跑跑运输，“这么困难时别人伸出了援助之手，自己一定要讲信用按时还款”。在方碑村，像王术全这样已经行动起来谋划还款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有的打算好好发展养殖业，有的打算像地震前一样继续外出打工；有的则在地震后的重建热潮中找到了一份工作。按时还款的感恩之心激励着村民们挽起袖子大干一番，“自信”和“希望”成为村民们的基本心态。

还款保证、还款能力、还款意愿三位一体，使得“一帮一”计划通过制度保证、行动能力与自我意愿的共同维系，推动着村民们在地震面前有尊严地站起来。对借款人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尊严，还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造血”能力。那么，对于大部分属工薪阶层的出借人而言呢？

在“5·12”地震面前，民间力量在突发事件面前释放了超乎寻常的能量。有网友说，“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通过这次地震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地体现出来，是这次震灾体现出来的正面之一”。

然而，公民社会的公民精神不仅仅意味着众声喧哗——信息监督、舆情表达、志愿精神，还意味着一种有序的社会责任担当。由于种种原因，社会责任在中国逐渐演变为“大企业”的专利和“有钱人”的“分内之事”。于是，震后不久，那些被认为缺乏社会责任感，或者行动迟缓的企业在舆论的声讨下迅速身陷“捐款门”。“逼捐”也罢，自愿也罢，企业的社会责任、商人的社会责任，在这次天灾面前都得到了一次历练和升华。然而，企业有“企业公民”，个体也应该有“个体公民”。赈灾已经不单是国家的事情，不单是企业的事情，而是全体公民的责任。

慈善不再是一件奢侈品，有条件的普通人也应该并且能够参与慈善。在“一帮一”模式里，村民从认捐的一个企业员工那里拿到无息借款后，将有能力为重建住宅弥补上资金缺口；而出借人在帮助村民重建住宅的同时，付出的只是资金借出期间的银行利息。村民们获得的不仅是借款，还有自尊自立的精神和自力更生的能力；企业员工收获的不仅是爱心，还有个体公民的成长。如此，重建才能实现家园与心灵的双丰收；完整的公民社会——企业公民、个体公民和众声喧哗，才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来。

（崔焕平《北大商业评论》编辑）

三、行业协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与CSC 9000T

2008年11月18日，在“中欧供应链社会责任峰会暨2008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责任年会”上，行业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只有在合作中构建起共担社会责任的全球供应链，才能实现企业发展和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受益的双赢。”

纺织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传统支柱产业和重要的民生产业，2007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达1732.12亿美元，全社会纺织服装出口额已占世界的30%，全行业吸纳就业达2300万人左右，间接涉及1亿农民生计。^[1]另外，纺织产业也是国际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这使得该行业最先感受到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带来的挑战。特别是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要素成本上涨、消费减缓等因素交互作用，纺织服装企业生产经营十分困难。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统计，2008年1～8月，全国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利润率仅为3.5%，全行业利润总额相对2007年同比下降10%，而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66%。自2008年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增幅大幅回落，出口企业效益锐减，国内市场压力加大、价格下降，企业资金紧张，一些中小企业停产、歇业，甚至关闭，出现职工下岗、农民工返乡的现象。在2008年下半年出现了2003年以来的首度负增长；2009年1～5月出口比2008年同期下降了1.42%，整个行业处在困难的谷底。^[2]

站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如何扭转行业整体下滑的局势，如何提高行业利润和坚持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稳固发展，这是纺织工业协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在危机中坚持行业自律≠利润下滑

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形势下，中国纺织服装行业仍然坚持行业自律，众多纺织服装企业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使命，在困难时期不放弃履行对员工、对环境、对社会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积极披露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倡导行业自律的态度和实际行动，为纺织行业赢得国内外各利益相关方的信任与支持，增强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提高行业与企业的软实力与竞争力，转危为机，摆脱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经营成本，或增加企业的额外负担，但2008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实践的年度报告显示，在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数年来在纺织服装行业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呈正向效应。^[3]凡是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由于注重了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保持了职工队伍的稳定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往往加快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步伐，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介绍，社会责任履行较好且注重自主创新的企业在纺织服装行业约占1/3。而这些企业在纺织服装行业整体不景气的形势下，却实现了销售总额和利润总额双增长，其中4376户企业销售总额增长了12.48%，利润总额增长了54.92%，平均利润率达到了17.41%。2008年1～8月，这些企业利润率为8.36%，远远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其所创造的利润总额占到同行业利润总额的98%。

（二）行业协会敦促企业坚持履行社会责任

纺织工业协会从两方面入手，促使企业社会责任得到切实履行：一方面，依靠标杆企业的引领，将社会责任的理念与标准辐射到供应链上的每个参与方，这将有效地渲染整个产业的自律氛围，而资本的“集体向善”，正是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实现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另一方面，依靠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组织优势与专业资源，致力、协助建立行业与企业层面上的社会责任绩效披露与考核的评价体系，从而使社会责任真正成为“产业政策中考量企业的一个重要指标”。^[4]

1.标杆企业形成良好的行业自律氛围

（1）“10 + 100 + 1000”项目。在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于2006年12月12日正式启动纺织产业集群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10 + 100 + 1000”项目，即在十个左右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内选择百家骨干企业，建立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对上千家中小纺织服装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培训，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各产业集群骨干企业及中小纺织服装企业培养1500名左右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人员。在2007年开展的“10+100+1000”项目中，110多家企业积极开展CSC9000T管理体系的建设工作，这些企业中中小企业占大多数，但是无论企业大小，都对自身社会责任建设抱有浓厚的积极性并通过实际行动响应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号召。

（2）十家领头企业联合发布社会责任报告。2009年6月29日，在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联合发布会上，为了带动更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北京铜牛股份有限公司、大进制衣厂（惠州）有限公司、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乔顿集团有限公司、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家中国纺织服装优秀企业联合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号召中国各纺织服装企业增强社会绩效信息披露和绩效公开的意识，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树立中国纺织服装行业、企业负责任的良好形象，而且，这一面对危机勇于创新的先锋行动将有力推动中国纺织工业稳定发展，对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将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3）标杆企业对执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诠释。

信任产生回报——铜牛股份

此次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十大纺织企业之一的北京铜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杰表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际采购商看重的反而不再是“价格便宜”，而是供货商的信誉以及在用工、节能减排等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良好记录。“在恶劣的贸易环境下，只有负责任的企业才值得信任。选择关注职工福利、环境保护以及诚实纳税的企业，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把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影响重要举措的铜牛得到了回报。铜牛股份不断得到大型采购商的信任，贸易业务量加大。同2007年相比，2008年H&M在铜牛股份的贸易订单量增长了130%。2008年1～5月铜牛集团继续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销售收入同比提高3.4%，利润总额同比提高30%。

劳工权益保护的典范——报喜鸟

在金融危机面前，劳工权益仍然能够得到持续性的强有力保障，依赖的就是企业担当社会责任的魄力与实力。报喜鸟集团在劳工权益保护方面堪称典范。其董事长吴志泽认为：“一个优秀的企业，不仅要让股东获得稳定增长的收益，更要让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员工获得丰厚的精神回报和物质回报。”2008年，在外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报喜鸟股份董事会与企业党组织双向互动，向员工郑重承诺，公司在危机的当头绝不因经济性原因裁员、不减薪、不降低福利，确保员工待遇和稳定就业，共渡难关，共创大业。

拥护公平竞争环境——山东如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秉承对供应链上合作伙伴的责任意识，也令纺织服装价值链形成了真正和谐的多赢局面。山东如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针对价值链伙伴，制定了规范、公开的采购程序，并且通过制定《采购人员工作行为准则》，规范采购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对符合公司采购标准的供应商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对国际国内销售商和代理商坚持公平、合作的原则，公司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不低价倾销产品，不给予非法回扣等。由于公司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2008年德国HOGO BOSS公司在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219.5%。2008年，公司未受到过国外市场的反倾销调查。

消费者就是上帝——红豆集团

消费者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直接受益人，对于企业提升消费者满意度，提升经营业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江苏红豆集团建立了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机制，制定了《不合格品召回制度》，要求产品从原料到成品必须标识清楚，具有可追溯性，同时明确不合格产品分类，建立和实施回收程序，以确保能及时召回不合格的产品。在公司严格的产品检验制度的保障下，报告期间没有发生任何红豆产品的召回事件。另外，社会责任的良好履行也最终让“中国制造”赢得了外部信任，收获了实实在在的订单。

2.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的产生与推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特别是随着后配额时代的到来，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社会的普遍关注。几乎所有的欧美企业都对其全球供应商实施社会责任评估和审核，还有许多欧美国家企业要求进行“社会责任验厂”，只有通过审核与评估，才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同一个中国供应商可能要同时面对数家国外机构的社会责任验厂项目，虽然这些项目往往大同小异，企业却要重复支付不菲的验厂费用并组织专人应对，导致产品成本提高利润空间缩小。即使中国企业取得了相关社会责任认证证书，但证书本身存在有效期限、权威性和适用范围等方面的限定，企业也难以避免被重复验厂，我国很多纺织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此叫苦不迭，却也无计可施。

然而，当时，国际上尚无一个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虽然SA8000标准目前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但这类标准并不等于国际标准。因此，尽快建立一系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被国际公认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准则，是中国纺织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作为全国性行业组织，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肩负着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和实现国际化的历史使命。

2005年5月，肩负着制定产业发展社会责任战略与政策，规范行业行为重任的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以全球化的视野与超前的战略决策，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开发与比较，率先推出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总则及细则，树立纺织产业社会责任的“中国标准”，成为中国第一个成功推出行业自律性社会责任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先行者和实践者。紧接着，2006年发布实施指导性文件，并启动了试点工作。^[5]2007年CSC9000T开始“10＋100＋1000”项目，2008年完成体系扩展与升级工作，并正式发布《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纲要》，这是中国第一个行业性社会责任报告方面的指导性文件和指标体系。CSC9000T依据我国法律法规，参照相关国际公约和惯例，同时考虑了纺织行业特点和企业需求，按照“规划—实施—检查—改进”的模式，建立企业落实社会责任的内在机制，使企业通过管理持续改进，达到可持续发展。

由于纺织工业协会对CSC9000T标准的强力推进，世界银行在其《世界主要企业责任守则、原则与标准》列表中，将CSC9000T列为国别标准体系的范例；而一贯对中国对外贸易“吹毛求疵”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如此评价道：“CSC9000T被设计为一种用以培训会员在遵循中国法律标准方面的最佳实践的能力建设项目”；数年前曾对中国纺织业严厉批评的欧洲外贸协会等国际组织则主动于2008年与CSC9000T达成体系互认的战略合作协议，使得CSC9000T在中国纺织服装制造领域的实施也延伸到国际供应链合作的层面。

试点企业之一红豆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周海江说：“以前外商来验厂，就是打我们的屁股，是打着往前走，现在我们行业里面搞CSC是牵着鼻子走，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CSC9000T实施以后，红豆集团在与员工的沟通方面创造了更加有效的渠道，对于员工的关怀、爱护、福利、关心到位以后，老员工春节以后的回厂率达到了90%以上，这对于企业产品的质量也有很好的保障。

北京铜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古哲昭强调：“CSC9000T帮助我们建立了更加完善的社会责任管理制度，以制度解决问题，提升管理水平，规避社会责任风险。”^[6]铜牛的董事长林士昌也认为，“推行社会责任是我们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要求。首先，企业的根本性质就是要赢利、赚钱，股东要有回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短期行为，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考虑。企业只有诚信，对社会负责任，才有可能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后劲和结果。其次，作为企业应该关爱员工，真正地坚持以人为本。而CSC9000T的制度化程度很高，在具体执行方面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三）引领中国纺织工业光明的未来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表现，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欧新黔表示，实践已经证明，切实贯彻《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其发展也更具活力和潜力。欧新黔呼吁，企业应着眼长远，绝不要因当前面临的暂时困难就放松了履行社会责任。在推进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加快产品换代、产业升级的同时，坚持不懈地进行企业责任建设，才是企业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执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标准。为了更好地将思想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力，持续深入推进纺织服装行业的社会责任建设，纺织工业协会迅速将先进的理念转换成为了方向明确的行动纲领。继2005年建立CSC9000T（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以后，在2009年6月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联合发布会上，纺织工业协会向公众披露了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宣布实施纺织行业社会责任三年工作规划，具体目标为：到2011年年底，全行业建立CSC9000T（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企业达500家，按照CSR-GATEs《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纲要》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达100家。其中，建立CSC9000T的500家企业将集中在销售额1亿元以上的企业，占销售超亿元企业总数的8.1%；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100家企业重点为年销售额5亿元以上的优秀企业，占销售超5亿元企业总数14.1%。^[7]

建立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意义是重大的，我们不但可以澄清欧美国家对我国纺织出口企业所谓“血汗工厂”的猜疑，提升中国纺织行业的国际形象，而且在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纺织工业协会正确建立起了符合当代中国实际企业社会责任原则与评价指标，使得企业深刻认识时代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确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特点、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社会责任行动指南。

中国纺织产品已逐渐成为国际市场大众消费的主流产品之一，中国纺织产业为全球消费者生活品质的提高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就业保障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纺织工业不仅创造物美价廉质优的产品以造福全球消费者，而且还要通过自身行动，推动建设负责任的全球纺织服装供应链。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成为促进中国纺织产业升级、保持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建立是中国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的共同使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纺织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任重道远，但我们坚信，随着CSC9000T体系的稳步推进，我国的纺织工业将会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道路上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新星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公民个人：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真相披露中的公民行动

（一）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企业道德问题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让沉浸在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喜悦中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数以万计的家庭受三鹿奶粉影响，许多婴幼儿因食用三鹿奶粉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死亡。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近年来，一些企业片面追求经济绩效，放弃企业道德。黑心棉被、致癌牙膏、苏丹红鸭蛋、敌敌畏火腿、陈化粮米饭、瘦肉精猪肉、吊白块馒头等，这些问题产品频频出现，极大影响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我国企业和企业产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一时间，新闻媒体上充斥着人们对不良企业经济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批判之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企业独立经济主体地位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发生转变，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和干预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行为，而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生产经营和产品质量等方面的监管机制还不完善，监管职能还有待于进一步强化，更重要的是，政府监管主要作为外部监管，监管职能无法深入企业内部，尤其是很难深入企业工艺流程的具体环节。

企业主体地位强化、市场化改革深入发展与政府监管职能的相对变化，在企业、市场、政府三者关系上留下了相对的责任空间，需要通过企业行为自律和企业社会责任填补。然而，我们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两百多年走过的市场化历程，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所难免，尤其是在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核心伦理观形成方面需要企业成员长期的实践认同和心理积淀，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在企业价值原则缺失条件下，一些企业通过侵犯员工权益、损害消费者利益来降低成本，追求经济收益，不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现象就不可避免。

（二）冯东川的坚持与执著：“三鹿奶粉”事件披露中的公民行动

2008年，在震惊国人的“三鹿奶粉”事件中，公民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积极参与行动，对反映问题奶粉和披露事情真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徐州儿童医院的主治医师冯东川在三鹿问题奶粉的早期发现过程中，忠实地履行了一名医生的职责，行使了一位有良知、有责任感公民的权利，对于问题奶粉最终公示于众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8年7月，冯东川先后接收了7名肾结石和肾衰竭的患者，发病时间集中，症状极其相同，冯东川开始怀疑导致儿童出现结石症状的首要因素——饮食。

脱离母乳喂养期后婴幼儿所食用的奶粉成了冯东川怀疑的对象。在随后的工作过程中，越来越多相同症状的患儿求医使冯东川逐渐明确了问题关键所在。在诊治的过程中，通过询问和观察病情，冯东川发现患者儿童的饮食共性，就是所有的患儿均食用同一种品牌的奶粉，即“三鹿”奶粉。

冯东川陷入深深的焦虑中，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冯东川向中华小儿泌尿外科的创始人黄澄茹教授写了一封求助信，信里这样写道：

黄教授：您好！

我们从7月份开始，连续收治7名双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并肾衰竭的患儿。而过去10余年，我们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况。这7例患儿年龄在4个月至1岁。我们通过切开取石和放置Double Pigtails，患儿肾功能均已经正常。其中一例开了三次刀。7例中的6例为人工喂养，巧合的是他们吃的都是国产某著名品牌奶粉。开始我只认为是个巧合，可昨日有人告诉我湖南省儿童医院近几月也有类似情况，而且有16名这个品牌奶粉喂养的患儿已经向当地工商局投诉了，尚无结果。同样的事情出现在南京儿童医院。

不知道北京那边及其他地区是否还有类似情况。我个人认为和饮食可能关系较大，不知道您对这种现象有何看法。

奶粉会不会有问题呢？小儿泌尿外科学会能不能做些工作呢？

冯东川

求助信发出后，冯东川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面对着痛苦不堪的患儿，冯东川在日志里写道：“我自己感到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我也向领导汇报了。可情况似乎越来越糟糕。今天又出现了两名双肾结石的患儿，已经定于今晚急诊手术。今天问了南京儿童医院的朋友，他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某品牌配方奶粉很值得怀疑。我该再做些什么？除了告诉患儿家长最好不吃‘三鹿’奶粉，我还该做什么？”

冯东川一边焦急地等待着黄教授的回信，并一边努力用科学实验证明自己的猜测，在希望引起外界注意，并劝阻患儿父母不要再给孩子食用“三鹿”奶粉。冯东川的努力并没有阻止事态的扩大，结石的患儿越来越多。截止到7月26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患儿数量就达到了18例。冯东川对患儿病例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分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为了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冯东川在自己的博客上记载了自己的调查和发现，详尽地描述患儿的症状，同时呼吁大家引起对“三鹿”奶粉可能存在问题的重视。

终于有一天，冯东川等到了黄教授的来信。黄教授在信中谈道：“肾衰竭的患儿一般都收到内科，我问内科医生，他说来内科找他的也不少，大概有10多例。有些经腹膜透析、有些经膀胱镜可看到输尿管口喷小碎石，有些则经插输尿管导管排下碎石，没有做‘开刀’的，很快就都好了。我对他说了你们的病例，他说以后再见到类似病例，问问喂养情况，这些小儿都在一岁左右，家境比较差。”

黄教授的回信进一步证实了冯东川的猜测。为确定患儿病源，寻求更具权威性的调查，冯东川又向自己的老师——中华医学会小儿科分委会委员孙宁教授求助。在电话中，孙宁教授认真听取冯东川对奶粉怀疑的表述后，赞同冯东川的治疗方案，并表示会关注此事和组织人员进行深入调查。孙宁教授的表态肯定了冯东川努力的价值，也坚定了冯东川跟踪事态、揭露事实真相的信心与决心。

2008年7月25日，孙宁教授委派的调查研究人员来到徐州市儿童医院。就在当周的一次手术中，冯东川在手术现场取出了一枚瓜子大小的结石，当面呈送调查人员，该患儿也正是食用了“三鹿”奶粉。在这次调查中，调查人员共带回6份患儿病例和结石样本回到北京，做进一步深入鉴定。

冯东川认识到，事情的真相很快就会揭晓。在日志中，冯东川写道：“我的第20例喝‘三鹿’奶粉双肾结石、肾衰竭的患儿在手术后终于病情平稳了。这也是所有病人中最重的一例。近日，不断有各方面的消息提示媒体已经关注这件事，尤其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我的感觉告诉我，这件事要有结果了。希望所有为此受伤害的孩子能得到补偿，虽然伤痛是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冯东川在煎熬中终于等来了化验结果。随着真相被披露，“三鹿”生产销售掺杂三聚氰胺“有毒奶粉”的事实迅速传遍全国，新华社、《兰州晨报》、《东方早报》等媒体单位率先报道了“三鹿奶粉”事件，英国的BBC电视台、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中国的婴儿奶粉问题。卫生部提醒公众禁止食用“三鹿”奶粉，三鹿集团也不得不向公众承认自己的经过了1100多道检测工序的产品确实掺杂了三聚氰胺。

2008年9月12日11时：卫生部要求各地统计“三鹿”奶粉致婴儿患病情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奶粉专项检查，凡发现三聚氰胺等质量安全问题的，立即责令企业停止生产、停止销售、查封成品。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连续作出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对事件处置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国务院启动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Ⅰ级）应急响应。

（三）公民行动是激励和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力量

如今，“三鹿奶粉”事件受害者的救治和赔偿工作在积极进行，事件相关责任人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处。然而，“三鹿奶粉”事件所引发的思考却是长久的。很多人赞誉冯东川是揭露“三鹿奶粉”事件的英雄，可冯东川认为，自己不过是尽到了一名医生和社会公民的职责。

30年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民意识的形成。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迅速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公民行动推动企业责任行为。社会公民通过自身作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另一主体身份，通过“支持”或“抵制”等行为，对企业施加影响，通过企业途径表达和维护公民权利。这种源自公民的对企业的监督与激励是推进企业正视自身的经济行为，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

当市场经济走向成熟，企业行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也将越发紧密。公民通过自身作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行动努力，是监督和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力量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熟而不断得到强化。

（梁大林　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

【注释】

[1]记者王娇萍：《负责任的企业更具抗风险能力》，《工人日报》，2008年11月18日。

[2]http://www.csc9000.org.cn/cn/NewsDetail.asp？AID=23343。

[3]记者王娇萍：《社会责任对企业效率和效益呈正向效应》，《工人日报》，2009年6月29日，http：//www.csc9000.org.cn/cn/NewsDetail.asp？AID=26439。

[4]王晴颖：《中国纺织服装：资本向善的集体发声》，《中国服饰报》，2009年6月29日。

[5]爱慕、铜牛、报喜鸟、盖奇、汉帛、红豆、乔顿、如意、溢达等公司成为中国服装行业首批试点企业。

[6]韦燕霞：《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企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回顾》，2007年12 月20日，http://ctc.webtextiles.com/info/2007-12-20@268814.htm。

[7]张鑫：《纺织工业协会与企业联合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中国贸易报》，2009年7月2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