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分析：理性与政治暴力

2．4．2　理性与决策：理性决策理论分析

以“理性”来讨论政治行为，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深远的传统。例如，“没有人会故意作恶”这一苏格拉底命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人们知道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理所当然应该弃恶从善。⁽¹⁵⁰⁾后来的霍布斯更是以理性来讨论个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个人的行为动机而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他的政治理论依靠理性的、自利的行动者来阐释人的政治行为。⁽¹⁵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界大都认为人类行为本质上是符合理性的。例如，亚当·斯密用经济学的论据和“经济人”假设来阐述政治行为。功利主义者则认为，人们总是趋乐避苦的，各种制度应当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还有的理论家走得更远，他们试图证明托克维尔与马克思的方法论预示着理性选择观的产生。⁽¹⁵²⁾尽管我们上文已经论述了弗洛伊德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传统，但是，长期以来，政治学家们仍然认为政治过程包含着重要的理性成分。

关于人类理性的假设一直是各种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假设，而危机状态下的决策过程也是政治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尽管不能把决策完全等同于运用理性解决问题，但二者被认为基本上是一回事。⁽¹⁵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理性决策理论是理性选择理论与决策理论的融合。理性选择理论试图通过假定人的行为是理性的来说明社会与政治的行动，而本书所说的理性决策理论与有关理性选择的哲学反思有别。显然，哲学观点可以启发理性决策理论，但后者肯定不会体现全部哲学反思。理性决策理论又区别于单纯的决策理论，通常而言，决策理论是规范理论，它告知人们应当做什么，如果他们是理性的话。理性决策理论旨在说明并预测群体的行为模式，而不涉及个人行为。理性决策理论可以说明在理性占上风时，人们明明知道暴力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即暴力是坏的，却仍然决心使用暴力这种情形。

通常，人们做出一项决策时意味着既有规范性的标准也有经验性的判断。一项好的决策是人们认为值得付出代价达到的最佳境界的途径。但是，决策几乎总是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似乎是政治生活中所固有的首要特点。⁽¹⁵⁴⁾比如，人们运用暴力来达到其赞成的特殊目的是否会大大增加镇压性反应的可能性呢？而对于价值问题，人们往往难以把握，例如在美国革命和内战中，人们认为本质上是恶的强制性的暴力是否曾被认为是正当的呢？倘若不曾，人们为什么允许他人行使强制性的暴力呢？因此，决策就是在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的行为。

把理性决策理论应用于政治暴力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政治学研究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完全是“经济人”理念介入的产物。⁽¹⁵⁵⁾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在《同意的计算》一书中认为，在研究政治活动时，人们可以假定，“有代表性的或者普通的个人在参与市场活动和政治活动时，都是以同样的普遍价值尺度为基础而行动的”⁽¹⁵⁶⁾。在他们看来，无论在市场活动还是政治活动中，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政治活动不仅表现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换，而且在本质上是一种所有政治活动的参与者通过这种手段互有收获，各自的“权力”都得到了增加。⁽¹⁵⁷⁾他们进一步认为，一个有用的人类行为理论必须假定“各决策单位是有某种理性的”。“选择不仅被指向某种目的或目标的达成，决策单位还必须能够采取那种保证目标达成的行动。”⁽¹⁵⁸⁾所有的集体行动都可以转化到经济学的层面上来，这样，个体理性就可以由市场选择推广到集体选择。⁽¹⁵⁹⁾通常，决策者在效用和可能性两个层面上进行计算。例如，在政府部门尤其是国防部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决策过程，比方说新式武器的采购就可以证明。⁽¹⁶⁰⁾根据理性决策理论，可以认为个人参与政治暴力行为主要是因为基于个人理性的考量。当有利于个体时，便会积极参与；反之，则选择不参与。⁽¹⁶¹⁾问题是政治暴力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应该如何根据其所面临的问题判断形势。决策者如何判断目标、条件、其他行为体以及它们的意图？如何确定本国政府的目标？在具体的决策形势下，哪些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价值对决策者最重要？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明确提出人是“理性行为者”的假设并以理性决策理论来解释政治行为。⁽¹⁶²⁾他用成本和收益的原则说明政治参与的基础，清楚地描述了行为个体最基本的行为诱因。但是，唐斯的理论在应用中会产生所谓“搭便车”的问题。⁽¹⁶³⁾这个问题的产生使很多研究者对集体行为的可能产生怀疑。因此，另外一些学者对此作了一些理论修正。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a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集中讨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与“搭便车”理论之间的关系。所谓公共物品指的是一经产生全体社会成员便可以无偿共享的物品。公共物品问题与搭便车理论在集体行动和政治暴力研究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暴力运动和革命的目标，如民族解放和独立、民主与自由、男女平等，等等，都属于公共物品。而那些已经提供给群体的某人或某一些人，不可能制止该群体其他成员“坐享其成”或“搭便车”行为的出现。⁽¹⁶⁴⁾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与大多数理论家提出的分析暴力与革命的理论逻辑正好相反。比如，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人数将增多，发生工人运动的可能性也越大。勒庞也认为，随着人数的增多，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会越来越大，每个人会越来越激动，从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而奥尔森的理论告诉人们，群体中的人越多，每个人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¹⁶⁵⁾奥尔森为了解决搭便车的困境，他又提出“选择性激励”来克服集体行为中的“搭便车”行为。⁽¹⁶⁶⁾他认为，要动员潜在团体以进行集体政治行为，除了经济的诱因外，也要能够提供社会诱因如个人地位、个人心理满足、回报和团体制裁等。如果一个人不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就不可能得到或将失去某些东西。⁽¹⁶⁷⁾

和政治哲学家们一样，绝大部分决策理论家认为，了解了政治暴力参与者的个人背景，如教育背景、宗教信仰、接受的专业训练、身心健康状况以及以往的政治活动等等，都有助于人们理解他们决策的深层动机和价值观。例如，在某些情况下，一位参加过战争或在战争中失去过亲人的领导者，既可能厌恶战争从而支持非暴力行动，也可能渴望战争，积极主张暴力复仇。

事实上，个人参与集体暴力行动的动机和原因十分复杂，或者是自由选择的，或者是依据参与者之间的明确协定而采取的，或者是基于某个人或集体利益的考虑而作出的，或者是根据所构成集体的规则而采取的。我们如果仅仅从理性和纯策略角度来再度审视苏格拉底的命题，它的意思就可转换为：如果人们知道什么是最佳策略，那么就不会选择最坏的策略。那么，选择暴力到底是一个好的策略还是一个坏的策略呢？答案似乎并不容易确定。(www.xing528.com)

人们参与政治行动，通常会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我怎样行动才能达到较佳境况（为我自己、党派、国家、弱者和受苦者、人民、全人类，等等）？由这一问题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较佳境况？换言之，区分较佳境况与较差境况的标准是什么？进而言之，这又必须提出第三个问题：现实世界的种种事态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和平比战争好，并且希望防止战争，我们就必须努力去弄清楚战争的原因。以上三个问题又取决于对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我所使用的关键性术语和我所作的陈述的意义何在？⁽¹⁶⁸⁾例如，我们怎样界定政治暴力的定义？怎样将政治暴力和其他暴力区分开来。而这一点，通常是为人们所忽视的。在达尔看来，上述每一个问题代表着对世界的一种不同取向，这四个问题分别对应于政策取向、规范取向、经验取向以及语义取向。⁽¹⁶⁹⁾而这些取向在特定的时间和行动中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将会产生影响。

博弈论作为理性决策理论的一种分支，主要是通过权力最大化假设而被引入政治理论中的。⁽¹⁷⁰⁾该理论认为，每一种博弈都必须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想获得最优结果的参与者；参与者可获得的收益，因所持价值观不同而他们所期望获得的收益也有所不同；博弈的基本规则；决定每个参与者获得的相关信息的数量、质量以及便捷程度的条件；参与者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博弈的总体环境；竞争行为的互动等。⁽¹⁷¹⁾博弈理论并不分析博弈参与者的实际行动，而是要说明如果博弈方想要获胜的话，他采取何种行为才合理和正确。博弈论有助于对国际暴力冲突和重大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博弈可以根据合作与否分为“合作的”和“非合作的”博弈。⁽¹⁷²⁾非合作博弈假定人们在各自的利益范围内行动，而且只有当合作增进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时，他们才选择与他人合作。而在合作博弈中，每个个人为群体争取最好的结果。显然，政治暴力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在非合作博弈中，又可以区分两类博弈：“策略型”博弈和“扩展型”博弈。⁽¹⁷³⁾策略型博弈可以看做一种共时型博弈，博弈者被看做同时选择策略。而扩展型博弈必然包含历时分析。任何扩展型博弈要转化为策略型博弈在技术上都是可能的。考虑到政治暴力存在的实际情况，我们将主要考虑策略型博弈在政治暴力中的应用。

某人一旦将暴力视为一种理性的行为过程，它就会被设计为实现某一理想化目标的方案，也会相伴随建立一个工具性的风险评估方案，这将使人类为改变攻击和应付暴力的任何努力，都面临一个事先预谋的、要付出的代价。

既然政治选择常常处于不确定性之中，这就需要制定实事求是地符合于知识有限性情况的战略。有学者提出所谓“完美合理性”战略（有时被称作大纲性的或至善的方法），它强调在作出一项选择之前应充分寻求一个合理的答案。⁽¹⁷⁴⁾事实上，在政治领域，完美合理性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人们很难甚至永远无法达到他们对重大政治问题作出完全理性的决策所需的全部知识。赫伯特·西蒙假设存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政策制定者并不真的设计一个能把所有的备选方案都包括在内的模型，其中还包括每个方案的价值取向，以及对预期结果的概率估计。西蒙认为决策者会依次分析各种备选方案，直到能找出一个满足最低要求的方案为止。⁽¹⁷⁵⁾因此，在政治暴力的实践中，可能更多的决策是与有限理性战略相关的。在大多数情势中，有限理性看起来没有那么多的“合理性”，但它往往是人们用于决策的全部方法，它可以提供令人满意但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解释有关政治暴力现象时，理性决策理论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意向的假定；理性的假定；“完全的”与“不完全的”信息的区别；“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策略”行动与“相互依存”的行动的区别。这些方面对于政治暴力的存在有说服力，但是也非常的复杂。

实际上，把政治暴力和理性决策理论联系起来，也只能说明政治暴力行动的部分原因。因为政治行为体对于政治暴力的选择并不完全是理性决策的结果。因此，政治分析不可避免地需要根据想象，需要知识引导、超越已获得的真理的思辨，需要乌托邦的设计和冥思。而且，政治暴力行动的决策过程与非公共部门的决策和私人决策过程的决策有着很大差别，因为它们的游戏规则和参照系统大不相同，而且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也不同。政治暴力通常会导致重大的政治后果，甚至导致大规模的政治性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