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机能理论揭示政治暴力问题

2．4．1　攻击与本能：心理机能理论分析

面对政治暴力所带来的死亡和恐惧，心理学家们试图寻找“是什么原因使得人类如此凶残地攻击自己的同类？”这一问题的答案。对政治暴力的根源及其本质的探究，有很多研究者从人的心理机能这一维度来分析。正如科塞所指出的：“由于现存的秩序通过利益和情感稳固地结合成一体，所以决策者倾向于把背离这一秩序的现象视为心理机能失调，并把冲突行为解释为是这种心理因素的结果。”⁽¹²⁸⁾心理机能理论包括形形色色的学说，这一理论以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研究者们都注意研究影响个人和集体行为的动机、原因和必然性因素，强调科学观察和系统分析，这是这一理论的共同特征。问题一般集中在“人为何具有攻击性？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为什么会发动战争？”这两个不同却密切相关的论题上。普遍性的攻击理论建立在对大量具体攻击和暴力事件的认识和说明的基础之上。

“攻击”（aggression，也有学者译为“侵犯”）是该理论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一些心理学家把攻击区分为敌对性攻击（hostile aggression）与工具性攻击（instrumental aggression）。⁽¹²⁹⁾大多数心理学家将攻击与暴力联系在一起，认为对攻击行为的说明，最好从对强制、攻击和暴力的区分上着手⁽¹³⁰⁾，突出其在手段和情感形式上的差异。⁽¹³¹⁾因此，暴力可区分为情绪性暴力与工具性暴力两大类。⁽¹³²⁾实际上，攻击或暴力的情绪性与工具性的两分法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赞同，如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就认为多数敌对性攻击行为的目的并非仅仅是要造成伤害，而是另有所图，所以也是工具性攻击。⁽¹³³⁾事实上，实际生活中的很多暴力都具有敌对性（或情绪性）和工具性攻击的混合特征。而且，暴力与攻击也很难截然划分。由攻击概念所引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攻击到底是人之天性或本能呢，还是人们在遭受挫折之后出现的反应？

关于上面问题的回答，在众多的理论流派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本能冲动说”、“挫折—攻击说”、习得说、动机说等。我们将重点介绍本能冲动说和挫折—攻击说。

本能冲动说把人的攻击性归之于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是一种心理能量的无意识宣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威廉·麦克杜格尔（William McDougall）、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威廉·麦克杜格尔主张攻击本能论。但是，他又认为只有在受到挫折的时候，人类的“好斗本能”才会发挥作用。他不认为人类的攻击性是一种人类固有的不断寻求发泄的冲动。⁽¹³⁴⁾因此，他也是“挫折—攻击说”的重要代表人物。

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解释为是内驱力不断追求释放的结果。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中，他把早期提出的自我本能与性本能合而为一，形成以爱洛斯（eros）观念为核心的“生存本能”，并相应地提出了一种以破坏本能为主要内容的“死亡本能”（thanatos），并且他认为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弗洛伊德的这种思想受到了赫林（E．Hering）和魏斯曼（Weismann）的生物学理论中生死观的影响，他曾指出：“在由生物学支持的理论考察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死的本能假设，它的任务是把有机的生命引回无生命的状态。”⁽¹³⁵⁾“根据这种理论，生物体中一直有两种始终在发生作用的过程。它们的作用方向相反，一个是建设性的或同化的过程，另一个是破坏性的或异化的过程。我们是否敢说，在生命过程所采取的这两个方向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两种本能冲动——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在活动。”⁽¹³⁶⁾当然，弗洛伊德关于死亡本能的理论的提出还有更重要的内在因素，即他自己认为以前关于自我本能和性本能的划分不尽科学，他在1914年提出的“自恋”概念亦有影响，同时也受到佛教“圆寂”思想的影响，而最为重要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他目睹了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威胁、恐怖、屠杀和破坏等现象，促使他对早期的本能划分作出重新思考，从而形成了人类有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的基本理论。⁽¹³⁷⁾从这一假设出发，他解释了为什么1914年到1918年会有千百万人死于战场。尽管有死亡本能，但人们还是继续活着，因为生存本能把毁灭的冲动从面向自身转移到面向他人。根据这个假设，连续不断的人类战争和冲突就成了一种定期的能量释放过程。弗洛伊德曾写道：“看来，战争完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它有着巩固的生物学基础，所以实际上是几乎不可避免的。”⁽¹³⁸⁾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理论的提出在重视和维护人的本能作用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根据性恶论对人性作了悲观主义的分析，否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又和他一贯作为人道主义者的思想极不协调。当代大多数心理学家都反对弗洛伊德把死亡本能作为攻击理论的基础，认为他的理论并不能充分地解释战争的根源。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就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持批评态度，他说：“死本能与性爱之间的矛盾，使人面临着一个现实的真正悲剧性选择。其现实性在于人们可以决定攻击他人和发动战争，去侵略，去表现他的敌意，因为他宁肯这样做而不愿选择疾病。这一选择的悲剧性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至少对弗洛伊德或任何其他人道主义者用不着证明。”⁽¹³⁹⁾弗洛姆反对所有本能论者的理论，认为本能论者强调攻击性的先天特征是源于保守或者极端保守的态度，在他看来，本能理论是在为人类的自我毁灭和好战行为开脱责任，也使实现永久和平和民主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弗洛姆认为，人们轻易接受这种简化的本能理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免得费心思去研究人类破坏性的真正原因。因为研究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解剖流行的意识形态。要想揭示日益扩张的破坏性的真正原因或挽救之道，需要对我们的社会体制做深刻分析。⁽¹⁴⁰⁾弗洛姆认为，本能主义与行为主义的二分对立有害于学术研究，因为二者都是“单线解释法”，都以先入为主的概念为基础。他认为，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侵犯性：一种是防卫性的“良性侵犯”，是个体和种族生存所必需的，随着威胁的消失而消失。另一种是“恶性侵犯”，即破坏与残忍。这是人类特有的侵犯性，目的在于满足凶残的欲望。他认为这两种侵犯性质和渊源都不同。⁽¹⁴¹⁾不同的人类团体在破坏性方面，程度相差极大，以致我们没办法假定破坏与残忍是与生俱来的；破坏性的程度跟其他心理因素相关，跟社会结构也相关；破坏性的程度跟文明发展程度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¹⁴²⁾正是由于“恶性的”侵犯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真正问题，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真正威胁。在弗洛姆的意义上，我们所研究的政治暴力显然带有“恶性”侵犯的特征。弗洛姆的思想除了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之外，他还从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又译康纳·洛伦兹、康拉德·劳伦兹）那里获得其理论资源。(www.xing528.com)

康拉德·洛伦兹通过对40多种动物的行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攻击性和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式的破坏性大不相同，提出了“种内攻击说”，把在动物身上的发现应用到人类。在洛伦兹看来，攻击性是一种本能，在自然条件下有助于个体和物种的生存。他说，典型的攻击本能表现在同类物种中间，而不是表现在不同物种之间，简单地说，它是种内现象，而不是种间现象。人类也是如此，而且更加危险，虽然人类拥有理性思维能力和语言文字可以使自身高居于其他生物之上，但是人类拥有杀人武器的能力又将会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因此，这种内驱力必须通过竞争性体育运动或其他方式才能得到某种释放。⁽¹⁴³⁾

多数心理学家把个人的攻击行为归因于某种挫折。挫折—攻击说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的理论，麦克杜格尔和弗洛伊德等人在不同时期都提出过。该理论的核心论点是：攻击是从挫折中产生的后续行为和后果，挫折总会导致攻击行为。挫折—攻击理论迎合了大多数人的常识性认识，对于解释个人行为似乎有效。但是，并非每一种攻击行为都是因挫折而引发的。例如，多拉德等人解释说，20世纪初期，美国南方白人对黑人动用私刑进行迫害，德国纳粹政府把犹太人当替罪羊而加以迫害，都是遭受经济挫折之后采取攻击行为的表现。他们甚至还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也完全是以挫折—攻击原则为基础的。⁽¹⁴⁴⁾显然，这种解释有牵强附会之嫌。挫折—攻击说和前面提到的本能冲动说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宣称攻击行为和暴力出自人的本能，都认为攻击和暴力行为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改变的人之本性，从而否定了其作为后天习得的社会行为的性质。

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假定，自然界不存在普遍一致的攻击本能，相反，不同生物有着各自不同的攻击行为方式，以确保自己能在达尔文式的进化过程中生存下去。威尔逊分析了人类的社会进化过程和攻击行为，认为它们主要取决于人的天性，是天生的，而不是文化发展的结果。他认为：“所谓天生是指某种特性能在某些特定环境中得以发展成形的可能性，而不是指某种特性在所有环境中都能发展成形的肯定性。”⁽¹⁴⁵⁾按照这个标准，人的攻击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遗传特征。他说，当今那些最为和平的部族，历史上大都一度是掠夺者，而且将来很可能又会重操旧业，产生出新的士兵和杀人者。⁽¹⁴⁶⁾他还举了一个例子，马来半岛的舍麦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不知道什么是暴力攻击，他们之间没有谋杀，甚至连一个明确表示杀人的词都没有，他们不打孩子，不到万不得已连鸡也不杀。这种非暴力的传统让舍麦人甚至不知道士兵的职责就是应当打仗和杀人。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证明了人的暴力天性。“恐怖分子杀害了舍麦人防暴部队部分成员的男性亲属。尽管舍麦人来自一个无暴力的社会环境，杀人也是受人之命，但他们似乎都一下进入他们称之为‘血醉’的疯狂状态之中。用典型的舍麦老兵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杀人，杀人，杀人。马来人会为了搜查腰包、夺取手表和钱财而忘了杀人，我们却并不在乎手表和钱财，我们只想到杀人。’”⁽¹⁴⁷⁾

以上的这些理论论争关涉到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任何一个生物学上的问题，假如不能在终极的与切近的因果关系两个层面上都求得解答，我们就不能自认为已经完满解答这个问题了。切近的层次问“是什么”“如何产生的”（“What”and“How”），而终极性的层次则关注“为什么”（“Why”）的问题。这两种因果关系中的任一种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研究的主题。⁽¹⁴⁸⁾现在的问题是一个生物学上的理论如何化约为心理学上的论题，而心理学中的理论与规律又如何化约为生物学理论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归结为弗洛姆所认为的人的问题，而不是人的行为的问题。因为“人是这个世界中唯一未完成的生物，我们务必创造适合人类生长的环境条件，并把这件事认作是一切社会努力的至高目标。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独立，彻底结束一切剥削性的控制，便是促进人类生长的条件，这样的社会能够动员人类对生命的爱，而有对生命的爱才能打败主对死亡的迷恋”⁽¹⁴⁹⁾。

不可否认，政治暴力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但显然不能把它仅仅归结为心理根源。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解决了人的心理问题是否就可以制止暴力冲突的发生呢？问题决不是如此简单。因此，有些理论家认为，要了解政治暴力为什么存在，还必须去研究人的“理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