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主义的政治暴力批判

2．1．2　绝对的恶或善：绝对主义的暴力观分析

绝对主义暴力观的一个极端情形，就是把暴力等同于一切恶，视暴力的使用为绝对错误，而无论暴力的结果如何。他们所界定的暴力概念具有明显的否定评价色彩。在绝对主义者们看来，暴力包括各种反抗、战斗状态、高压政治、破坏、强迫等引起害怕和受到谴责的行为。它也包括各种形式，如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经济的压力。通常他们更强调暴力的破坏性和非人性的一面。这种界定可能导致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它排除了暴力是否正当以及积极利用暴力的可能性问题。例如，杜林认为，“暴力是绝对的坏事”⁽²³⁾，是人类社会罪恶之源。他说：“破坏性的暴力又会导致暴力，至于正义在这里能起多大作用的问题，取决于道义力量，即取决于人们的认识。暴力本身即使在它有利于正义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坏事。”⁽²⁴⁾他还认为，一旦一方使用暴力，那么最初状态的暴力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如果人们听任有组织的暴力继续下去，情况还不会更糟。⁽²⁵⁾他的这种观点受到了恩格斯的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对暴力的否定看起来像是与现实生活尖锐对立的纯道德纲领。例如，列夫·托尔斯泰作为暴力的激烈批评者就持此种观点，他赋予暴力概念以完全否定和无限广泛的涵义。他指出，“用撒旦不能赶跑撒旦”⁽²⁶⁾，以暴制暴的结果并不是使暴力消失，而是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充斥更多的暴力。因此，托尔斯泰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和社会运动，主张“勿以暴力抗恶”，因为暴力本身就是恶。在他看来，强盗与合法君主所使用的暴力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有差别，后者也绝不比前者更好。⁽²⁷⁾

非暴力主义者彻底否定暴力，主张使用非暴力手段获得和平，通过爱和忍受苦难来感化对手，认为目的和手段必须一致，采取合法的斗争手段，反对的对象是不合理的制度而非具体的个人。圣雄甘地（M．K．Gandhi）和马丁·路德·金是非暴力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甘地主张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对于甘地而言，非暴力是一种战略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甘地看来，暴力并没有崇高与卑贱之别，暴力就是暴力，即使是为了崇高的动机而动用暴力，也应该受到谴责。他说：“我知道战争是恶，是不可缓解的恶，我也知道它必然进行，我坚定地相信通过血腥和欺诈赢得的自由绝非自由。”⁽²⁸⁾如果人们心中潜存着某些无法克服的恶的成分，那么，真正的领导者的任务就不仅仅是进行一场反对暴力的和平主义或非暴力运动，而是要制止引起战争等一切暴力的危险因素，以便有漫长的和平时期为发展提供空间和时间上的可能。

绝对主义暴力观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对暴力的基本肯定与歌颂。代表性的人物有法国思想家乔治·索雷尔、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和保罗·萨特，他们对无产阶级暴力的肯定对于殖民地社会人民的解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将简要介绍他们的暴力思想。

乔治·索雷尔是法国工团主义理论家，他在《论暴力》一书中，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柏格森哲学相结合以建构其暴力理论。但是，正如斯坦利教授所指出的：“理解索雷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是一位蹩脚的作家。他的文章结构糟糕，想法繁杂。”⁽²⁹⁾很多人因此而对索雷尔存在误解，甚至连萨特都把索雷尔的著作斥为“法西斯主义言论”⁽³⁰⁾。其实，斯坦利并没有贬低索雷尔思想的巨大价值，我在此意在告诉读者，索雷尔的暴力思想虽然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理论，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就是浮浅的。相反，他对暴力的研究，特别是对暴力在当代阶级历史上所起重要作用肯定已经引起了当代学者的广泛关注。索雷尔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问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遭到了人们的误解。他指出：“暴力的作用就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The middle class）之间作出区分”⁽³¹⁾。无产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资产阶级和国家，用暴力来摧毁少数人统治的社会秩序，而资产阶级自现代社会以来就使用武力（force），其目标是维持少数人统治的社会秩序。⁽³²⁾索雷尔对武力和暴力的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理解国家暴力与反国家暴力富有借鉴意义。

索雷尔进一步将历史上存在的暴力分为三种不同形式：第一种为最低层面的、分散的暴力，它类似于生活斗争，通过经济状况而行动，会实现缓慢而确定的剥夺。这种性质的暴力借助于财政安排而起着与众不同的作用。第二种为国家集中的、有组织的武力，它直接对劳工产生作用。第三种就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暴力，它在原始积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构成了历史的基本主题。⁽³³⁾索雷尔对暴力的这种明确区分，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暴力的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对阶级斗争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暴力与资产阶级暴力的区分、无产阶级罢工和总罢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说明。他指出，如果用资产阶级的哲学来思考，我们就很难理解无产阶级暴力。因为暴力被资产阶级的哲学认为是一种野蛮的残余，它必将在启蒙进步的影响下消失。⁽³⁴⁾暴力行为只有成为阶级斗争清楚而残忍的表达时才具有历史价值。⁽³⁵⁾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准确地获得无产阶级暴力之后的确切的思想观念，我们就得被迫回到总罢工（the general strike）这一概念。⁽³⁶⁾“各种罢工已引起了无产阶级高贵、深沉和他们所拥有的最令人感动的情感。”⁽³⁷⁾他在《为暴力辩护》一文中指出：如果不为暴力辩护，社会主义就不能继续存在。无产阶级是在罢工中证明了它的存在。⁽³⁸⁾索雷尔认为，无产阶级暴力行为是纯粹和简单的战争行为，它具有军事斗争的价值，标志着阶级的分裂，能实现与战争相关的一切，但不会产生憎恨和报复精神，更不会屠杀失败者，也不会让非战斗人员承担军队在战场上体验到的失败结果。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暴力并不等同于革命者的残暴行为。⁽³⁹⁾在对历史的暴力进行比较分析之后，索雷尔肯定了无产阶级暴力的作用，他指出：“如果无产阶级通过使用暴力重使阶级分裂，并因此使得资产阶级恢复它先前的某些能量，就可以挽救一切。……无产阶级暴力，作为阶级斗争情感的一种纯粹而简单的表现形式，也必然是美好而英勇的事物；它是为文明的永恒利益服务的；也许，它不是获取暂时物质利益的最合适的方式，但是它能从野蛮中拯救世界。”⁽⁴⁰⁾显然，在索雷尔看来，无产阶级暴力不仅不是野蛮的行为，而是美好的、英勇的行为，进而言之，无产阶级暴力是把世界从野蛮之中拯救出来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和手段。(www.xing528.com)

法农是一名法国精神病科医生，曾参与阿尔及利亚人的独立斗争，鼓吹暴力革命，是唯暴力论的代表人物。《全世界受苦的人》是其代表作，他着重分析了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及其条件，这种解放首先是个人的解放，是“人的非殖民化”⁽⁴¹⁾，而非殖民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始终是一种暴力现象。在法农看来，殖民地世界是个善恶二元论的世界，殖民者通过掠夺、剥削、控制甚至暴力来安排世界，被殖民者总是被推定为有罪，被殖民的社会总是被描述为一个无道德标准的社会，“殖民者使被殖民者成为一种恶的精髓”⁽⁴²⁾，被殖民者是一种绝对的坏。但是，被殖民者很快就发现他们和殖民者并没有什么两样，殖民者的命并不比他们的命更值钱，于是被殖民者的一切新的革命就由此而生。⁽⁴³⁾他们很快就发现只有暴力能给予他们补偿，“被剥削者意识到自己的解放必须以所有的手段为前提，且首先是武力”⁽⁴⁴⁾。殖民主义暴力只有在更强大的暴力面前才会屈服。结果，殖民结构被反殖民暴力摧毁。尽管殖民主义努力通过暴力和非暴力的手段来维持其殖民统治，但反殖民暴力的胜利席卷了整个殖民制度，暴力不仅改变了被殖民者，也改变了殖民主义者。“被殖民的人类在暴力中和通过暴力解放自己。”⁽⁴⁵⁾于是，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导致了被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殖民者绝对邪恶”理论最终取代了“土著绝对邪恶”的理论。⁽⁴⁶⁾法农认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暴力是清除毒素。”暴力使被殖民者从自卑、绝望中获得解放。“它使得被殖民者变得无畏，使他亲眼看到自己重获尊重。”⁽⁴⁷⁾因此，暴力对于被压迫者是一种使自身获得解放的武器，暴力是第三世界人民改变自身，使自己成为真正新型、骄傲和独立的人。因此，暴力不仅仅是工具、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法农在谴责殖民主义暴力时，把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描述为一种暴力，常常意味着为反对它而进行的暴力革命是合理的。⁽⁴⁸⁾法农在号召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时指出，革命活动遇到的主要障碍是缺乏必胜的信念，屈服于欧洲殖民主义的无上权威。因此，使人民树立必胜的信心就是以反对欧洲殖民主义为目标的集体暴力所产生的主要影响。⁽⁴⁹⁾

萨特对殖民暴力的批判、对反殖民暴力的歌颂，甚至超过了法农，他在给《全世界受苦的人》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殖民暴力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威吓这些被奴役的人，它企图使他们失掉人性。”⁽⁵⁰⁾但是，暴力的侵略不仅不会使被殖民者屈服，反而会激发他们的反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欧洲人迟早要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⁵¹⁾。萨特说：“造反在最初时，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⁵²⁾显然，无论法农还是萨特，他们对暴力的肯定是基于对殖民暴力的批判，因为反殖民暴力不仅关系到政治，也关系到尊严、正义和道德。萨特认为，暴力作为资产阶级的存在，作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派生关系，存在于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中，也存在于殖民之中。但是，“存在自身什么都不是，它只是在两个实践周期之间的历时性中介。作为资产阶级暴力的多元时间化的殖民行动（作为在一个共同体内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从辩证角度来看是增强了这种暴力。在剥削必须首先依靠压迫的新条件下，这种暴力随着自身变化而翻新；可能发展到大规模屠杀和刑罚。反过来，一旦殖民战争停止，它将作为需要立刻使用的实践暴力而返回到宗主国，去反对被剥削的大众”⁽⁵³⁾。无疑，暴力是资产阶级存在的典型特征，它与剥削和殖民密切相关，压迫、屠杀、刑罚乃至战争之中，暴力无处不在。殖民暴力孕育了反殖民暴力。萨特在此深刻地指出了殖民行动本身就是暴力，这种暴力不仅孕育着新的暴力，而且随着新的情境表现出新的形式。殖民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暴力的终止，殖民暴力随之转变成了剥削大众的实践暴力。萨特进一步指出：殖民者不仅在殖民地人中发现了非人的他人，而且还发现了由他自己担保过的敌人。⁽⁵⁴⁾殖民者的暴力最终会导致起义者的暴力，“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斗争最终变成了同一个压迫的相互内在化：压迫的最初对象将它内在化，并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统一之否定根源时，成为对压迫者来说是可怕的东西，因为压迫者在起义的暴力中看到了作为把他也看作对象的敌对力量——它自己的压迫暴力。为了反对作为另一个的它的暴力，压迫的最初对象创造了一种反暴力，它不是别的，只是它的压迫，但这种压迫已变成了镇压的暴力，即再次实在化的，并且意图超越他人的暴力或它自己在他人中的暴力”⁽⁵⁵⁾。萨特的论述表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暴力关系构成了二者之间最真实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斗争的关系，就是斗争的辩证法或暴力的辩证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绝对主义暴力观是基于对个人自身存在之绝对价值的崇信。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暴力，绝对主义都是基于人的价值的平等这一信念。对暴力的否定，意味着所有的暴力在性质上都是一样的，都会导致坏的后果，都可能导致对存在的剥夺，因而它理所当然是一种恶；而对暴力的肯定或歌颂，是基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尊严的实现，因为一种暴力可以阻止或推翻另一种暴力，可以结束暴力所导致的苦难。而且这种暴力观坚信“死亡胜于奴役”。当暴力行为者充分地认识到何者处于危险之中，这样的暴力热情就越是实际可能的。但是，暴力意识越是远离实际情况，高度的暴力冲动就越是会蜕变为虚幻的浪漫主义。

绝对主义暴力观的两种路径分别构成了和平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二者都掩盖了一切最终在战争中释放自身暴力所具有的隐匿的、深层的恶，正如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所指出的：“人们开始认为自己的生命毫无疑问地比他人的生命更为重要，而且是世上唯一真实的东西；人们无法做到把自己置于别人的地位而不背叛自己的自我；渴求安全的恐惧致使人们只能以拥有胜过所有他人的暴力的方式找到安全；强烈的权力欲以及自欺欺人的态度导致生活成为没有希望的混乱，这源于对错误观点的盲目执著以及受到未经批判的热情的支配——直到除了诉诸暴力似乎别无出路时为止。”⁽⁵⁶⁾雅斯贝斯的批判无疑是中肯而深刻的，暴力既表现在日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争端中，也经常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中。严格来说，人性并不是现实的，而是仅仅在某些条件下才存在的。绝对主义暴力观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我们不得不承认，只要人类还崇信暴力的效用，人类就将被置于生活秩序与暴力之间的永恒张力之中。因此，绝对主义的暴力观都带有典型的乌托邦性质。

总之，实证主义者和绝对主义者都局限在暴力的绝对统治地位之上，不能站在暴力之外来研究暴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都忽视了暴力所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一些深层次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