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暴力的研究现状与问题

1．2．3　我国政治暴力的研究现状与问题

国内对政治暴力问题的理论研究自上个世纪90年代陆续有少量文章发表，但也只是局限于战争和恐怖主义等政治暴力的类型做一些评论性研究，真正有价值、有影响的成果并不多见。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尚无专门以“政治暴力”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更谈不上所谓理论建树了，与国际学术界对于政治暴力的研究进展相距甚远。

台湾东海大学傅恒德所著《政治暴力与革命》⁽⁸¹⁾一书，对政治暴力和革命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跨国研究。该书既有理论检讨与建构，也有个案研究。陈嘉放、邓鹏的《文明与暴力》⁽⁸²⁾一书从社会学与犯罪学的角度结合美国社会现实对社会暴力进行实证研究。赵汀阳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对“在什么条件下暴力成为最佳策略？”这一问题作了分析。他认为，一般情况下，暴力并不是人们谋取利益的最佳策略，而只是各种可能手段中的最后手段。他还就可能诱发暴力的四种局面作了探讨。⁽⁸³⁾黄迎旭的《揭开战争之谜的钥匙——恩格斯〈暴力论〉浅说》⁽⁸⁴⁾一书对恩格斯的军事暴力思想进行了通俗普及的介绍。关勋复在《“暴力是每一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读恩格斯的〈暴力论〉》⁽⁸⁵⁾一文中，对恩格斯的《暴力论》进行了解读。吉彦波在《关于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问题的思考》⁽⁸⁶⁾一文中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以和平过渡而不可能以传统的暴力革命的形式进入社会主义。周濂在《影像时代的暴力表达》⁽⁸⁷⁾一文中，从“武以载道，奋起抗暴型”、“当个体暴力遭遇国家暴力型”、“悬搁道德判断型”等三种类型来分析影像中的暴力，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人们对于“暴力”的认知和理解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而那些媒体中的暴力英雄也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一个时刻都更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形式以及精神状况。李巨廉的《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⁸⁸⁾一书在“战争与和平”研究领域有一定代表性，该书就战争的起源、世界大战、有限战争、和平运动与和平研究等几个方面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研究。赵鑫珊、李毅强的《战争与男性荷尔蒙》⁽⁸⁹⁾一书从现代生物学的角度解释战争的深层起源和本质，试图从战争和男性荷尔蒙二者之间揭示出一些深层、隐蔽的关联。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⁹⁰⁾一书中用马克斯·舍勒的怨恨理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入分析。

倪乐雄从战争与文化传统的角度，研究儒家战争观对于国际安全体系、世界和平的意义。他也从文化的角度对世界大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⁹¹⁾宫玉振等认为，儒家的暴力观以“天下情怀”和“道德理性”为核心，构成了中国战略文化的主导性价值观念，并与西方的战略文化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⁹²⁾刘志光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东方和平主义的源起、流变及走向进行了研究。⁽⁹³⁾刘小枫在《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⁹⁴⁾一书中对中国革命的精神之源流、正当性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意义的理论分析。

战争与恐怖主义等典型的政治暴力范式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代表性的学者有时殷弘、阎学通、王逸舟等人。时殷弘认为，伦理规则虽然不具有绝对性，但是它实际上构成了人的最深刻的内省，由此产生的基本判断和信念是塑造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⁹⁵⁾因此，规范性方法在他的世界政治问题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从伦理学的比较视角对当代国际干涉的合理性进行了深入探究。⁽⁹⁶⁾他认为，借鉴与理性主义传统相关的自然法观念，可以对国际安全予以应有的哲理定义，国际安全应被纳入到全球安全这一领域中。⁽⁹⁷⁾由他和布鲁诺·考彼尔特斯、尼克·福臣主编的《战争的道德制约：冷战后局部战争的哲学思考》⁽⁹⁸⁾一书就战争权利伦理、战争行为伦理等方面对战争伦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在多个国家发行，有着重要的影响。阎学通认为，和平是人类团体之间有限延续的无武装暴力行为但也无绝对安全保障的现象。和平既具有非暴力性、不安全性和周期性等绝对性的自然特征，也具有目的性、工具性和正义性等相对性的社会特征。他进一步认为，和平不等于安全。⁽⁹⁹⁾王孟庆的《中东政治暴力的历史考察》⁽¹⁰⁰⁾一文，从史学的角度对中东政治暴力进行了历史考察。杜红的《当代伊斯兰政治暴力剖析》⁽¹⁰¹⁾一文则对当代伊斯兰政治暴力的原因、特征等进行了剖析。

阿蔼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认为，由于女性长期成为不同暴力的“场所和客体”，所以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很细致地去检视暴力的本质。女性在国际政治中，始终不是界定和创造和平的主体，而是维持“和平”的工具和指针。以最低度的暴力去制止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作为联合国维持和平最有效的方法，体现的是实用式和平的狭隘，已受到多方质疑。因为战争的暴力往往被转化成更深层的文化暴力。和平更根本的问题是要追索暴力的根源。和平的根本存在于每一个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中，而在国际的层次上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和建构。⁽¹⁰²⁾(www.xing528.com)

恐怖主义被认为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是一场永无休止的“地下世界大战”⁽¹⁰³⁾。“9·11”恐怖事件之前，国内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文献较少，内容也比较单一，大都从恐怖主义的定义、类型、特点、根源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或现状。⁽¹⁰⁴⁾朱素梅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突发的、具有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主要有民族主义、宗教、极右和极左等类型，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¹⁰⁵⁾阎学通认为，恐怖主义将有增加的趋势，难以消除，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谴责，恐怖主义本身无所谓道德可言。但是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可以对其进行约束。⁽¹⁰⁶⁾杨剑认为，中国有必要在针对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之际，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主权观念等几个轴线出发，形成自己的判断标准、行为准则、策略和方针。⁽¹⁰⁷⁾

“9·11”恐怖事件后，国内研究恐怖主义的文章激增，学者们虽然主要还是围绕上文所述的几个问题来进行研究，但理论深度明显不同，研究范围也更广。⁽¹⁰⁸⁾倪峰认为，对于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战争，应当更加关注它的政治含义以及它本身所具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¹⁰⁹⁾时殷弘就“恐怖主义和恐怖行动的定义问题”、“当代恐怖主义和传统恐怖行动的共性与特性”、“我们为何在道德伦理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上强烈谴责当代恐怖主义”等等问题从行为者、手段、对象和目的等方面对恐怖主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认为在目的和手段两方面，恐怖主义均无正义可言。他提出必须有一个关于手段和目的之间关系的道德思考，批评了“旨在实现目的的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的观点，并且认为许多非常可怕的历史灾难都是由这种思想所促成的。⁽¹¹⁰⁾王逸舟认为，恐怖主义是一个带有感情倾向和意识形态特征的概念，就像恐怖主义本身的复杂性一样其定义也是复杂的和相对性的概念。他对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前因后果作了初步分析，对所谓“9·11综合症”进行了剖析，提出了“中国怎么办，中国学者怎么办”的问题。⁽¹¹¹⁾张汝伦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对恐怖主义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现代的恐怖主义明显带有制度化的特征，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概念。⁽¹¹²⁾

关于恐怖主义研究的著作，较早的有朱素梅编著的《威胁就在身边：国际恐怖活动纪实》和韩从耀、高金虎的《百年恐怖档案》等。胡联合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和《第三只眼看恐怖主义》两书中，把恐怖主义问题放在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就恐怖主义的定义、特征、根源、现象和对策等进行了探讨，既有宏观战略分析，也有微观个案分析，并就这些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理论问题作了探讨，对恐怖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¹¹³⁾王逸舟主编的《恐怖主义溯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编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斗争理论探索》等等，大都就恐怖主义的特征、根源、对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国内学者对政治暴力的研究，存在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认为对政治暴力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寻根究源，对症下药，即可解决问题。然而，即使我们能找到政治暴力的根源，也未必能全面解决政治暴力问题。另一种情况则是从政治暴力所导致的结果上进行批判性研究，以期唤起人们对政治暴力的厌恶与重视，通过呼吁形成某种共识，来根除政治暴力。显然，二者都有一定道理，但问题绝不会如此简单。国内学术界至今未就政治暴力问题举办过学术研讨会，也没有相应的学术期刊，更没有达成某种学术共识。这既与政治暴力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不相称，也与国际学术研究差距较大。特别是，关于政治暴力概念的使用存在着诸多问题乃至混乱，很多人仍然从纯意识形态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暴力问题。在我国目前的政治生活中，表面看来“政治暴力”的发生频率似乎很低。但是，事实上也潜藏着政治暴力产生的种种可能，回避问题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理论的发展。因此，深入研究“政治暴力”的一般特性、本质和根源，从政治伦理的层面探寻政治暴力的规范基础，厘清政治暴力的合法性，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