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暴力批判：国外研究兴起与现状

1．2．2　国外政治暴力研究的兴起与现状

对革命、农民战争、军事政变等的研究，已经有很久的传统。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政治暴力做一般意义上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最有名的且能成为经典的有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的《战争研究》一书，该书不仅对理解战争有重大意义，而且也包含了对社会科学和国际研究的一些重要的见解。⁽⁵³⁾但是他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和跨国数据系统分析方法并不完善，并不能充分地解释对世界造成巨大损害的暴力以及经常的流血事变。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从行为主义的角度对政治暴力进行了研究，认为暴力是精英用以进攻和防御的一种主要手段而非目的，在政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一个可能性受到限制的世界中，很少有“绝对的暴力行为”⁽⁵⁴⁾。帕森斯（Talccot Parsons）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认为，在近代社会思想中，暴力的任何重要作用一般都与“自然主义”思想，首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相联系。暴力和欺诈都是办成某种事情的手段，其共同点是在选择有效手段上毫不顾及对他人权利的道德考虑的限制。⁽⁵⁵⁾

国外学术界把政治暴力当作普遍现象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政治暴力被用来指称各种各样的政治反抗事件或现象，包括反政府的暴乱、暗杀、恐怖活动、军事政变、农民战争、内战以及革命等等。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暴力行为在动机上相同，仅仅在规模上有所区别，认识暴力的本质必须弄清普通的暴力现象。除用于一般性的探讨课题之外，政治暴力还是冲突的一种指示物或特征，成为理论性探讨的对象。由此，为了解释政治暴力的“大小”、“范围”和“强度”等变量，各种政治暴力理论相继得到发展。⁽⁵⁶⁾此时对政治暴力的研究主要还是针对反政府和反体制的暴力，这样，政治暴力就是指反政府或反体制的暴力。⁽⁵⁷⁾

政治暴力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世界各地的学生运动以及西方社会的暴力性抗议的兴起、美国黑人暴乱、第三世界起义的高涨有关。⁽⁵⁸⁾政治集中化的趋势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分裂致使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努力日渐艰难。在114个国家（当时总数为121个）和殖民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暴力发生。⁽⁵⁹⁾整个60年代完全是一个暴力的时代，是幻想破灭、愤怒和恐惧的年代，是“乱糟糟的十年”⁽⁶⁰⁾。“这种暴力是粗鲁的、经常发生的，往往是无目的，以前几乎任何人也没有经历过”⁽⁶¹⁾。这些乱象的出现与晚期资本主义对国家的性质以及它赖以运作的政治体系的影响密切相关。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所指出的：“政府徒有其表而无力达到自己宣称的目标，决策者们远离公众，理性被蚀，代之以幻象和虚假，传统政治思维破产，异化政治取代了真正的政治，国民性出现精神分裂，调停机制崩溃，以及统治阶级乌托邦化——所有这些一起发生作用，使得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瘫痪。”⁽⁶²⁾除了上述主要的社会原因之外，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计算程序的开发，便于处理大量的政治暴力相关统计数据，以及学者们对跨国分析兴趣的增加导致应用累积数据库进行的跨国的政治分析的发展。⁽⁶³⁾这些因素也是促使政治暴力研究兴起的重要原因。

1964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了《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手册》，收入了有关暴乱、武装攻击、政治暴力所造成的死亡以及政权易手的数量或事件的大量数据。1965年埃克斯坦（H．Eckstein）发表了《论内部战争的病因学》一文，就“内部战争”问题提出了许多理论见解。⁽⁶⁴⁾

在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试图将有关政治暴力根源的理论与有关论据融为一体。其中T．古尔（Ted Robert Gurr）提出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理论是研究市民暴力（civil violence）的非常著名的理论。古尔遵循的是涂尔干的传统，从社会变迁引起的大众心理变化来描述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形成。《人为什么要造反》（Why Men Rebel）是古尔的代表作。在此书的背景部分，古尔讨论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包括社会变迁、政治危机和经济转型等等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关键作用。在此书中，古尔提出了“相对剥夺”的概念。所谓“相对剥夺”可以定义为“人们的价值期望（value expectations）和价值能力（value capabilities）之间的可感知的差异”。他强调政治文化和政治信仰一类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他的研究起点是：只要客观条件没有改变，所有人便都在一条船上。然而，只要条件得到迅速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平衡便被打破，即某些人的条件改善速度超过他人。条件改善较慢的人对此不服气，因为他们未必比别人干得少。因此，这些人有遭受挫折之感，此种感受导致反叛。经济发展时期，条件得以迅速改善的毕竟是少数，而挫折感则普遍存在。这种相对剥夺心理就可能导致集体暴力或政治暴力。⁽⁶⁵⁾古尔的理论以相对剥夺状况为起点，以政治暴力为终点：社会心理不满诸因素——相对剥夺——不满（潜在的集体暴力）——不满的政治化（潜在的政治暴力）——政治暴力。⁽⁶⁶⁾古尔在有关相对剥夺的实际研究中获得的某些证据，确实可以合理解释某些政治暴力事件。

詹隼（Chalmers Johnson）以区域研究的知识为基础，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国家”理论和对革命现象的功能分析方法。《革命：理论与实践》成书于1966年，是詹隼研究革命现象的代表作。詹隼认为，革命的特点在于以暴力夺取政治权力。他区分了革命情势、革命行为和革命变迁，认为前者未必导致后者的发生。他还特别研究了人民战争和恐怖主义。詹隼对革命的关注包括其发生、过程和结果；其方法论是结构的，也是偶发的；关注的焦点是社会和国家。⁽⁶⁷⁾他的研究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社会学领域，查尔斯·蒂利为首的“资源动员”学派（resource mobilization）结合结构和理性抉择理论，指出集体组织的性质和挑战者与政权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政治暴力的范围。蒂利指出政治暴力的主体应包括政府及角逐权力团体。蒂利的理论可以解释在政治、经济条件好转时，为什么革命活动及其支持均有所增加。如果把革命及对革命的支持均视为理性行动，那么，只有推翻现存权威体系的行动者怀有必胜的信念，他们才会从事革命活动。当革命力量与现存权威体制对峙时，有一部分人对哪一方都不承担义务，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与胜利者站在一起；当他们对革命成功的概率估计有所提高时，他们对革命活动的支持将随之增加。倘若造反肯定被镇压，参与这类活动就是非理性的，支持造反也就有危险。只有在权威体制被推翻后，预期所得是正值以及推翻权威体制的期望很高的情况下，革命活动才可能发生。进而言之，如果上述两个因素之中的任何一个在数值上有所增加，革命的可能性将随之增加。⁽⁶⁸⁾这种理论可以解释普遍存在的暴力实践活动，因而有很大影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从社会冲突论的角度来研究暴力问题。他把冲突看做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他关心社会冲突的功能是增强特定社会关系或群体的适应和调适能力的结果，而不是降低这种能力的结果。在他看来，社会冲突还起着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⁶⁹⁾科塞认为，暴力有三种重要的社会功能：暴力作为一种成就、暴力作为一种危险的信号、暴力作为一种催化剂。暴力在社会结构中发挥其功能和影响。⁽⁷⁰⁾(www.xing528.com)

阿伦特对政治暴力的研究与论证独树一帜、卓有建树，其政治哲学意义至今不衰。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论暴力》、《论革命》、《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人的条件》等著作中。其中《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为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关于暴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阿伦特认为：“暴力可以被合理化（justifiable），而永远不能被合法化（legitimate）。”⁽⁷¹⁾换言之，所有的暴力行为都是能够找到理由的（justification），无论是心理的，还是社会的或者政治的，在理论上，人们可以将任何暴力行为“合理化”。但是，任何“合理化”的解释都不能使暴力具有“合法化”的身份。显然，阿伦特意义上的“合法化”比“合乎法律”（legality，本书将其译为“法定性”以区别于legitimacy）更富有内涵，它似乎是“正当性”或者“正义”的代名词。在阿伦特的意义上，暴力无疑是个贬义词。这种绝对主义的暴力观极易导致无政府主义后果，也容易为反国家暴力辩护。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政治暴力的研究逐渐达到高潮。学者们从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犯罪学、精神分析学等学科对暴力的根源和本质进行研究，将政治暴力这一非主流的边缘性研究提升到日益重要的地位，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弗洛姆（Erich Fromm）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和《恶的本性》中认为，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侵犯性：防卫性的或良性的侵犯（defensive or benign aggression）和恶性侵犯（malignant aggression）。破坏和残忍是人类特有的侵犯性。他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认为恶性的自恋是导致人们互相残杀的心理根源。弗洛姆超越了本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论见解。⁽⁷²⁾安东尼·吉登斯（Athony Giddens）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将现代性、极权主义和批判理论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现代性的维度试图对极权主义暴力进行论述，以期探求一种规范的暴力政治理论，在此基础上运用批判理论对政治暴力作理论批判。⁽⁷³⁾李普塞特在《一致与冲突》一书中就价值观和政治结构来研究道德主义和暴力之间的关系。⁽⁷⁴⁾斯科克柏（Theda Skocpol）著有《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⁷⁵⁾一书，专门研究历史上重大的社会革命，她的结论是社会革命只能在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官僚社会中发生。在这种社会中，官僚会和地主阶层争夺资源，农民长期积蓄着对旧制度的不满，而对外战争又极易使社会资源耗竭。精英组成、社会控制和国际压力是斯科克柏研究的三个重要变量，她视之为历史的结构。斯科克柏证明了她的结构理论在对许多社会革命进行比较史学分析时的可行性。但对于解释其他的、种类更为繁多的政治暴力又有所欠缺，缺乏普遍的理论说服力。

亨廷顿对政治暴力与政治参与、社会秩序等方面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他认为，贫困与落后、动乱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假象，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导致暴力冲突的原因在于现代化。他还就经济发展、社会动员、差距假设、不平等与暴力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而国际暴力的存在，在亨廷顿看来主要是文明冲突的结果。⁽⁷⁶⁾本书第2章还将就亨廷顿的理论进行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齐默曼（Ekkart Zimmermann）的《政治暴力、危机与革命》一书是研究政治暴力的较为全面的著作，既有对政治暴力各种理论的介绍与批评，也有大量的个案研究分析；既有定量研究，也进行定性分析。他认为，政治暴力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将其概念界定清楚，并且进行详细的类型学分析，然后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⁷⁷⁾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暴力的研究一度成为理论热点。这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其中关于恐怖主义和政府暴力的研究是国外政治学的一个新的趋势。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之前，恐怖主义还只是一个“非学术”的公共问题。美国学术界虽然有专门研究恐怖主义、叛乱、冲突等政治暴力的专业性期刊《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Studies in Conflict ＆Terrorism，创刊于1978年）、《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创刊于1989年）、《小规模战争与叛乱》（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1990年创刊）和《内战》（Civil Wars，1998年创刊）等，但都属于非主流学术研究期刊。就这些期刊所发表的文章而言，实证研究的较多，进行规范研究的相对较少。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于政治暴力与伦理、正义、民主和媒体等相互关系的研究。例如，研究恐怖主义的知名学者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相继发表了他对恐怖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恐怖主义透视》一书向读者提供了有关恐怖主义的一些奠基性理论解释，通过恐怖主义在过去和目前的动向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做他们所做的一切”，尤为重要的是阐明恐怖主义的潜在可能性和将来可能采取的方式。⁽⁷⁸⁾其中《八十年代恐怖主义之诸种相对立的伦理基础》、《为什么恐怖分子不讲信用》、《恐怖主义的国际与国内融合之趋势》等论文表达了他独到的理论见解。在论述定义和运用“恐怖主义”这一概念时的内在难题，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恐怖主义/自由战士”争论的过程中，霍夫曼认为，既然我们不能在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上达成一个共识，“我们至少可以有用地将它与其他暴力类型区分开来，并确定恐怖主义作为独特的政治暴力现象的特征”⁽⁷⁹⁾。

2001年11月29日和30日两天，法国政治学会组织了历史、政治、人类、社会、心理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在巴黎开会讨论“极端暴力”，这次会议是1998年巴黎人类科学馆所开讨论会的延续。“极端暴力”这一概念能为各学科研究学者所认同。他们共同关注的是：为什么在当代的冲突中那么多平民被杀害？为什么无辜妇孺横遭杀戮？这次讨论会的目的不在于讨论具体史实，而是摸索跨学科的比较方法。他们采取了两种研究思路：（1）“极端暴力”这个概念是否有意义？（2）学者面对这样的话题持何种立场？他们大都强调要充分地了解暴力行为所发生的过程，全面地研究暴力的本质与根源。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对政治暴力的研究需要分析社会和经济结构、心理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动员的进程以及反对派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⁸⁰⁾

在国外学术界，有一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者重视对国际冲突和国际战争等政治暴力范式的研究，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著作有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和《人、国家与战争》、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等，他们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拓宽了政治暴力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