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暴力批判：揭示政治性死亡与剥夺

1．1．2　政治性死亡：政治暴力对存在的政治性剥夺

政治学家很少对政治与死亡之间的关系进行批判性考察，这种现实构成了现代政治学研究中的“盲点”。⁽¹⁹⁾而死亡作为人类境况的普遍概念，在现代政治中尤其具有象征意义。“死亡——首要的、最大的、至高无上的邪恶，人类生活唯一的绝对坐标，关于现实世界的全部知识的出发点”，人类对死亡的认识最初只是通过暴力造成的后果来认识的，全部法律和道德起源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²⁰⁾于是，死亡作为人类的“公敌”，迫使人们达成共识，建立信任，实现联合，保障安全，从而有可能完成对国家的奠基。列奥·施特劳斯也深刻地指出：“只有在死亡恐惧的基础上，人类生活才能和谐；死亡恐惧是唯一的‘自然理性公理’。”⁽²¹⁾这样，霍布斯关于国家的起源只是并只能是相互恐惧的论点，不仅具有技术上的意义，也具有道德上的意义。⁽²²⁾而在阿伦特看来，“死亡是所有致命武器中，表面看来最强大的一种，至少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它被允许扮演一种政治的角色。死亡无论它面对的是实际的死或内心所意识到的人自己的必死性（mortality），可能都是最反传统政治的体验”⁽²³⁾。阿伦特进一步认为，政治的出现无论在前政治的意义上还是在霍布斯的意义上，本来都是为了使人逃离死亡的威胁，从而保证人的不朽性（deathlessness）的一种方式。⁽²⁴⁾政治作为自然状态的对立物，是人们生活在政府之下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较少野蛮生活方式的社会。何以政治又背离了它最初的或最终极的目的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性的悖论！

人作为一种政治存在（political being）和能言说的存在，二者相辅相成。而政治暴力常常会剥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这种存在。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在暴力统治的地方，不仅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会陷入沉默。⁽²⁵⁾在现代社会，这种剥夺则普遍体现在大规模化、常态化的“政治性死亡”之中。⁽²⁶⁾自古以来的残酷事实表征着“人类存在于从未取得完全成功因而从未停止过的逃离无序的努力之中”⁽²⁷⁾。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是“面临死亡的存在”，死亡并不是人的不在，也非人的可能性的彻底丧失，相反，它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与其说死是人生命存在的最后可能性，倒不如说死是人生命存在意义或可能性的最彻底、最完全的实现。海德格尔在此处谈的正是人的不可避免的自然死亡，而非由于人的自由意志所导致的可以避免的自觉死亡。在自然死亡的意义上，死亡确如海德格尔所言“是触动终有一死的人的本质的东西”⁽²⁸⁾。自然死亡是独立于任何理性的，是一种真正的非理性的死亡。这是一种正常的死亡，因为它出现在生命的终点，它是可以用科学来说明的、服从自然法则的死亡。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应该可以没有暴力、没有夭折地享受生命。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契约”，都有自然死亡的权利和义务。“自然死亡是政治经济系统所特有的死亡，是这一系统必不可少的典型死亡。”⁽²⁹⁾但是，政治性死亡作为一种他律性的自觉死亡显然不同于人类的自然死亡，它恰恰是理性作用的结果，这种死亡意味着人的可能性的丧失，它已经不能体现人的存在的意义，相反却是对存在的政治性剥夺。这种死亡是道德和官僚体制的产物，是可统计和可预料的死亡。换言之，这种死亡是以理性、秩序乃至幸福的名义所导致的结果。在此种意义上，正如齐格蒙·鲍曼所言，这种死亡是“现代性的耻辱”⁽³⁰⁾。

不可否认，政治暴力在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带来死亡，但在现代社会则带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死亡数量的大规模化、死亡形式的非人化和机械化，以及死亡的意识形态化等几个方面。

在现代社会，政治性死亡表现出死亡数量的大规模化。传统的政治暴力如战争、起义、暴动等等，由于技术欠发达，从未使用过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且敌对双方常常是单兵作战，因而死亡人数相对较少。但是，暴力的行使已充满了恐怖。随着现代科技在军事上的应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暴力工具的技术发展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没有一种政治目标令人信服地符合于它们的毁灭潜力，也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证明它们在武装冲突中的实际应用是否正当。”⁽³¹⁾现代社会所出现的政治暴力使得任何人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20世纪，平民死于战争的比例非常惊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5%，第二次世界大战为50%，而20世纪90年代则达到90%。⁽³²⁾奥斯维辛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中平民大量被杀就是很好的证明。根据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研究，20世纪大约有1亿人死于集体暴力。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有1 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有1 500万人。1900—1999年间，平均每年有100万人死于战争暴力。⁽³³⁾(www.xing528.com)

政治性死亡还表现出非人化和机械化的特征。在种族灭绝中，被灭绝者通常会被“非人化”和“妖魔化”——那些遭难者事实上就等同于害虫。⁽³⁴⁾这样，某些种族可能会被视为“劣等人”而惨遭屠戮。这种暴力可以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直到一方被另一方彻底击败或摧毁。政治性死亡所表现出的机械化特征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事件。纳粹“理性”地制造出用来屠杀被其认为“他者”的杀人流水线，“他者”就像一个个生锈的机器零部件被他们很轻易地除掉。此时的死亡是纯技术的、非自然的。而且，这些在地狱般的屠杀场工作的守卫和监工竟然能白天从容不迫地上班，晚上又心安理得地回家。诚然，现代性并没有使人更为残暴，但是，残暴的事情却是由那些并不残暴的人完成的。敌意与仇恨彻头彻尾地将“他者”绝对化、非人化，使他们对这个令人无法想象的死亡世界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在现代性的标签下，邪恶不再需要邪恶之徒，那些理性的人都可以非常出色地作恶。

政治性死亡常常被意识形态化。政治行为体出于追求意识形态目标而发动的各种政治暴力事件旨在扩大某种宗教或政治信仰的影响范围。例如伊斯兰教扩展战争、十字军东征、法国革命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等等，都追求某种意识形态目标。“对话语的过度崇拜在全部意识形态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³⁵⁾在20世纪，几乎所有大规模的政治性死亡都是过度崇信“正义”或“解放”等等意识形态话语的结果，众多的生命为“正义”或“解放”而死，还有许多无辜者也成了这种话语的牺牲品。例如，在巴以冲突中，“让阿拉伯人去死”与“让犹太人去死”的声音交相呼应，双方严重对立的意识形态话语煽动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暴力与死亡也具有了狂热的意识形态话语特征。大规模的政治性死亡是不断使人异化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过程的必然结果，也是否认“死者与生者共存”的可能性的类似禁忌的现代死亡观念的彻底性。⁽³⁶⁾

诚然，就人的存在而言，死是人类的共同归宿⁽³⁷⁾，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带来的恐惧遍布于生命的全过程中。但是，政治性死亡不是也不应成为我们的共同命运。正是基于政治暴力所导致的政治性死亡和恐惧这一严酷现实，我们认为有必要在理论上深入反思。我们并不奢望提出一种能终结政治性死亡的终极性理论，因为这既不现实，也无可能。但是，我们相信，既然政治性死亡与政治暴力具有某种“因果性”，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政治暴力的批判性研究寻求某种有意义的启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尽量避免或减少政治性死亡的发生。富于智慧和良知的思想家们已经对这一问题提出过真知灼见，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思想中汲取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