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政治暴力:全球性的公共问题
政治暴力普遍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而不是现代性的前历史。这就意味着政治暴力既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所谓现代性问题主要指的是一种时间参照意义上的、有别于传统意义的政治暴力。众所周知,现代性曾经是理性、进步和普遍性的代名词,政治暴力的存在并不是缺乏进步和理性,恰恰相反,由于现代性的凸显以及科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使得战争、极权主义、恐怖主义、大屠杀等等成为可能。(3)而说政治暴力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这是与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社会,即同在一个世界体系中有关,这里主要指的是一种社会生活空间的转型问题。在人类活动的有限空间以及有机生命存在的环境的一般意义上,“全球”就是指的人类的“生活世界”(4),“全球性”问题也就是“世界性”问题。而所谓“全球性”就是对发生在外界事物的一种默许,一种妥协,一种在遭遇“如果你不能战胜它们,就加入它们”(5)时的自我安慰。“公共”这一限定词则表明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密切联系却又不完全相同的现象,意味着在公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均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广泛的公共性。(6)由于生活世界同人生存的基本需求有着密切关系,日常生活领域也就成了极其复杂而尖锐的社会斗争的重要场所,成为显示社会结构基本特征的重要场域。需要指出的是,日常生活并不是和公共生活相对立的“私生活”,而是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人的日常场域;它也不是脱离历史剧变和社会事件而存在的,而是同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和各种社会活动复杂交叉和互动。随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大,它对整个社会结构及其性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政治暴力作为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是多个国家乃至全球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它对所有国家产生的破坏性影响都是相似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例外。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改变了统治和治理的主体、结构、方式、过程和意义,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国家主权、政府体制和政治过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7)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特征。政治暴力问题的解决常常需要国际社会的联合行动和集体合作才能取得成效。政治暴力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表现,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国不断扩展的结果。(www.xing528.com)
人类历史是一部用血泪写成的连续暴力史。(8)历史上,许多民族和国家曾根据各自的利益标准来区分敌人与朋友,并以此决定是否诉诸暴力来解决各种争端。但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往往表现为局部性,并不具有现代社会这种普遍性乃至全球性特征。例如,20世纪是以极端的组织化暴力为标志的世纪,这种暴力无论从外在方面还是内在方面均以人口群为对象,在外在方面,战争行为向“野蛮”方向发展;而在内在方面,则表现为各种极权政体的实验。(9)在这个以“战争与革命”为表征的暴力的普遍化时代,人类在全球规模上,数次卷进了通过对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进行总动员而从事的战争,或者以打碎旧制度、创造新体制为目标的革命。(10)其结果是:20世纪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恐怖”的世纪。(11)而且,暴力作为处理人类事务的一种手段,在冷战结束以后,并没有因为其毁灭性的后果而受到有效遏制,相反在世界范围内仍有增无减。据统计,从1948年到1977年间,全世界共有66 992次武装攻击事件,10 893次暴乱事件,2 866次政治暗杀。成功的政变有238次;不成功的政变有304次。因政治冲突事件而死亡的人数有5 210 554人。(12)而在20世纪后期,政治暴力事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些暴力冲突中,除了民众对抗政府或是政府镇压民众之外,还包括了民众对抗民众的事件。1993年波黑冲突中,“种族清洗”夺去数万人的性命;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种族屠杀中,近50万平民丧生(13);1998年夏天,印度尼西亚政局动荡,导致数百名华侨丧生;1999年科索沃的种族冲突升级成了国际冲突;2000年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种族清洗”以及由此引来的外来干涉都属于在文明机制失效之后发生的大规模暴力。(14)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更是拉开了新世纪暴力升级的序幕。这场导致数千人死亡的恐怖袭击,引发了美国的报复战争;而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又导致各种新的政治暴力的诞生,从而进一步导致大规模的政治性死亡。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暴力成了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本质,在决定世界权力分配的过程中,军事力量的运用使得世界新秩序逐渐朝着“纯粹暴力”的方向前进。这些暴力尽管尚未完全剥夺民众对政府合法性的判断能力,但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和信任。(15)以上这些事实与数据表明,从残忍的战争到暴虐的种族屠杀,其中每一个政治暴力事件都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同时对全球化的进程也具有象征意味的质疑。
上述数据表明,政治暴力之所以成为令人关注的公共问题,是因为其对公共领域中公共精神的冲击以及令人震撼的悲剧性、毁灭性的后果。政治暴力对公共安全的威胁表明,安全已经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全球安全或人类安全的问题了。在当代社会,即使单个国家的安全也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和人类安全息息相关。如前文所述,以“正义”的名义而进行的战争与革命作为政治暴力的极端表现形态,其结果是导致20世纪成了一个政治暴力所带来的死亡日常化、常态化和大规模化的时代,人们被当作无名的、只能受到物理性处理的存在而被机械地、大规模地屠戮,而其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个体性与作为人的特性均丧失殆尽。(16)现代战争的毁灭性使得战争部分地失去了作为国家安全政策的工具的意义。而这恰恰又是人类文明和现代化进程本身的必然产物。文明本身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文明是人类发明的最能提高生活水准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不仅增加了人类的暴力,而且提高了人类的暴力水平。现在,暴力成了人类的最大敌人,构成了对和平的最大威胁,人类的最大敌人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文明的一部分。“暴力孕育着暴力”(17),“暴力的孩子是由父亲的暴力实践造就的”(18),暴力乃是文明的“悲剧性错误”。政治暴力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往往表现为大规模的“政治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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