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思维误区：6个常见错误对思考流程的影响

你认为在美国更可能因什么而死？被掉下来的飞机碎片砸死还是被鲨鱼吃掉？大多数人会说鲨鱼，但是实际上死于坠落的飞机部件的可能性是它的30倍！①或者，考虑下面这组可能的死亡原因：(1)中毒或肺结核，(2)白血病或肺气肿，(3)他杀或自杀，(4)各种意外或中风。你认为这组死因中哪种原因更有可能？第二种原因比较普遍，但大多数人选择了第一种。②事实上，我们以为我们死于意外事故的可能性是死于中风的两倍，而实际上死于中风的可能性是前者40倍。③

① “Death Odds，”Newsweek，1990年9月24日，第10页。

② B. Combs和P. Slovic，“Newspaper Coverage of Causes of Death”，Journalism Quarterly 56（1979）：837。

③ 四十几岁的妇女认为自己死于乳腺癌的几率是十分之一，而真正的几率几乎是二百五十分之一。参见B.Glassner，The Culture of Fear（New York：Basic Books，1999）第xvi页。

在判断这些频率时，我们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一种称为可得性的启发式。当使用这种启发式时，估计一件事的频率或概率是通过我们想起类似事件的难易程度来判断的。例如，以字母k开头的单词多，还是以字母k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多？大多数人认为k更多地出现为第一个字母，但实际上k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是它的两倍。为什么我们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因为很容易在脑海里搜到以k开头的单词，而想起k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则要难得多。④可得性启发常常很好用，因为常见事件通常比不常见事件更容易记住或者想象。然而，耸人听闻或生动逼真的事件也容易记住，因此可得性会导致我们高估这些事件。

④A. Tversky和D. Kahneman，“Availability：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Cognitive Psychology 5（1973）：207。另一个例子，给受试者一些人员名单，要求他们判断是男人多还是女人多。在一组中，清单上的知名人士是男性，而另一组的知名人士是女性。在每种情况下，如果熟悉的人物是男人（女人），受试者就错误地认为男人（女人）多。

假设你正打算乘飞机做一次行程750英里的旅行，你朋友开车20英里送你到机场。把你在终点站放下来时，他说：“祝你一路平安。”你通常不会这么跟他说，但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你朋友开车返回时出车祸的可能性是你乘飞机旅行的三倍。⑤虽然开车的危险超过飞机，但是很少听说谁有开车恐惧症，而飞行恐惧症却无处不在。因为媒体的大量关注，所以飞机坠毁的图像更容易浮现在脑海里。1986年，因为一些大肆宣传的飞机劫持事件，导致去欧洲旅游的美国人人数大幅下降。然而，住在城市里的美国人呆在家里的危险要大得多。试想一下9•11劫持事件对美国旅游业的影响。人们呆在离家近的地方，用开车取代坐飞机，这实际上增加了他们死亡的风险。

⑤National Safety Council，Accident Facts，1990年编辑（Chicago，1990）；Stanovich，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第64页。

当我们问父母担心子女最多的是什么时，排在第一位的是被绑架，而这种事件的发生几率只有1/700 000！父母不太担心孩子死于车祸，虽然这种可能性是绑架的100倍以上。⑥为什么呢？因为媒体对绑架案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而对车祸却轻描淡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谣传全国有7万名儿童被绑架。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数字是指离家出走和父母从儿童保护局领回的儿童数目。事实上，FBI的记录表明，当时全国范围内只有7个孩子被陌生人绑架。⑦但是媒体对耸人听闻故事的渲染扭曲了我们对风险的评估。

⑥A. MacDonald，“Parents Fear Wrong Things，Survey Suggests”，Ann Arbor News，October 3，1990，Stanovich，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第64页。很多人聚集在便利店购买强力球彩票，以为它可能会改变命运，让人活得更好。但是正如心理学家David Myers所指出的，如果开车10英里去买票，实际上出车祸的可能性是你中奖可能性的16倍。参见D. Myers，Intuition：Its Powers and Peril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第224页。

⑦K. Dunn，“Fibbing：The Lies the Good Guys Tell”，Toronto Globe and Mail，July 10，1993；Stanovich，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第64页。

可得性与媒体的关系(www.xing528.com)

可见，建立的信念往往与媒体报道有关。这种影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可得性。例如，回想一下老布什当选总统时发生了什么事。他在就职后的第一次电视讲话中宣布：“我们国家当今面临的最严重的内患是毒品。”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网络新闻上的毒品故事增加了三倍。《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花费两个月对这一媒体攻势进行了调查，显示64%的民众认为毒品是国家最大的问题。而实际上吸毒人数只是5个月前的20%。⑧

⑧Glassner，The Culture of Fear第133页。

研究表明，公众舆论与媒体的报道有关。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十年期间包含“毒品危机”一词的故事数量以及公众舆论的变化。有时候，20个美国人中只有1人认为毒品是国家最严重的问题，而在另一些时候几乎有2/3的人认为它是我们最紧迫的问题。事实表明，公众舆论的变化可以用媒体报道中的变化来解释。⑨这是为什么呢？当媒体渲染毒品故事时，它们更容易浮现在脑海中——它们对我们来说更可得。因此，我们的信念很容易被媒体决定重点报道的政客或其他任何特殊利益团体所操纵，这具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⑨ D. Fan，“News Media Framing Sets Public Opinion That Drugs Is the Country’s Most Important Problem”，Substance Use and Misuse 31（1996）：1413；Glassner，The Culture of Fear第133页。

为了展示霹雳可卡因在城市中有多么普遍，布什手举一个标着“证据”两字的塑料袋，在电视讲话中说：“这是几天前缉毒局人员在白宫街对面的公园里没收的霹雳可卡因。”国民惊骇地得知毒品交易居然就在白宫眼皮底下进行。然而，《华盛顿邮报》后来了解到，布什让缉毒局人员找出拉斐特公园的霹雳可卡因。当他们在那里连一个贩毒者都找不到时，就从城里另一个角落招募了一名年轻的霹雳可卡因贩卖者，让他在白宫对面交易。由于对地形不熟悉，那名贩毒者甚至需要有人给他指方向才能找到那个公园。⑩在媒体的推动下，人们将霹雳可卡因及其他毒品视为严重的国家问题，其实过去十年来吸毒人数在美国已经下降了。媒体强调霹雳可卡因是“人类已知的最令人上瘾的毒品”，然而卫生局局长报告只有33%尝试霹雳可卡因的人会上瘾，还不如80%抽了一段时间烟的人会上瘾。⑪

⑩同上，第134页；C. Reinarman和H. Levine，“The Crack Attack：America’s Latest Drug Scare，1986–1992”，在Images of Issues：Typifying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95）第155页。

⑪Glassner，The Culture of Fear第134页。

这种政治和媒体耸人听闻的攻势的结果是什么？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法律规定，拥有霹雳可卡因会比拥有可卡因粉受到更严厉的监禁。由于使用霹雳可卡因的非裔美国人比例更大（白人更多地使用可卡因粉），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入狱的美国人中四分之三是非裔美国人，尽管使用可卡因的白人要多得多。⑫再考虑一下9•11后媒体对炭疽热恐慌的报道。数百万美元花在仅使一小部分人受益的炭疽热防治上。与此同时，大批人却因其他传染病而死亡。⑬因此，虽然可得性启发式可以提供相当准确的概率估计，但是它也可能导致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判断偏差。归根结底一句话：只要有可能，就要留意统计数据，而不是故事！

⑫Glassner，The Culture of Fear第136页。

⑬考虑一下世贸中心惨案之后实施的严格规定。飞机上不允许乘客使用塑料叉子（然而，盘子里还是会有叉子）。指甲钳和其他类似的个人物品会被没收。波士顿约翰汉考克大厦的观光层被关闭——权威部门说不是临时关闭，而是永久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