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思维误区导致的常见判断偏差

几年前，媒体开始报道妇女植入硅凝胶乳房假体后得了各种重大疾病。全国节目都在播出妇女谈论乳房假体如何引起了各种疾病，从类风湿性关节炎到慢性疲劳和乳腺癌。随着讲述这类故事的妇女的增多，访谈节目开始采访一些也表示假体会导致这类严重健康问题的医生。医生是如何知道的呢？他们的病人植入假体后得了重病，当取出假体后，病人的病情得到了好转。基于这类故事，美国国会举行了听证会，在1992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禁止为公众植入硅凝胶乳房假体。

媒体继续夸大风险。有人提起了诉讼，陪审团判给因为假体导致疾病的妇女高达2500万美元的补偿金。1994年，在当时最大的产品责任清算案中，联邦法院判决原告赔偿因假体泄漏致病的妇女42.5亿美元。假体制造商道康宁被迫进入破产程序。①

①Glassner的The Culture of Fear第xiv页。

那么，是硅凝胶乳房假体导致了重大疾病吗？证据似乎很有说服力，但它没有科学依据。即使非常聪明的妇女和医生也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共同的决策错误。他们依靠个人故事和个人叙述等轶事证据，来证明是假体导致了慢性疾病。这里没有考虑到的是妇女的问题有其他可信的解释。只是因为妇女最近植入了假体，然后得病了，并不代表是假体导致了该疾病。疾病可能碰巧和假体同时发生。

那么，怎么才能判断假体与疾病之间是否有关联？我们需要比较未植入和植入了乳房假体的妇女的样本，看看两组样本的重大疾病发病率是否有所不同。也就是说，需要进行科学研究，来确定植入了假体的妇女的重大疾病发病率是否明显更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就有理由相信是假体引发了问题。如果发病率没有更高，那么就不是假体引起了问题，而是妇女们误将她们的疾病归咎于假体。

第一批科学研究分析了700多名被植入了假体的妇女和1400多名未植入假体的妇女的报告。研究发现，就被指控为假体导致的结缔组织病而言，两组之间的发病率并没有明显的差异。②当然，我们不应该仅仅依赖一份研究的结果，尤其是像本例这么重要的问题。在科学上，必须重复进行一项研究后才能对它得出的结论很有信心。在随后的几年里，又进行了其他一些研究，证据表明假体不会导致乳腺癌或其他重大慢性疾病。③当然，手术（像任何手术一样）可能会引起并发症，包括感染和出血，乳房组织硬化也可能引发疼痛，但这些并发症并不是大部分百万美元诉讼所申诉的严重结缔组织病。为了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妇女和医生错误地得出假体致病的结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执行主编玛西亚•安吉尔指出，他们依据的唯一证据是轶事——人们的个人故事。④

②S. Gabriel等的“Risk of Connective-Tissue Diseases and Other Disorders after Breast Implantation”，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30，no. 24（1994）：1748。

③例如，参见J. Sanchez-Guerrero等的“Silicone Breast Implants and the Risk of Connective-Tissue Diseases and Symptoms，”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32（1995）：1666；以及C. Burns等的“The Epidemiology of Scleroderma among Women：Assessment of Risk from Exposure to Silicone and Silica”，Journal of Rheumatology 119（1996）：1940。

④M. Angell的“Evaluating the Health Risks of Breast Implants”，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35，no. 15（1996）：1154；M. Angell的Science on Trial：The Clash of Medical Evidence and the Law in the Breast Implant Case（New York：Norton，1996）第21~23页，第101~102页；以及Glassner的The Culture of Fear第164~74页。(www.xing528.com)

研究表明，我们更乐于依赖故事，而不是统计数字。比如，有一项研究让人们听一段对狱警的采访录音。有人认为采访的是人道的狱警，而另一些人却认为是极不人道的狱警。接着，半数的受试者收到信息说这名狱警代表了大多数狱警，而另一半收到信息说他并不具代表性。事实证明，关于狱警是否具有代表性的信息一般对个人意见影响不大。相反，人们更多地单纯依靠这次采访传达的信息，而忽略了该采访可能不可靠或者不具代表性。⑤即便是富有经验的医生，也会受轶事数据的影响。研究表明，专门治疗因吸烟所致疾病的医生（比如胸腔科医生）比全科医生更可能戒烟。⑥所有医生肯定都意识到了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但是那些目睹病人个人遭遇的医生受到的震动最大。虽然统计资料通常是应该考虑的最相关的证据，但是我们对个人叙述的反应更大。

⑤Stanovich，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第65页。

⑥E. Borgida和R. Nisbett的“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Abstract vs. Concrete Information on Decisions”，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7，no. 3（1977）：258。

有趣的是，新闻媒体承认我们有依赖轶事证据的倾向。大部分电视新闻杂志都报道私人故事，比如《日界线》和《20/20》。即便是旨在寻求问题真相、以严肃著称的《60分钟》节目，也不报道太多的数据和统计信息。该节目制片人唐•休伊特说，哪怕是迈克尔•华莱士、莱斯利•斯塔尔或者其他任何记者的报道，如果没有故事，他也绝不会采纳。事实上，休伊特含蓄地承认了我们渴望好故事的心愿。因此，媒体渲染私人故事，淡化科学和统计数据。尽管这可能对收视率有好处，但个人叙述会导致我们相信已被科学证明为虚假的事情。

对个人证词的依赖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它们很容易造假。几年前，著名魔术师和怀疑主义者詹姆斯•兰迪（人称“神奇的兰迪”）向我们演示了编造离奇的证词是多么容易。詹姆斯在纽约一场脱口秀节目上告诉观众，他从新泽西州开车过来时，看到一些桔黄色的V形飞行物在他头顶上飞。几分钟内，电视台总机被打爆了，无数目击证人说也看到了。有人还描述了很多兰迪没有提到的细节，有一个电话报告说飞行物制造了不止一条飞行痕迹。访谈节目的影响力很大，但是整个故事都是兰迪编造的——根本没有任何V形飞行物！他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明确地表示个人证词可能是多么不可取。几乎任何虚假断言都可以编造证词来支持。⑦

⑦J. Randi的“The Project Alpha Experiment：1. The First Two Years”，Skeptical Inquirer 7（1983）：24；Stanovich的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第69页。

那么如何避免这一切呢？当形成信念和做决定时，我们的认知结构自然倾向于轶事证据。⑧我们喜欢听故事，对故事反应更强烈。然而，这并不代表应该把信念建立在这种证据的基础上。讲故事者是可能带偏见的人。因此，50个轶事并不比1个轶事更有说服力。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严谨的科学研究，来判断乳房假体有没有导致重大疾病，或者协助性沟通是否真的有效果。在相信人类被外星人绑架之前，我们应当要求看到一些实物证据以及这一离奇事件的一些确凿证明，而不是单纯根据个人遭绑架的故事就相信它。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会像伪科学家一样掉进思考的陷阱。

⑧事实上，由于意识到我们会自然地留意故事叙述，所以我在本书中使用了一些个人故事来阐述各种观点。当然，这里的观点通常是有大量研究支持的，全书正文中都有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