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
(一)重视群众工作
在陕甘宁边区，中共是领导党，其领导身份由以下的因素决定:第一，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是完全合法的公开的政党。因此，党的政策和主张不受各种限制，而能用各种方法直接向广大民众提出，能够与其他党派的不正确主张公开进行政治的、思想的斗争，广大民众从自己实际生活经验出发，不致被一切恶意的、武断的、歪曲的宣传所蒙蔽，而能直接体验并接受共产党所提出的真理;第二，共产党能直接地、公开地与广大群众见面，不为各种非理的压迫所阻碍，所以党更能广泛地倾听民众意见，反映民众的要求。党的一切口号、主张也更能与民众的实际生活联系，使党的口号与主张更容易成为广大民众自己的主张，而为广大民众热烈执行;第三，共产党员能够公开以共产党员的面目活动并生活在广大民众之中，同民众的利益休戚相关，共产党员的行动能激励民众、推动民众，提高扩大党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共产党员在广大民众中间有公开的模范，影响着民众，所以党对每个党员都有严格的要求;第五，由于中共在民众中有完全合法的领导党地位，因此党可能而应当普遍地建立与发展党组织，使党在民众中的联系与领导更加强大。
在总结已有的群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抗战结束前夕，毛泽东提出了“工具论”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98]这一“工具论”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后，邓小平在八大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工人阶级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99]
总之，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既面临生存的压力，也肩负民族解放的崇高历史使命，因此，党的纲领往往是得民心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组织形成了对普通党员两种约束机制并存的局面:一是通过严格的纪律，形成组织约束机制，以保证政党在国民党当局压制下的安全，一般说来，由于严格的纪律，普通党员违反纪律的现象比较少;[100]另一方面，则是政党内部也可以形成普通党员个人的自我约束机制，也就是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加入党组织的普通党员一般是因为信仰而不惜冒杀头的风险。这些党员一般自觉性较高，能够自觉按照组织的要求去行事，如不这样，则意味着对自身信仰的背叛，从而形成一种来自党员自身理想信念上的约束。两种因素的并存会使党员成为组织所倡导的集体行动中的“积极行动者”(active player)。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普通党员的带动与示范作用使党在联系群众上成果显著，成为中国共产党获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
作为革命党，中共并不僵化地固守革命党党纲，而是与时俱进，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纲领，[101]争取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周恩来在谈到党与群众的关系时指出，“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领导者在必要时应该忘记他所受的侮辱;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谨慎恐惧地工作。”[102]1949年，周恩来还提出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大量开展细致入微的争取群众的工作，强调群众既是影响过来的(如通过党纲)，也是争取过来的。
作为革命党，中共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处理好党群关系这一工作的重大战略意义。刘少奇指出，“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解放后，邓小平总结革命战争年代坚持群众路线的经验时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是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103]
正因为中共善于融于群众之中，因而形成了党群关系鱼水情。淮海战役中国民党被俘将领杨伯涛在押送后方途中目睹了中共的战争动员能力。杨伯涛在事后回忆中写到:(www.xing528.com)
经过几十里的行程，举目回顾，不禁有江山依旧，面目全非，换了一个世界之感。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路上我们经过一些市集，我从前也打这些地方经过，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而这时不仅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而且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身上有钱的俘虏都争着去买来吃。押送的解放军亦不禁阻，他们对馒头、花生是久别重逢，过屠门而大嚼。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强烈的对照下，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正视铁的事实，承认共产党、解放军所在的地方，和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有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我当时就大为感慨，认为18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104]
(二)提出群众路线
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与抗日战争初期形成的群众工作若干经验在抗日战争中后期被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最终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成为影响至今的组织路线和重要工作方法。1943年6月1日，由毛泽东起草，并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议，其中对“群众路线”做了最早也是最全面的表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105]
群众路线的提出是在党的领导活动中针对农民社会的问题和缺陷提出来的。同时它也考虑到了农民积极分子潜在的革命积极性与创造性。[106]它的提出对于抗战期间中共的领导活动具有巨大意义。美国学者杰克·格雷(Jack Gray)在评价“群众路线”时指出:
具有政治觉悟的领导层与当地社区中那些目不识丁、远离政治的大众保持着直接联系，直接从他们那里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见识和他们的疑难;并在此基础上依据各地的经验及相应的理论，将大众的意见进行归纳总结。接着又将这些总结出来的意见拿回到大众中去进行实践和检验，及时发现新问题。最后取得多数人的同意，做出决议，指导实践。这种政治方法的优点是可以防止命令主义和上层分子的虚饰主义倾向，使全体民众都积极投身政策的决定和执行。这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过程，广大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克服他们的政治沉默、对变革的疑虑、对现代技术和组织效能的无知、对外界的无知、对政府的恐惧，以及他们狭隘的家庭宗族观念和短视的经济观点。[107]
“群众路线”被贯彻在1942年和1943年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中，出现了整风与生产“两不误、两促进”的局面。运动中，在各界群众中间出现一大批乡村积极分子，他们以“共产主义新人”的面貌出现，不仅在抗战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时也从事教育别人的工作。这样，“领导与被领导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就这样缩小了。在战争和生产中，共同的斗争使整个社区拧成一股绳，那些劳动英雄或杰出积极分子成为连接乡村和上层领导的纽带，在促进社区团结的同时也改造着乡村生活。”“延安时期的一大创造，是发现了将广大民众参与的抗战活动与乡村改造运动紧密结合起来的具体方法。在人民战争中，社区的集体行动深入每个村庄，以至于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这样的运动呼唤新的领导方法。这体现在群众路线的理论中。”[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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