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政党领导：民主实践与社会革命

第三节　民主实践与社会革命

关于民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一位英国的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比较意大利南、北不同省份的民主实践以后，从公民参与网络的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属于公民参与网络。在一个共同体中，此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而民主实践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横向联系，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帕特南提出了公民参与网络与公民合作之间关系的四个命题:^[78]

1.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投机者要面临这样的风险:既无法从未来的交易中获益，也不能从他目前参与的其他交易中得到他所期望的收益。用博弈理论的语言说，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博弈的重复性和各种博弈之间的联系性。

2.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性规范。在许多社会背景下，互动的同伴们，“倾向于给那些可以接受的行为制定强大的规范，并且在各种交往场所互相交流各自的期望”。这些规范“因关系网络而得到加强，而关系网络则取决于好名声的确立，其中包括信守诺言、遵守当地的行为规范。”

3.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因此，假使其他条件相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越多，他们之间的互信就越大，合作也就更容易。

4.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

帕特南在提出上述四个命题时，并不认为文化差异可以否定上述四个结论，因为他是以人的普遍理性的规律为前提推导出来的。最后一个结论则指出，如果民主实践深入人心，将会形成一种文化，会培养公民的妥协与合作意识。

民主是中共革命的大旗。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不以民主为目标，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以民主为手段，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成功。从社会革命的角度讲，民主有利于改变传统社会“差序格局”，形成“团体格局”。民主可以改变传统社会纵向的人与人依附关系，而形成横向的人与人平等关系，产生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关民主对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意义，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1939年，毛泽东就批评少数人在民主问题上的“唯素质论”，他指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虽然还没有做得彻底。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79]在陕甘宁边区，中共通过民主实践建立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

一是，把边区人民组织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参与网络，改变了农民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所形成的“一袋马铃薯”格局。

边区的民主模式容纳了各式各样的民众组织，使民主具有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特色。谢觉哉认为，“地域的下层民主，只是一方面。人民的生活、利害，各不相同:农民、工人、兵士、商人、自由职业者，青年、儿童、妇女，都有他们的特殊要求。因此必须有个别群众自由的组织，研究并满足他们的需求。”^[80]“各民众组织都有他自己的组织，讨论并解决他自己的利与害问题，两口子吵嘴，家婆虐待媳妇……属于妇女的，去找妇救会;唱歌、游戏、读书……属于青年儿童的，有青救会儿童团;工人的事有工会;农民的事有农会。那些应兴应革的事，群众团体已讨论烂熟，而各群众团体的领导者又直接参加各级政府委员会，把他们的意见随时反映到实际政治来。”^[81]

由于广泛的民主政治实施和政府的支持，边区民众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民众团体。例如各业工人百分之九十五加入工会，农民全体加入农会，妇女百分之七十以上加入救国会，青年绝大多数加入青年救国会，商人也组织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此外还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文化技术性质的组织。边区的人民至少每个人加入了一种组织，有的还加入两个以上的团体。^[82]这些民众组织起着党联系群众的作用，民众组织广泛动员边区群众参加抗战。

边区的各种民众团体，都是在民主政权下，经过共产党的直接动员和帮助而组织起来的，所以中共在民众中的威信特别高。中共公开领导边区各民众组织的原则是:(一)坚持团结各阶层民众的方针，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性别地广泛地普遍地组织全体民众，为民族社会解放的共同目标而奋斗。(二)根据各阶层民众的不同地位，不同要求，保护其利益，改善其生活，提高其斗争积极性。(三)党的领导作用不是包办代替民众团体的工作，相反地是以大众的民主主义的作风，发扬民主，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系统与工作，尽量吸收民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民众团体的一切工作，使广大民众认识到民众团体是他们自己的。因此，不仅边区的民众能广泛地、普遍地组织起来，而且民众能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体验中共主张的正确，而热烈响应与执行。党的主张成为民众自己的主张。(四)由于边区是落后的农业区，农民占大多数，因此民众组织的形式与大城市稍有不同。工、农、学、商、青年、妇女、儿童各有其单独的组织，相当保持其独立工作系统，但又集中领导于民众抗敌后援会，而以农会与工会为骨干，这样使民众的组织生活更加适合于乡村生活，以免组织多，会议多，系统复杂，工作重复的毛病。(五)在发扬民主与改善民生的条件下，更当发挥民众武装的自由，广泛地普遍组织人民抗日自卫军，抗日少年先锋队，加强其教育与训练，成为边区民运的中心任务。^[83]

二是，通过民主投票，实现了基层民众对边区政府事务的参与。

谢觉哉认为，“‘百尺高楼从地起’!不管什么事，动员也好，建设也好。真正做的是乡市与村，上级政权机关，只是计划与传达。乡村市基础不好，上面纵有好设施，沿途打折扣，到直接执行的乡村市，就没有了或走样了，又人民直接感到要兴要革的，是他切身的利害。离开这，再转几个弯子才能联系他的切身利害的事。他是不感到兴味的。也只有从他切身的事的经验，才能使他懂得他切身有关系的大者、远者。所以直接民主的单位，应该是乡村与市，而不是所谓的‘县为自治单位’”。^[84]对于这种直接民主的效果，谢觉哉评价，“这种直接民主的下层组织，我们是建立了。有的做得很好，发扬了民主的积极性，提出了而且解决了许多上级政权机关没有想到或没有办法的问题，因而其文化经济政治的进步及抗战动员，表现出出人意想的成绩。”^[85](www.xing528.com)

林语堂在三十年代对中国共产党的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将是民主政治的温床”^[86]。斯诺对陕甘宁边区的观察发现，共产党的领导是非常民主的。“在苏区，农民和工人可以比别人选出更多的代表，但新法律却规定着平等的选举权，选举是完全直接而普遍的。跟苏区一样，一切武装部队、正规军、民团和警察也为选民的构成部分，虽然他们为了职守的关系，事实上不能当选。依照规定，在各镇每三十居民中，应选出一个代表。这镇参议会然后再选出县或区参议会，它有权选出自己的区执行委员会，而由一个公推的县长领导。构成县参议会的代表系从每七百居民中选出。它有权从每五千居民中选出代表一人，出席中央或边区参议会。这边区参议会又选出边区执行委员会，形成边区政府。”“照我旅行中所能看到的，选举的进行，绝无强迫性，虽然在选举之前，先有共产党或亲共团体所进行的几个月的宣传。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正式报告说:‘一般说来，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民参加选举，甚至小脚的老媪也觉得他们必须参加，’从很辽远的地方蹒跚着去投票。有人怀疑投票权利并每有真正普及于‘残余的地主’，报告对于这种怀疑加以事实上的纠正。”“报告附有选举统计的表格，以证明地主的投票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因此是完全符合他们实际的人数的。”^[87]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是:村长、行政村主任，由选民大会直接选举，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村民自治。而乡市参议员的选举单位为居民小组，每一组居民选一议员，这一议员固定代表这一居民小组的利益。“三三制”和民主选举在乡镇建设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延安中区五乡选举了一个征粮委员会，其办法是每十二三户公选一个代表，结果全乡共选出27个代表，组成征粮委员会，其中共产党员只有9人，其余18人均为非党人士，包括地主、富农和士绅。该乡原定出340石公粮的计划，不仅提前完成，而且超额11石。针对五乡的经验，毛泽东专门作了批示:共产党员只有与非党人员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88]

抗战期间曾经到过延安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其《北行漫记》一书中记载了他对边区民主政府的观察，其中记载了一位农民的谈话:^[89]

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老百姓吃不饱。今天，尽管我们的田地就在战争前线，我们吃的要比过去多得多。不止这些，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没有自由;今天，我们为自己选出来的、我们自己的政府而自豪，我们有权商讨自己的问题。

三是，民主实践强化了基层群众对边区政府的信任与支持，也获得了更多群众对革命的支持。

“施行民主，就得开会，除定期的参议会会议、各团体代表会议外，还须有很多会。会是民主制的具体实施。但是，会开得不好，不仅不能促进民主，反而使人民厌烦。”如果“使开会成为群众的一种负担，足以妨碍群众对民主的兴趣。”^[90]民主建立了民众对于政府的信心，从而形成了对中共的信心。斯诺对边区的观察发现:

边区人民为什么特别踊跃输将的另一理由:似乎由于一种公众的信任心，相信他们的金钱一定可以忠实地用于目的。当然，他们可以不必担忧这会受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或做买卖外汇的投机，或购买婢妾。那里更与别的各处不同，没有军火买卖舞弊的百万富翁，也没有剥削难民和伤兵劳动力的豪绅。这些有组织的农民知道，他们付给地方政府多少钱，他们的代表可以向参议会核对账目。自然，舞弊也并非没有;不过谁要榨取忠实人民血汗的金钱，是并不光荣的。一旦揭穿之后，他们将因人民的要求，象叛国者一样丧失他们的脑袋。^[91]

在全中国，战斗力和劳动力的动员，任何地方没有象第一边区这样的有效，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它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主要，自然是通过自治参议会和他们群众组织的独一无二的制度，把全部人口都团结于作战的努力。无疑地，直接侵入的威胁刺激了敌忾心，因为日军已渡过了黄河。他们常常突袭陕北，这区域中每一县城曾遭轰炸，因此，自由的农民们，现在都非常明白，如果要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不致丧失新得的权利，就有牺牲的必要。

到延安访问以前一直与共产党意见相左并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梁漱溟，抗日时期访问延安以后留下深刻印象:“中国自古由来就有群众，自古以来亦有领导，但从来没有像中共与群众结合得这样好的。”^[92]

四是，民主实践的目标是团结，通过民主实践建立农民(或无产阶级)与中间阶层的联合。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中间阶级的概念。他说:“农村略为分为三个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陕甘宁边区也出现了中间阶级，有一部分是来自国统区的民族资本家或学生，有一部分是新移民的到来，产生了农村中的新富农。^[93]对于这些新中间阶级，中共党内当时有一种“使小资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倾向。毛泽东到了延安后，纠正了这种过“左”的工作方法，他肯定了沈鸿、陈振夏和吴满有等人。沈鸿是上海的小资本家，陈振夏是从国统区来的技术专家，吴满有^[94]则是从移民中脱颖而出的新富农，毛泽东肯定了他们对于工农业发展的贡献。所以在延安的民主模式中采用了“三三制”，即:“党员三分之一，进步分子三分之一，中间分子三分之一。”当斯诺在与毛泽东的交谈过程中询问由于战争的发生，中国政府的阶级基础是否有变化时，毛泽东回答:“是的，有一些变化。沿海一带和长江沿岸城市里最有钱的人已经成了汉奸和准汉奸。这些人的代表是汪精卫。已不能再依靠这个阶级的人拥护政府了。今天的抗日政府的基础应该主要依靠中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支持抗战的是这两大阶级。”^[95]

中间阶级是延安时期社会力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谢觉哉在分析为什么要坚持“三三制”时，指出中间阶级在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中间阶级。任何一个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中间阶级的利益，不尊重中间阶级的参政权利，要把中国的事情弄好是不可能的。”^[96]

在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中共也是高度重视联合中间阶级的。1941年至1943年是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中共在各地、各级设立办事处，动员群众、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密切党、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1944年1月按照“三三制”精神成立了浙东临时行政委员会、1945年1月又召开了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浙东行政委员会和临时参议会。从办事处到正式抗日政权的建立，在人员组成上，都实行“三三制”。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中，党外人士达到三分之二以上，中共不仅不包揽一切，而且有许多基层领导人都由有名望的民主人士担任，有些村甚至产生了由民主普选的村委。^[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