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边缘群体主体化:社会资本与政党领导

二、支持:促进边缘性群体主体化

在中国革命时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边缘性群体存在，如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流民、商贩、城市中的小知识分子、会党成员、乡村破产的贫农，家庭妇女等等。支持这些群体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主体角色，并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形成新社会关系网络，是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扩大横向交流、建立不同社会群体联盟的证据。

(一)发挥盐农的社会联结点作用

在古代中国，盐务历来受地方政府控制，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正是因为控制，产盐区与售盐区在价格上形成巨大差异，赚取这个差价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所以，贩卖私盐是一个高风险、高利润的行业。盐商或盐农是古代流民的一种，他们出没于产盐区、并把私盐销售到全国各地。尽管贩卖私盐违法，但仍有流民趋之若鹜。清末，淮北地区走私盐非常严重，“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19世纪中期，宿州每年销芦盐20893引，而相临的亳州每年只销淮盐5033引，颍州6县只销淮盐24216引(注:芦盐味鲜，淮盐味苦)。淮盐滞销，官府盐务全废，正是“私贩肆行”造成的。所以，清政府要求各地必须视“盐法以缉私为第一要务”，到处设卡，以至淮北盐巡充斥。^[48]

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走私食盐仍然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尽管国民政府采取各种手段以图控制，但效果不佳。由于需要食盐，中共把与盐农建立联系的工作放在了重要位置。美国学者拉尔夫·撒克斯顿在分析1931—1945年的冀鲁豫边区的民众起义和共产党政权时指出，盐农在共产党联系群众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因为共产党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破坏他们的利益:

在1931—1936年，盐农支持共产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深深不满他们的家庭制盐业受到国民党税警的危害，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盐农的生计在税警破坏土盐生产以前已有了改善。二次大战期间，他们也对往日国民党税警夺走他们的收入仍然耿耿于怀。他们也知道，国民党并不做出“让步”，允许他们恢复土盐生产和买卖的权利。事实上，正如许多老盐农所揭示的那样，他们通过集体反抗斗争使国民党县官们承认他们制盐的权利。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冀鲁豫的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一方面，共产党重申了他们维护农民制盐和卖盐的权利，八路军则设立制度确定了这一权利。另一方面，共产党利用战争紧急状态用较好的武器武装起来的盐农来反抗日本侵略者。制盐农终于开始明白，如果大战结束税警重新回来压制他们生产土盐，他们能够用这些同样的武器来对付国民党政权，维护他们的市场。^[49]

中共和盐农建立的良好关系对于根据地建设、中共获得更多群众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重用。盐农在许多领域扮演了中共的“宣传队、战斗队、游击队”的角色。据拉尔夫·撒克斯顿的研究发现:

首先，盐农扮演了战斗队的角色。他们帮助八路军招募新兵，卖盐给八路军，从而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对盐的封锁，他们向八路军供应硝石，这是制造黑色火药的五分之四的化学原料成分。盐农把他们的村庄变为战时武器材料工厂，在日本傀儡政权的眼皮下为八路军生产炸弹、手榴弹和原始机械枪炮。

其次，盐农扮演了游击队的角色。他们经常穿行于边区一带的村庄和集市，对辨别不同地方乡民的不同需求很有经验。这个处于半流动状态的农民政治阶层帮助共产党联系边区乡镇广大的劳动群众并赢得他们的信任，他们是共产党的稳定的政治基础之一。作为受人尊敬的地方集市的守卫者，他们能够帮助中共发展多阶级的民族抗战联盟。作为穷人中的富者，他们与富农、地主和下层绅士的关系都很好，他们利用这种关系帮助共产党，将这些乡下的精英团结到抗日爱国统一战线中去。

最后，盐农扮演了宣传队的角色。“盐农是民众反抗中外的不公正的统治者的经久不衰的媒体”^[50]，他们拜关帝，并传播这样的思想:人们为了集体的利益有权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因此，他们对共产党提出保卫国家的号召做出了最积极的响应，特别是当共产党用传统的艺术形式如关公戏、地方剧和古装戏来宣传其爱国纲领时，盐农能够与这些艺术形式产生共鸣。“利用关公的传统推动农民集体行动来反抗日本，使得共产党能够将他的抗日救国运动与传统民众文化中的政治动力接源，因而使越来越多的村民吸引到抗日事业中去。”^[51]

(二)组织农民剧团，发挥宣传队、战斗队作用

在中国各地，都有具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戏剧，这是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农民在农忙时种地，农闲时看戏已形成多年来平静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农民剧团是乡村文化组织的主要形式。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成功地组织了各种农民剧团，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农民的各种政治诉求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地方戏表现出来，达到宣传的效果，通过艺术提高广大农民求解放的思想觉悟。

据《中共华中工委史略》一书记载，1947年11月，仅在工委领导下的二分区兴华县的农民剧团就有47个，文娱小组33个，计有演员810人，分布在全县33个乡77个村。许多剧团都是由中共引导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这些剧团表演的节目也具有针对性。比如，动员参军时演出《张大妈戴红花》、《模范父亲》、《保田保家乡》、《送子参军》;对敌宣传时演出《回头是岸》、《鱼滨河边》、《淮阴之战》;拥军爱民宣传时演出《一把锁》、《雨水情》;土改和新方针运动时演出《照减不误》、《土地还老家》、《活人塘》、《翻身学文化》等。为了适应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层次，各农村剧团还经常配合党的工作，编一些当地流行的“杨柳青”、“高邮西北乡”、“桃花篮”、“小放牛”和故儿词。农村剧团在解放区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日益深入，谁也无法否认，他们是农民，又是演员;是宣传员，又是新奇兵;是演员，又是剧作家;是剧团，又是战斗队;是文艺队，又是新学校。他们在配合土改复查、动员参军参战和战前动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实践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活跃在宣传文艺战线上的一支劲旅。^[52]

(三)土地革命提升了农民在乡村政治生活中的地位(www.xing528.com)

在中共革命时期的乡村，土地占有情况非常不平衡。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东南地区，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30—40%，而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民仅占有土地的20%左右。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普遍在10倍以上，相当多的农民在拥有的土地上无法维持生存。而东南地区地权结构复杂，大宗族是公田大量存在的原因，一半左右的农民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和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承受着40—50%的租佃负担。^[53]由于战争、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压榨以及大革命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地主与农民关系普遍被激化。正是看到了这个矛盾，中共把减租减息、分给农民土地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到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多分得之土地。”^[54]40年代，中共的干部在描述农民对土地的迫切心情时说:“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式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过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膀，一面笑眯眯的催促。”中共执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也意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的中心动力。”^[55]

正因为苏维埃政权给农民提供了平等的权利和尊严，农民开始处于乡村政治生活主体的角色。而这一变化给农民带来了精神面貌的根本改变。上世纪30年代一名《申报》记者观察发现，“曾经赤化之人民，似具特性三点:一为不怕死，前几次国军进剿时，彼等皆远飚数十里外，鲜有敢冒险归来者。今则稍逃村外，微知国军能宽容，即联偕归。亦敢有越重围寻仇，以取甫归之难民首级者。浯塘村民，因割电线，曾被杀数十人以示儆，彼犹不怕，竟乘某连撤退之不备，以农具缴其枪，致遭血洗之祸……三为创造性，譬之义勇队队长，及其他团体主要职务，农民竟敢与农民争夺，争得之后，对阙职亦多能出自心裁，处之裕如。”^[56]天津《益世报》也认为:“四五年来农民知识渐有进步。例如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他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此外，农民所知新名词亦不少。”^[57]也有不少人观察到了农民在土地革命前后的心理变化，如有人对湖北黄安的观察发现:“昔日黄安甚为闭塞，故农民对于有势有钱者，极为崇拜，供奉为天人。匪祸后大不然，对有势有钱者常露悻悻不平之色。”^[58]

由中共发起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与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初步尝到获得土地改革成果的快乐，也就“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59]中共各级领导机关也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60]农民也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一千人都值得。”^[61]农民对土地和财产的这种渴求和欲望一旦得到满足，对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支持力量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四)引导、吸收、改造会党的力量

如何与会党打交道，是中共革命所遇到的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在中共革命以前，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并不能有效地领导会党力量为革命服务，先利用后排斥最终导致了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决裂。但是，中共无论在在初创时期或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都与会党建立了稳固的联系，通过引导、吸收、改造等多种方式把旧式会党改造成为革命力量。与会党所建立的新型关系网络已被历史证明是中共成功投资和利用社会资本的有力证据。

第一，制定正确的政策，从政策高度上阐释无产阶级政党对会党的策略。

1921年8月，中共刚刚成立，就针对城市工人群体中存在严重的以地域同乡以及宗法家长制为特征的帮口、行会、帮会组织的现象，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宣言明确提出铲除帮口，按产业组织工会。《宣言》称:“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能把一个产业的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62]为了实施该策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认为，只有“只有钻进去，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利用它、争取它”。^[63]1926年，中共在各地开展农民运动时，普遍遇到了农民中存在帮会和秘密结社的问题，为了争取这些会党组织，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指出:“我们必须引导这个力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64]各地党组织也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如河南的党组织提出:“眼前须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待农民协会的发展普遍充实以后，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江苏的党组织针对帮、会、理门等组织提出:“(甲)竭力与他们的首领发生关系，利用这种关系，去和他们的群众接近而进行工作，以翼夺取他们的群众，帮助农会的发展;(乙)暂不反对他们团体中的迷信教条，但需设法改变其信条的内容，使之成为革命的助力。”^[65]对于地主豪绅所组织的民团组织，中共的方针是:“一，宣传，扩充农会会员，训练农民自卫军及扩大其组织。如此则充当团丁之农民，以自己有农会及武装之保障，必脱离土豪及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二，反抗地主阶级抽捐办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地主阶级如不能抽捐，他的民团就办不成，他自己的钱决不肯拿来招土匪游民保护自己，因土豪之祸，不独使农民受害，即地主自身也难保。”^[66]

1936年7月16日，针对抗日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对哥老会的性质、作用以及党对哥老会的策略等问题作了说明。《指示》提出:一，推动和吸收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二，在哥老会中发扬哥老会的革命传统，逐渐消除哥老会中保存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与成分，使之适合于社会的与革命的发展趋势;三、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并招待与起用在国民党区域内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针对西北地区哥老会势力比较大，《指示》要求，“西北地区是哥老会组织比较普遍的地区。因此，在创造西北大联合中，党必须特别严重地提出争取哥老会的问题，党必须教育自己的同志，清楚地了解我们对于哥老会的这一策略，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之。”^[67]

第二，利用旧式帮会的仪式、规范以及“义气”等规则，融于帮会之中，并影响帮会。

中共要与各种会党力量打交道，首先得“融于其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非常善于利用会党中存在的各种礼仪、规范以及“义气”等社会资本形式，通过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进而影响和改变会党。^[68]例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刚成立不久就派李启汉赴上海开展组织工会的活动。由于青红帮的势力遍布上海各工厂企业，李的工作受到了青帮的监视。他每到一个工厂，很快引起了那里的青帮注意，无法与工人取得联系。后来，他在工人补习学校认识了一个纺织女工，她一个一个地推荐帮会成员，李拜了她的师父，加入了青帮。李启汉加入青帮以后，就通过青帮系统的关系，到工人中去交朋友，搞串联。他由小沙纺织工厂辗转发展到杨树浦的各纺织厂，以至浦东的烟草工厂，都发生了联系，于是党在上海的工运工作，才在群众中扎下了根。^[69]张维桢同志在回忆“五卅”运动前后他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时，特别提到了与工人打交道必须利用“讲义气”的规则。他举例说，当时“上海流氓势力大，新闸路新闸桥附近，有一澡堂老板是大流氓，他非要李立三给他当徒弟，最后党同意李立三拜他为老头子，好进行活动”。另外，他还谈到，当时上海有不少“小流氓”，混进工会与党的积极分子捣乱，“我们几乎没法工作，后来组织上批准我和王克全等十人和马良惠(流氓)磕头拜了兄弟，这样工作才好做了，流氓不再捣乱。”^[70]

在城市动员工人的工作是如此，中共在农村的工作中也面临相似的挑战。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党在江西兴国县开辟革命根据地时遇到了两大障碍，一是当地的血缘宗族关系很深，各乡村由族长控制，经常挑起械斗，扰乱社会秩序;二是当地的三点会组织势力很大，会首是段起凤，有自己的武装。起初，党组织专门派了一些有较强工作能力的共产党员到各个宗族和三点会中去，利用这种血缘和宗族背景开展工作。由于实行了这种“红心白皮”的政策，即共产党员进入三点会内部，对这个组织的下层和上层进行耐心的争取工作，三点会的内部终于发生了大变化，许多会党成员开始向党组织靠拢，并提出“三点无共不成洪”的主张，接受中共的领导。接着，就把他们的全部头领(包括段起凤)都争取了过来。把这些人争取过来以后，党逐步对他们进行了改造工作，并清理了内部一些最坏的分子，处决了管开炳、丘老七等人。^[71]又如，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挺进江南以后，由于在溧水江宁一带工作做得比较扎实，那里的“大刀会”组织基本上靠近新四军。但是，在和县、江浦、全椒三县交界的江全地区，由于日军的挑拨，大刀会与新四军公然作对。针对这种情况，经过调查，得知大刀会总坛主王世喜的叔父被日寇所杀，与日寇有矛盾，新四军连夜派人到王家做工作，经谈判达成协议，要王世喜遵守:1)共同抗日;2)实行减租减息;3)切断与不抗日的军队的关系;4)灭匪保民;5)不走漏新四军消息，并向新四军报告敌情。王世喜同意这几个条件，并叫会众捉来一只鸡，当场杀鸡盟誓，立下文凭，各执一张，从此江全一带的大刀会就被争取到中共抗日的旗帜下。^[72]

第三，对加入共产党的新党员，进行思想改造，使其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信仰，摆脱旧式作风的共产党人。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发展党组织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有些地方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采用了会道门入会的形式，“就是摆上香案，把香点燃，由入党人持香宣誓:‘如果我叛党，照香行事’，一刀把香斩成两段”，这种入党的办法在缃赣边区龙门地方就搞过;还有的地方盛行新党员入党宣誓时，必须喝鸡血酒宣誓;此外，有些地方发展党员通过亲串亲、邻串邻的办法，亲族观念和地方观念很浓，家长制作风带到了党内来。^[73]针对这种现象，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对党员进行了审查登记，对不合格党员，清除出党，对新党员进行党的组织纪律、信仰和作风教育。赣东北的党组织以“二十二条”为中心内容，以“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为题，进行思想和组织纪律教育。“二十二条”的内容是:“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牺牲个人，勇敢参加战斗，对党忠诚，要随时随地去宣传群众，要随时随地去组织群众，努力做好党的一切工作，严守秘密，按时到会，交纳党费，勤学革命理论，打破家庭观念，打破地方观念，打破亲族观念，打破雇佣观念，打破领袖观念，打破迷信观念，不得贪污，要明了政治，接受批评，永不叛党。”^[74]制定“二十二条”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各种地缘和血缘观念，因为会党组织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型组织，从社会资本角度看，仍属于一种具有“排他性”的封闭式组织;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团体格局”，因此只有破除“差序格局”观念，才会有党员追求实现“团体格局”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