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革命前夕的社会资本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革命前夕的中国社会资本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由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差序格局”受到了社会结构变迁的挑战,以契约、民主为纽带的“团体格局”的社会组织形式如商会已初露端倪,以平等、自由、合作为特征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
有关商会的现代组织特征前面已有所分析,这里不再赘述。而关于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有充分的论述,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目标的“团体社会格局”特征。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因此私有制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最简明扼要的概括。”[40]共产主义制度甚至对传统家庭将产生影响,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号叫的回答。”[41]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热情讴歌,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看,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差序格局”是没有生存空间的,新社会结构只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人与人具有平等关系,没有剥削与压迫,人人具有发展空间的联合体。因此,如果说中共领导的政治革命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社会革命则是要消灭“差序格局”,建立共产主义模式的“团体社会”格局。
第二,传统社会的公共权威如皇权与绅权正在处于衰落之中,而各种新兴权威正在产生。这些权威有些依然是宗法的、封闭的,如会党。有些则具有现代组织法理权威的特征,如商会、同业工会等。尽管各种类别的民间组织开始出现,但并没有一种制度保证各种民间组织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比如商会与农会之间,各种知识分子的沙龙或俱乐部与乡村农民之间也缺少交流。这说明,革命前夕,公民性组织开始出现,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制度性权威,并不能形成一种横向的全社会交往网络。(www.xing528.com)
第三,传统社会对宗法的信仰以及迷信信仰正在受到现代初步的人权、民主、自由观念的挑战,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正是以这些口号为号召;同时,一些新的信仰也正在产生,如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等。
第四,在血缘与地缘共同体中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之外,出现了以“陌生人”的契约关系为纽带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如部分现代都市(如上海、武汉、广州等)中出现的各种商业性组织,商业竞争以及商业合作大都以契约为纽带,形成了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信任与合作关系。
第五,从纵向的社会资本结构看,国家正在努力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社会组织科层化、制度化。与横向的社会交往网络不同,科层化强化的是人与人的庇护、控制关系,缺乏横向交往网络的平等关系。国民政府加强对城市、乡村社会的控制可以看作其希望实现民间组织官僚化进程的一部分。如30年代在乡村推行保甲制度、建立合作社,在城市商人中组建同业工会等。但社会组织科层化的努力并没有强化公民对官僚权威的认同,反而疏离了国家权威,由此培育了革命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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