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成功地重建了社会信仰并推及为全社会的信仰，成为一种新型社会资本。这种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不断地被中国化，成为中共的信仰和引导阶级革命的力量源泉。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较量”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
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都有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与憧憬的内容。如儒家的大同理想、“小康社会”目标，各种农民起义口号等所反映出来的未来理想社会蓝图。大传统与小传统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中体现了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拥有和谐、合作的社会气氛。但理想归理想，现实毕竟是无情的。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在反思中国技术不如人、制度不如人的根源的前提下，全面反思文化与精神根源，于是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种种理论传入中国，由于它与中国知识精英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相一致，一下子就抓住了一部分进步青年的兴奋点，并逐渐占据了他们的信仰空间。“五四”运动后，兴起了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各种刊物、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竞相流传，这其中除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社会民主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使一些进步青年陷入了迷惑之中，不知所从。
瞿秋白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相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雍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33]毛泽东当时也有同感，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表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34]正是由于这种含混不清，才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各种各样的理解。《新青年》在其《宣言》的文章中指出:“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些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35]《觉悟》杂志在其《宣言》中指出:“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他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36](www.xing528.com)
国内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具有一种田园诗般的憧憬和浪漫色彩。例如，“五四”期间，有一位进步青年名叫王光祈，四川温江人，1918年任成都《群报》和《川报》记者，后同李大钊、周太玄、曾琦等发起筹备了“少年中国学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王光祈认为“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的名称，就叫他为中国式……主义”[37]，对于如何实现这个“主义”，王光祈认为:“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这个菜园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够我们十余人种植罢了。菜园中间建筑十余间房子，用中国式的建筑法，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身砌上一个球场。园子周围挖下一条小溪，溪边遍植柳树，柳树旁边就是竹篱，竹篱里头就是我们的菜园……菜园中附设一个平民学校，附近农家子弟均可以到学校读书，不纳学费……每逢星期，还要聚集他们开一个演说大会;散会后……还要开演幻灯，或购置录音机一架，使他们生活快乐呀!”王光祈认为可以通过这种菜园子般的乡土乐园可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他说，“我们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的，天真烂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的青年与纯洁的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38]带有这种思想的不仅有王光祈，毛泽东在1918年也曾想邀数朋友在岳麓山设工读互助会，未达成一致(《学生之工作》，载《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 1919年春，又产生了“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恽代英在1919年11月1日在其日记中也记载有:“我与香港(即林育南)都很赞成将来组成新村……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农业为根本，兼种果木，兼营畜牲。这样做，必然安详而愉快。”(《恽代英日记》，第652页。)[39]
不仅如此，进步青年还把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想变成了现实，例如，1919年12月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体成立的“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夏，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中出现的“平民学社”(或称“平民周刊社”)，等等。这些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现实的做法在短短几个月内几乎都遭遇了失败。失败是一副清醒剂，促使“五四”进步青年很快从空想社会主义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始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并迅速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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