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革命中的社会资本含义

一、社会革命的社会资本含义

社会资本的框架对于分析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具有积极意义，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资本可以用来分析中共活跃在社会底层时的社会网络构建。作为革命党，中共需要来自各个阶层力量的理解、支持，而宣传中共的革命理念最终赢得不同阶层的支持，需要中共的基层组织融于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去，必要时可以利用这些阶层的话语、礼仪、规范，甚至利用利益因素。比如，中共最初成立时，离农民阶级很远，农民也不太明白中共的政治追求，但中共很快与农民走到一起。其中，“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对农民具有很大吸引力，也是他们支持革命的原动力。所以，有国外学者评论:“共产主义运动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内在吸引力，而是由于共产党政府与以前的政权相比更好地反映了农民的理想，并且能更灵活、更持久地组织农民。”^[46]中共与工人阶级一开始也不是天然的“兄弟”关系，中国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受各种帮会、帮派、会党控制，如果中共不能融于其中，肯定不能建立所谓的“天然联系”，遑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中共与其他社会阶层如流民、商贩、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等的联系，也是由中共的基层组织依靠先进的理念做工作争取过来的。正因为此，中共联合了社会最广大阶层，形成了以中共为领导的新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

中共在建立以己为领导核心的网络过程中，自觉与不自觉地完成了初步的社会革命的目标。如颁布《妇女法》，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这打破了传统社会的以妇女为坐标所辐射出的社会关系网络(如“三从四德”的伦理格局)，使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最终走向战场，成为支持、参与中共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士绅、地主治理的权威格局，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新的权威格局，农民怕失去土地，所以哪怕硬着头皮，也要跟地主干了!^[47]中共与流民阶层尤其是与穿梭于国统区、沦陷区、抗日根据地区域的盐农建立的紧密联系实际上使盐农扮演了宣传队、战斗队的角色，盐农与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联系，利用他们达到了宣传中共纲领的目的;又如，中共利用农民爱看“地方戏”的传统，编演各种宣传的剧目，一方面扩展了农民在乡村生活中的社交空间，同时也到达了宣传党的主张的目的。

比如，有西方学者观察，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推动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瓦解。认为:“很久以来，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家庭亲合观念和孝道就开始受到侵蚀，共产党的‘解放运动’更推动了这一发展。”在社会革命过程中，“旧的家庭制度受到具有象征意义的致命打击，人们要求子女反对父母，这极其明显地破坏了以孝为百德之首的古代传统。旧式大家庭被当作封建残余受到了批判，自由恋爱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新政权力图让个人放弃忠于家族的首要义务。”^[48]

第二，社会资本可以用来分析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实践。关于社会资本和民主实践的关系的分析，最典型的可以见诸帕特南教授对意大利上世纪70年代的改革以来南、北部民主制度绩效差异的分析，帕特南教授认为:“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它却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49]这表明，民主实践是一个投资社会资本的过程，而民主实践的成功与否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资本的存量与质量。

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实践是一次大胆的探索，是一个投资社会资本的过程。边区实行“三三制”、民主选举冲击边区社会的社会授权结构，使乡村社会的“长老治理”改变为“民选村长”、“民选乡长”的治理。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扩展了公众的参与网络，扩大了边区老百姓对政府的监督。以民主监督为例，著名记者伊·爱泼斯坦1944年7月应邀观察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联席会议，他发现，在会议上共产党人并不占多数，参会人员都能做到畅所欲言，一位62岁的农民代表对政府提出了意见，他说:

政府发布了一些关于种树的命令，这很好，但没有说明怎样去做。担负这项工作的官员只会做花架子，没有实际经验，老百姓不相信他们。结果树种了不少，但大都死了。有些人因为无知或者马虎，甚至于把毛驴拴在小树上，让他们把树叶都吃掉。

如果政府真要种树，那就必须做到下面四件事情:(一)对人们详细解释为什么必须种树;(二)把这件事情交给村里有丰富经验的老人来管，而不让学生娃来管;(三)印发一些册子，说明有效的种树方法;(四)由懂行的人每半年进行一次检查。

爱泼斯坦最后总结到，“这里产生了一种别处见不到的全新的中国人——正直、不怕当权者、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和新思想、不顾讲客气和‘面子’的老规矩、为了对自己和公众有利的事不能容忍一切阻碍。”^[50]美国记者斯诺对边区人民的观察也发现，那里的人们可以不必担忧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这些有组织的农民知道，他们付给地方政府多少钱，他们的代表可以向参议会核对账目。自然，舞弊也并非没有;不过谁要是榨取忠实人民血汗的金钱，是并不光荣的。一旦揭穿之后，他们将因人民的要求，像叛国者一样丧失他们的脑袋。^[51]

第三，社会资本可以用来分析农民组织化的历史进程。传统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尽管在中国农村中也出现了偶尔的互助，但基本上是分散生产，各自形成自己的生活圈子。而中共的革命理想是使民间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消灭阶级和私有制基础、人与人平等的“自由人联合体”。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中共的理想社会是一个“集体格局”，与传统社会的以个人为支点的“差序格局”不同。正是基于现实和理想的原因，中共在适当的时机内将农民组织起来，结束了几千年来农民分散生产的“一袋马铃薯”的格局。

比如，在江西苏维埃政府时期，有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这种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而建立起来的劳动互助组织。这种组织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大家自愿结合，互相帮助做工;结算时，工数对除，少做的按工算钱给多做的。此外，劳动互助社还优待红军家属，帮助孤老。帮红军家属做工是尽义务，帮孤老做工只吃饭不要工钱。因为这种劳动互助组织对于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采取的办法又很合理，所以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对于这种组织模式，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文献对此都有记载。(www.xing528.com)

在陕甘宁边区，有“变工”制度。当时边区面临严酷的生活、气候环境，农民如果不合作生产将导致生产成本高，粮食减产。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中共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合作生产，形成了所谓小规模的“变工组”模式。毛泽东在1943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的大会上提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又强调“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52]于是，“变工组”的初级合作社形式(一种10到15个人及其牲畜组成的农业合作形式)开始流行起来，“变工组”进行合理化耕种，节省下来的劳动力用于开垦荒地。‘变工’制度不只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引进了合作化劳动，还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引进了新形式的合作化财产。集体开荒的土地不属于个人而属于整个组织，年收入则在大会上根据每个人投工多少的记录进行分配。

变工制度不只从战争破坏中保护了农民，并且还帮助修复已经破坏的生产。例如前线还有一些不同的‘变工’制度，不是个人之间的而是三四个邻村之间的。一次日军的讨伐毁掉了一个村子里的劳动力和另外一个村子里的大牲畜，甚至到了不能再进行生产的地步。结果两个或几个地方的劳力和牲口合伙干，既种又收的农活便又开展起来。”“后来‘变工’制又有了发展，这种制度不只解放了人们从事临时的民工工作，假如他们牺牲了或参加了正规部队，村子里也易于以继续他们在‘变工’组的身份来照顾他们的家庭，分给他们应得的那份农产品——在整个劳动人口中对劳动进行平均分配。这对人民自觉自愿地去参加战斗有非常大的作用。^[53]

边区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模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54]，这种“变工组”模式在解放战争的“土地改革”后期发展成了一种更大的合作社模式。韩丁在1947年对山西张庄的观察中发现，尽管人们对大合作社不满意，但是人们还是希望继续搞互助，当时驻村的工作队接受了人们关于大合作社中干部命令式管理、部分社员偷懒等现象的批评，对原来的大合作社进行重新组织。新组织要求人们牢记毛泽东为农民合作规定的三条基本原则:一是自愿;二是以工换工，等价交换;三是实行民主。工作队还用毛泽东指出的三个常见的缺点来提醒人们不要:一、什么都互组;二、组织过于庞大;三、组织太复杂。^[55]

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思路直接体现在党的农村工作方针里边，初级合作社走迅速向高级合作社，再发展到人民公社，农民的组织化、集体化发展到了极致。由于片面强调“社”，而忽略了“合作”的本质，人民公社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不合作”现象。

第四，社会资本可以用来分析中共的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共的反官僚主义运动具有多种含义，既有中共领袖对实现社会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情怀，也有对现实生活中社会高度组织化所带来普遍的官僚主义泛滥的担忧;既有对现代社会组织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地被“官僚制”(韦伯语)化的副产品——官僚主义所困扰的危险的警惕，也有对传统社会所流传的形形色色的官僚陋习的反抗;既有对党组织生活中人际关系非平等化的不满，完成对党组织的改造，也有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平等人际关系的追求，从而完成对社会结构的改造。从以上特征看，反官僚主义运动其实是中共社会革命思维的延续，其目标主要针对社会组织化(包括政党)进程中的不平等社会关系进行改造。

在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垂直型(纵向)的社会关系依然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当然，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信任、互组、交往网络等是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比如帕特南所说的邻里组织、合唱队、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公民型网络)。这种纵向与横向关系的区别被认为是“垂直”结构的社会资本与“水平”结构的社会资本的区别。^[56]前者体现为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封闭的)，后者体现为对称的横向关系(开放的)。对社会资本的这种分类来源于帕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帕特南在对意大利的研究中发现:

任何社会、现代的或传统的，专制的或民主的，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则以“垂直”为主，将不平等的行为者联系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当然，在真实的世界里，几乎所有的网络都含有这二者……不管怎么说，横向和垂直联系的基本区别，“网状”(web-like)和“柱状”(maypole-like)网络的根本不同，是相当清楚的。^[57]

而官僚制结构所反馈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柱状”或垂直性的社会资本。官僚主义是这种社会资本的副产品，它反映的是一种“庇护—附庸”关系，“庇护—附庸的垂直关系的特性是依附性，而不是共同性，在这种关系中，在庇护者和附庸者这两方面，都更有可能出现投机行为，对于前者这是剥削，对于后者则是逃避义务。”^[58]中共的反官僚主义运动，其理想目标固然是建立一个人与人平等的社会，但其现实目标则是拉近党群关系，这既有革命政党的理想主义情节，也包含着中共对解决执政的诸多问题的现实需要。

在中共的“反官僚主义”论述中还包含着与韦伯式官僚制不相干甚至是对立的“官僚陋习”的含义。与官僚主义主要体现与一种“垂直性”的人际关系相比较，官僚陋习所反映出的人际关系复杂得多，既体现在“横向”的人际关系中，也体现在纵向的“人际”关系中，是一种官场“潜规则”的真实反映。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它不是官僚制的副产品，与官僚制也没有关系。

因此，中共的反官僚主义运动，既包括要打破官僚制，建立平等社会结构的追求，也有破除“封建主义”的官僚陋习，建立一个廉洁、有序社会的意图。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讲，它仍然没有超越“人际关系”的这个大范畴，反官僚陋习是为了建立一个清明、廉洁、信任的人际关系网络，而反官僚主义则是为了建立一个平等、民主、公平、自由的人际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