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何在领导活动中利用社会资本

第三节　中共在领导活动中如何利用社会资本

中国社会资本起源于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我国自秦汉以至清末的经济社会始终没有走出生产家庭化的阶段，无怪国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对于政治不发生浓厚的兴趣，好似一盘散沙一样的无组织了……在这个社会里，风俗习惯代替了法律，绅士代替了法官，除纳税上粮外，人民与政府很少发生直接联系。”^[32]因而，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切道德规范都以家庭为中心，其道德格局被费孝通称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33]与家庭相比较，家族是更大的单位，一切集体活动、交际应酬、宗法规范、公田与社仓、互助合作都存在于家族范围内，因而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在国家权力无力干预的年代，家族中的“长老”或士绅就成为事实上的治理权威。从社会资本角度看，其负外部性特征非常明显，比如诚信、合作、网络化组织往往发生在有血缘(家族)、地缘关系的人群之间，排斥非血缘、地缘关系的人群，出现了社会诚信与合作依家庭、家族、地方政府、国家等治理范围扩大而递减的趋势，大到国家范围时，社会诚信与合作已经很低了。

费孝通把这种依血缘和地缘关系而构成的社会资本结构称为“差序格局”。以血缘为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个体系罢了……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不但血缘关系是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34]所谓的差序格局，就是以“己”为中心，和别人联系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就像石子投入水中，像水中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种社会结构表面上看起来很稳定，但却难以形成一个整体，这是传统中国形成“一袋马铃薯”或“一盘散沙”的原因。

中国革命正好发生在这样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属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善于使用社会资本的政党，其中最最有力的手段是通过与关键性社会群体联盟来克服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社会资本负外部性，打破以差序格局为特征，以“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为内容的人伦关系，宣扬平等观念，使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克服革命行动中的“便车行为”。例如，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提出要把农民组织成“农会”、合作社，引导他们反对乡村劣绅统治以及“国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力”。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通过解放家庭妇女的举措赢得了妇女对革命的支持。1931年12月，苏维埃共和国的颁布的《婚姻法》，使妇女活动从锅台扩大到了田间和战场。即使红军从中央苏区撤离以后，那里的妇女仍然在游击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妇女活动分子并不那么害怕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他们收集情报，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和其他必需品，护理伤员，并且参加战斗。”^[35]抗战时期，中共利用活跃于解放区或国统区的社会网络，利用民间信仰来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美国学者拉尔夫·撒克斯顿对1931—1945年的冀鲁豫边区共产党政权的研究发现，共产党保护盐农的利益，使盐农成为联系群众的中介力量。由于盐农经常穿行于边区一带的村庄和集市，他们对融入不同乡村社会网络很有经验。作为穷人中的富者，他们与富农、地主和下层绅士的关系都很好，他们利用这种关系帮助共产党，将这些乡下的精英团结到抗日爱国统一战线中去，盐农是民众反抗中外不公正的统治者的经久不衰的媒体，他们拜关帝，并传播为集体利益联合起来进行反抗的思想。^[36]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在其对河北饶阳的纪实研究中也提到:“小堤暴动失败后，当地共产党员秘密进行组织活动。一个名叫侯宇天的武术爱好者在1931—1932年组织了一支‘盐军’，有10个人，专门从饶阳南部走私盐，连连得手，不交任何税。共产党设法组织和保护走私者，探寻要求减轻可恨的税收负担的群众呼声。”^[37]在乡村，共产党还经常利用乡村传统艺术形式如关公戏、地方剧和古装戏来宣传爱国纲领。而“利用关公的传统推动农民集体行动来反抗日本，使得共产党能够将他的抗日救国运动与传统民众文化中的政治动力接源，因而使越来越多的村民吸引到抗日事业中去”。^[38]在城市工人群体中，中共成功地利用各种会党、帮会网络，从思想上、组织上改造流氓无产阶级，使他们变成一支有理想、有革命追求、受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队伍。由于能有效影响群众，中共成为部分国统区和解放区事实上的领导党。

不仅如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组织结构也非常适应在社会底层活动。革命党天然具有组织扁平化的特征，层级少、决策效率高，由于基层组织的地方化，中共的语言能很快被群众所接受，形成以中共为连接点的革命网络。中共在基层的活动，增强了普通群众之间的联系、交流，扩大了社会资本的储量。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成为执政党，与此同时，也是全社会的领导党。为了克服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子化生产”，中共选择了把乡村和城市社会组织起来，避免“一盘散沙”局面。组织的方式依然沿用了政党领导的方式，将政党融于一切基层社会之中，成为各种组织的引导力量。党不但对结构型社会资本进行改造(打破以家庭为单位的“差序结构”)，也对认知型社会资本进行重构，如宣扬“社会主义新人”、“集体主义道德”、“爱国主义”、“合作与互助”等集体主义价值观和政治角色意识等。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有限的情况下，新社会资本的形成使人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有学者对解放初期农民的精神面貌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村里几乎每天都开会，通过各种会议，工作队向村民宣讲政治形势和国家政策。村里办起了夜校，帮助农民扫盲。青年人被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队，歌颂翻身。那无疑是一个荡气回肠的激情年代。长期以来，外于政治，无组织，生活于社会底层，一向为生存奔波的农民发现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那种激动和由此焕发出来的热情是惊人的，许多老人都说，刚解放那会儿，事情特别多，一天到晚东奔西忙，但就是不感到累，浑身都充满了劲，像着魔似的。从此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也开始成为村里所关心的问题。”^[39]

结构型社会资本依赖于认知型社会资本，一旦认知型社会资本遭到破坏，结构型社会资本也难以为继，同时，结构型社会资本本身的改变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其变迁过程是在政党组织等外力推动下实现的。无产阶级政党倡导社会化大生产，促使人们的合作，但仍难以克服人在集体生产过程中的“便车行为”，个人生产的动力在新的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支持下会短暂爆发，但一旦社会价值观破灭或社会化生产的监管失灵，“便车行为”会成为社会生产中的普遍现象。为了克服因结构型社会资本的改变而导致的认知型社会资本的衰落，中共及其附属组织采取各种方式来维护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稳定。例如，在1950年代，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走向高级合作社的过程中，许多青年团员有抵触情绪，针对这种现象，团的各级组织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增强青年团员对高级合作社的认同。据团中央的报告选登载:

广饶县油郭村1952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已经由62户扩大到260户，社内有团员30名，按生产队分成六个小组。由于新社员加入以及缺乏对社员的集体主义教育，因而社内不断发生不维护集体利益和不爱护公共财产的现象，团支部针对这种现象，采取了以下教育办法，以巩固党委领导的建立高级合作社的工作。(www.xing528.com)

这些办法主要有:一是针对在青年社员中所发生的问题，组织专题讨论;二是通过树立典型对比，教育青年社员;三是给年轻社员算收入账，讲道理;四是表扬先进典型人物，给大家指样子。

编者在报告选中指出:“我们对广大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应当只讲一般的大道理，更要避免说空话，而应当根据青年人的切身体验，向他们进行具体的、生动的教育。通过表扬先进人物去教育青年，是鼓舞青年人上进的最重要的方法。”^[40]

“文革”破坏了政党的组织结构，部分地放弃了党的领导，而“阶级斗争”又使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合作荡然无存，社会资本衰败成为必然。^[41]季羡林在其在回忆“文革”对人与人的关系影响时，指出: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都知道，在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一些部队，部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来，两派都在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系”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究。^[42]

改革开放以来，党改变了领导方式，在农村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家庭的社会功能，倡导村民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建立村民委员会;在城市对企业放松了管制，承认市场的合法地位，从单位中“释放”个人，倡导成立社区型公民组织，如居民委员会。这些举措将促使以集体、单位为主的“集体格局”或“整体性主义”社会(totalism society)向以家庭、公民组织为主的“团体格局”或“网络式”社会(web society)转变。不仅如此，党开始宣传“诚信”、“守法”、“勤劳致富”、“致富不忘国家”等新型价值观。党的领导方式的调整也使社会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新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使生产再一次得到了迅猛发展。但由于认知型社会资本并没有在新的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基础上自发产生，相反，在家庭从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以后，以家庭为载体的“维系着私性的道德”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与控制^[43]，出现了贪污腐败、恶性欺诈、假冒伪劣、公德沉沦、贫富悬殊、正义丧失等社会阴暗面，并互相影响，使社会资本不足乃至枯竭，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为总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从这“六条要求”看，每一条都与社会资本有很强的针对性。首先是“民主法治、充满活力”。大量的实证研究充分显示在社会资本丰富的地区更容易使民主运转起来。因为，民主需要信任、合作与妥协，缺少这样的社会资本，民主难以巩固;^[44]其次是“公平正义”、“诚信友爱”。这本身就是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最后是“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丰富的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和结果。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增加社会资本存量，改善社会资本质量，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