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政党领导：二者关系揭示

二、政党领导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政党领导并不一定依赖国家权力，却经常性地依赖社会力量并对他们施展影响，这个特征决定了社会资本因素的作用。首先，政党领导需要倡导公民的合作与团结，在缺乏结社的原子化社会中，公民之间缺乏交往与合作，政党融于其中尚成问题，遑论施加影响力。此外，政党领导的各种事业也需要公民团体的参与，如果公民皆处冷漠状态，缺乏互动，则政党领导更无从谈起;其次，诚信与合作是一个社会公民道德的标志，这也是“善治”社会的目标和结果。对政党来讲，这既是其发挥影响力所实现的目标，更是其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最后，政党领导在利用社会资本的同时也要善于抵制社会资本的负外部性，如家族、黑社会、帮派、邪教、地下组织等社会资本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排斥性、对公共利益的危害性、与公共伦理或公共道德的对抗性等特征。以下是几则关于国外政党领导活动中重视利用社会资本的案例:

案例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重视与各种社团组织打交道^[29]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并善于与社区网络、民间组织打交道，用政党的组织资源影响社区文化及社会价值。在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精英看来，社群组织是执政党与民间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平时，行动党通过设立在各选区的党的支部，支持、鼓励和配合各种社群组织的文化和社会服务工作，例如支部主席即国会议员通过参加社群的文化活动，切实地为社群发展排忧解难，并把政府的社会援助计划与社群服务工作结合起来，以此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提高该选区对他的民意支持;而对于执政党的普通党员而言，在民间社群的服务年限和业绩是评估其能否成为干部党员的重要标准。通过这种非政治性的社会活动和工作扩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提高党的声望，培养民众对党的情感和认同。在选举期间，各选区支部依靠平时的联系把多数社群组织都纳入到人民行动党的竞选轨道中来，这些社群在此期间的最大职责便是动员和劝导其会员和支持者把票投给人民行动党。此外，人民行动党还对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行为进行指导，其手段是除了通过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外，具体的组织活动是通过各类社群组织进行的。在具体的工作中，一方面，行动党推动各类社群组织把国家意识具体化为社群意识，从而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灌输到民众中去;另一方面，行动党的领导层也非常重视将民众的意愿通过社群组织这一渠道反映上来，并尽可能地将其贯彻到政府的决策之中。

在联系基层群众的过程中，党员志愿者以及党员的献身精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工作高度投入，非常热情。例如，有学者对人民行动党乌鲁班丹民众俱乐部和巴耶利支部进行调查，以了解是什么因素使党员志愿者有这么高的热情参与到为党、为公众服务的工作中去，这些党员的答案多种多样，有的认为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这个社会给予你很多，长大以后要回报社会;有的是对政治感兴趣，愿意参与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有的是因为在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有的认为，是党的工作充满了活力，给人许多锻炼和展示才华的机会，以及提升和发展的机会。

案例二: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政党的生存方式^[30]

意大利政党善于适用各种差异巨大的环境，不论公民性的强弱。^[31]结果是公民性弱的地区的国民对政党政治的参与和政治的兴趣不亚于公民性强的地区的国民。人们加入政党的普遍程度在公民性最弱的地区与最强的地区相同。公民性弱的地区的选民与公民性强的地区的选民都同样感到与政党联系紧密。他们像公民性强的地区的公民一样经常讨论政治，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与政治领导人的个人联系实际上要多得多。公民性弱的地区是同样的党派化或“政治化”。

但是，在公民性弱的地区，政党规模与政治参与具有非常不同的涵义。首先，在梅佐桥诺地区，据说法西斯时代党证上的“PNF”不是代表“民族法西斯党”(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而是表示“为了家庭的需要”(Per Necessita Familiare)。在公民性弱的地区，得到权势人物的惠顾仍然是很重要的。这里“关系”对于生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最有用的关系就是依附于与统治的垂直关系而不是合作与团结的水平关系。如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所说，在贫穷的、没有公民性的梅佐桥诺，“意大利南方的政治能力是高度发达的……(人们)既是高度政治化的又是抗拒水平的二级社团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政治性的’”。甚至在公民性弱的地区，尽管那里的二级社团非常贫乏，政党也是高度发达的组织，因为这个环境下一切政党都变成了庇护—附庸政治的工具。(www.xing528.com)

案例三:美国政党领袖倡导社会运动，重建公平、公正、诚信等价值观

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美国社会暴露出来了腐败盛行、社会公正丧失、公德沦丧、社会诚信消失等诸多社会乱象，使早期清教徒倡导的合作、诚信、节俭等传统价值观遭受打击，社会资本严重衰竭，而执政党却对此却无所作为。20世纪初，美国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8)和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13—1920)发起了“进步运动”，目标直指政府腐败、市场垄断、欺诈盛行等社会乱象，力图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了“伟大社会”构想，崇尚社会公正、保障民权并向贫困宣战。“伟大社会”的目标是消除美国在“镀金时代”所形成的剥削、苦难、不公、失业、贫困、肮脏不堪的城市贫民窟和社会动荡等阴暗面，巩固社会正义等核心价值观。由政党所倡导的社会运动以及一系列改革计划对美国社会影响巨大，巩固并塑造了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直接造就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以上三则案例反映出政党利用社会资本的方式与途径的差异:

案例一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重视社会网络和群众组织的作用，把政党的支部融于各种社会网络之中，并成为网络的连接点，通过执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发挥核心作用。由于全社会充满了丰富的“互惠性社会规范”，党员不但自觉地融于回报社会、服务社会的自愿性行动中，而且也主动履行各种社会义务，积极帮助他人，并从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寻找乐趣。与新加坡的情况相类似，许多国家政党经常依赖不同类别的社会网络，以获得人们对政党纲领、政策及候选人的支持。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党提出“党要回归民众”，要求自己的党务干部不要总坐在办公室里，而要经常到社区里，到人群集中的场所体察民情，同时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西欧社会民主党还十分注意利用自己的外围组织来联系民众。考虑到非政府组织、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十分活跃，有些政党还设立了与这些团体对话的专门机构，要求自己的党员至少参加一个NGO，并组织联系会议、俱乐部或政党论坛，鼓励NGO参与党的活动。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利用NGO了解民意，另一方面从NGO和社会运动中吸取先进有益的思想和主张，为己所用。英国工党在不同的社区中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如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大学生组织、黑人组织或各种俱乐部。这些组织吸收特定的社会成员，关注他们的意见要求，扩大党在他们中间的影响，争取他们对党的支持。在竞选期间，工党为了推销自己的候选人，特别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进行交流，这种见面会类似“家庭聚会”，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流行。候选人要拜访老人之家、俱乐部、紧密群体、社区中心和工作场所，请选民到某个朋友和邻里的家里聚会，和他们交流。

案例二是政党利用了社会资本负外部性的典型。在这则案例中，政党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对其成员进行保护的排他性组织，社会公正、公共利益将因此而受到损害。执政党不但不能克服公民性弱的地区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客观公正的认知方式，如鼓励社会诚信等，反而通过“庇护—附庸”政治网络扭曲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原则性认知，鼓励“关系”政治和“暗箱”政治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政党的存在不但没有提升社会资本的质量，反而使社会资本遭到侵蚀。

案例三则是执政党投资社会资本，重塑社会规范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典型。当社会公德沦丧，人们价值规范被误导时，执政党通过发起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宣扬社会核心价值，恢复被扭曲的以公平、诚信、自由、公正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

由此可见，政党对社会资本的利用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政党与民众的之间的关系，这种联系往往是通过政党与民众组织以及民众个体的关系来实现的;另一个则是鼓励民众之间的交流，形成庞大的横向网络联系，提升社会自我治理的能力。社会自我治理的能力越强，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执政成本越低。因此，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就是要善于引导社会横向联系的建立，通过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实现社会自主治理。所以，政党如果能有效影响社会，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繁荣，那么即是投资社会资本的过程;相反，政党的无效治理可能使社会风气恶化、公正丧失、公德沦丧，那其实是在侵蚀社会资本，破坏有效治理(或善治)的社会基础，潜伏着失去执政权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