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社会规范与组织协作

第一节　何谓社会资本

人们对资本的认识是从实物资本(或称自然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开始的。早期，人们发现生产离不开某些物质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生产资料等)，通过对这些生产要素的投资，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本。但在有限的物质资本条件下，对劳动力追加投资也可以增加收益，因为，熟练工与非熟练工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同一产品创造的价值不同。由此，资本拥有者开始关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毋庸置疑，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和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的地区容易创造更多财富，提高生产力水平。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为信息和交易成本也会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如，在一个充满信任、形成各种自发交易网络、自觉接受某种规则约束的地区，交易成本低，商品交换更易发生，经济繁荣更容易实现。于是，无数事实表明，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外，还有一种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一词最早出现于1916年，早期的阐释者是一些社区改革者如汉尼凡(Hani fan)、城市规划专家雅克布(Jane Jacobs)、经济学家洛瑞(Glenn Loury)等。^[1]而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表述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2]。布尔迪厄把社会资本看成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网络联系以及成员资格(身份)，这一网络联系和成员资格有助于个人目标的达成，并像货币资本、人力资本一样可以获取回报。“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占有密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与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3]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开始受到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法学家等的追捧，经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帕特南、林南、波特斯、福山等学者进一步拓展，社会资本开始具有明确的内涵，成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的方式改变。物质资本是有形的，可见的物质是其存在的形式;人力资本肉眼看不见，它存在于个人掌握的技能与知识之中;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容易区别，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界线也比较明确。以下图为例:

上图代表了三人(A、B、C)间的关系，表明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区别。其中，人力资本存在于三点之中，而连接三点间的线段则表示社会资本。一般情况下，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具有相互补充的关系，比如，如果B是儿童，A是B的父母，A有义务促进B的智力发展，因此，A点代表A掌握的人力资本，A与B之间的线段则代表社会资本。^[4]

科尔曼教授对于社会资本的形式作了分类:一是义务与期望。如果A为B做了某些事情，并且相信B日后会报答自己，A对B便有了一种期望，B对A承担了一种义务。这就相当于A持有了一张要求B予以偿还的“赊账单”。如果A持有许多“赊账单”，就意味着许多人与A有联系，A在必要时可以索回“赊账单”，除非B辜负了A的信任，抵赖“赊账单”上注明的义务。这样A就拥有了丰富的社会资本。信任在义务与期望当中极为重要，如果缺乏信任，义务与期望就难以实现，社会资本将会衰竭;二是规范与有效的惩罚。有效规范是一种作用很大的社会资本。“在城市里，有效规范可以制约犯罪，从而保证妇女夜间可以放心地在街上行走，公寓中的孤身老人的人身安全也有了保障。社区规范通过奖励优秀学校，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在集体内部，命令式规范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类规范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依集体利益行事。”三是权威关系。如果行动者A把某些行动的控制权转让给行动者B，B可获得以上述控制权为形式的社会资本。如果一批行动者把同样的控制权转让给B，B可以获得涉及特定行动的相当数量的社会资本。上述控制权如果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总量，因为在缺乏权威的情况下，社会无序将导致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人们通过契约的形式让渡权利产生一个公共权力机构——政府的原因;四是多功能民间组织。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有助于组织成员实现他们的目标，因为基于某一目的而建立的组织，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因而形成了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5]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南(R.D.Putnam，又译作普特南)则把社会资本看作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而在现代复杂社会中，社会信任能够从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的规范(Norms of Reciprocity)和公民参与网络。有效的普遍互惠的规范，可能会与密集的社会交换网络相联。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确信他们的信任会得到回报，而不会被人利用，交换就更有可能随之而来。从另一个方面说，在一定时间里不断重复的交换，往往鼓励着普遍互惠规范的发展;对于公民参与网络，包括了多种形式，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等，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在一个共同体中，此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了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因为，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流通;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版，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6]“由于各种原因，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7]“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8]

美国社会学家、杜克大学华裔学者林南把社会资本放在资本理论的解释体系中，他指出，如果资本是“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资源投资”的话，那么社会资本就是“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进而把社会资本解释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purposive action)中获取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9]

美籍日裔学者弗郎西斯·福山把社会资本看作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的个体之间互相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这种规范从两个朋友的互惠性规范一直延伸到那些基督教或儒教之类的复杂而精巧的教条，牵涉的范围十分广泛。它们必须能够用现实人际关系中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互惠性规范潜在地存在于我跟所有人的交往之中，但它只是当我跟我的朋友交往时才成为现实。就这种定义来说，信任、网络、公民社会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虽同社会资本相关联，但全都属于附带现象，即他们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不是社会资本的本身。”^[10]所以，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它不仅体现在家庭这种最小、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其他群体也同样体现这种资本。社会资本与通过文化机制诸如宗教、传统或风俗等创造和转化的其他形式的人类财富不同。”^[11]如果按照福山的眼光来看，各种社会礼仪、道德、伦理规范等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资本。(www.xing528.com)

根据福山的观点，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信任度是不同的，例如中国、法国和意大利南部地区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属于低信任度社会;而德国、日本和美国则超越了血亲关系，属于高信任度社会。这表明，社会资本具有外部性，包括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是指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协调机制:a，能降低交易成本;b，社会资本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正式功能是“公民学校”，创造公民结社的艺术;负的外部性则表现为，社会资本对非血亲和非组织成员的排斥。^[12]关于社会资本的负外部性，普林斯顿大学波特斯教授补充了另外三种情况:1)封闭条件下的团体可能阻碍成员的创新。在高度团结的共同体中，团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产生严重的搭便车问题，在共同规范的支持下，不勤奋的成员会向更成功的成员提出更多的要求;2)密集的网络把居民联系在一起，在社会控制水平很高的社会里，个人隐私和自主性也因此减少，个人自由受到限制;3)社会控制和严格的社会规范保持了团体成员的稳定，但消除了异己分子，使他们被迫离开。^[13]

在众多的社会资本研究文献中，有关中国的社会资本分析也开始出现，并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趋势。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一些国内学者在有关公民意识的问卷调查中已涉及到社会资本的内容。^[14]90年代以来，一些国外学者专门就中国公民之间的信任度和参与社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1995年，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专门研究社会资本的《信任》一书中，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高度信任和低度信任国家，中国豁然列在低度信任国家之中。但福山的研究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并通过实证研究的数据予以反驳。这些研究显示，中国在90年代已经是一个高度信任的国家，比如，因格哈特(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研究计划”于1990年的调查中发现，在41个国家中，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高达60%，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第四位^[15];1993年，两位日本学者针对这个问题再次对中国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度虽然比因格哈特的数据低，但仍然高于所有非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16];1996年，因格哈特再次进行了新一轮“世界价值观调查”，样本国家47个(包括中国)，调查数据仍然显示，有超过50%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相信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17]。王绍光于1998年主持的调查也发现，有30%的中国城市居民相信社会上大多数值得信任。^[18]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Pippa Norris2002年采用“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两项指标对全世界47个国家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测评，其中挪威排第一位，其社会资本得分为8.28(总分10分)，中国得分为4.77，占第9位，仍然高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19]

以上是代表不同学科的学者对社会资本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总的看来，在社会学家眼里，社会资本作为社会黏合剂，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期望与义务关系。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是具有使用价值的资源，但具有不可转让性。社会资本像其他资本一样，需要不断更新。个人、社会和政府通过适当“投资”可以提高社会资本的拥有量;依经济学家的分析，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都可以促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社会资本(包括信任、合作与承诺)与特有的技能、财富结合起来的时候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成本。社会资本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推动市场交易制度，推动组织创新，推动企业合作;在政治学家看来，社会资本包括三方面内容:与公民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政治文化)，社会网络组织，如将家庭、朋友、社区、工作等生活联系起来的网络组织(公共领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由于社会资本包含集体行为与组织行为的要素，强调信任、规范与网络的重要性，其对社会稳定与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有关社会资本的解释很容易使人们把它与公民社会混为一谈，其实，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既有联系，也有本质区别。在联系方面，充裕的社会资本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前提，“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往往会产生紧密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反过来也普遍被看作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公民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平衡国家权力，同时保护个体免受国家权力的侵扰。”^[20]公民社会中存在的公民参与、公民组织本身就是社会资本的组成形式之一;从区别上看，社会资本产生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交往、组织与网络化中，以社会合作与诚信为基础。而公民社会产生于近代欧洲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过程中，以社会制衡国家权力为目标，以若干活动有序的公民组织为标志。公民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是与国家权力的政治形态相对应。而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资源，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相对应。

何谓社会资本?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归纳这些定义，大致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种。微观定义是指个体或家庭网络这类民间组织以及有关规范或价值(罗伯特·帕特南)，这种以集团形式出现的社会资本会给社会带来外部性(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既包括横向的不同社会集团或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包括纵向的各种科层结构内部不同层级组织或成员间的关系(詹姆斯·科尔曼);宏观的社会资本包括了塑造社会结构，促使规范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除了微观与中观的内容外，也包括最正式的制度关系和制度结构，如政权、法律规则、法院体系、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力等(道格拉斯·诺斯、曼瑟尔·奥尔森等)。^[21]

就社会资本的特征而言，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授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在对比物质资本后，提出了四个方面:(1)社会资本不是因为使用而遭磨损，而是因为弃之不用而遭磨损;(2)社会资本不易观察和测度;(3)很难通过外部干预来构造社会资本;(4)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强有力地影响社会资本的水平和类型，社会资本被个人用来从事长期发展研究。^[22]一般认为，社会资本对发展的影响是通过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来完成的。结构型社会资本通过规则、程序以及先例建立某种社会网络和确定的角色，促进信息分享、达成集体行动，制定政策制度;认知型社会资本则是通过共享的规范、价值观、信任、态度和信仰等，影响个体行为选择，达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力量，形成对政治体系的支持。两种类别的社会资本互相影响、互相支持、相互融合，共同构成社会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以上学者的分析看，社会资本存在一切国家和社会形态之中。它是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之外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总和。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个体、社会、群体、组织以及社区目标的实现，亦即正确使用社会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为了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展示社会资本的全貌，本书使用了宏观含义，指横向的存在于社会个体或群体之间的信任、合作、网络以及价值规范(包括信仰)，纵向的组织内部成员间关系，和纵向的组织和组织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下级与上级的信任、合作、互惠、权威等，以及维持这种横向或纵向关系的各种社会规范，如道德、伦理、信仰等。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对社会资本的分析主要采用了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规范方面，主要强调归纳和演绎，在实证方面，本书大量采用了历史文献和描述方法来观察中国社会资本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