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大全集：解读日本的独立问题

第十章　论日本的独立

我在第八、九两章已经论述了日本和西方各国的文明渊源，总的看来，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方。既然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那么，先进的文明肯定要压制落后的文明，落后的文明也必然被先进的文明所压制。在以前闭关锁国的时代，日本人还不知道西方国家的存在，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有西方国家，而且也了解了他们的文明情况。通过与西方文明相比，我们知道彼此之间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也知道日本的文明远远落后于西方，还知道了落后一定会被先进压制的道理。此时，我国人民首先考虑到的就是日本独立的问题。本来，文明的范围十分广泛，只要是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领域，都属于文明的范畴。在世界各国当中争取本国的独立，只不过是整个文明论中的一个枝节而已，然而，正如第二章所论述的那样，文明的发展是有阶段的，人们必须随着它的进展采取相应的措施。现在我国人民正在忧虑国家的独立问题，不仅说明在当前日本的文明正处于使人忧虑国家独立问题的水平上，而且也证明了全国人民都在关心这一问题，无暇顾及其他。因此，在文明论的末章，我根据人民总体的趋向提出了日本独立这一问题，这也是大众所关心的问题。至于彻底探讨文明的含义和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后来的学者应该完成的事情。

在封建时代，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君臣主仆的关系支配的，幕府及各藩的士族不但效忠于自己的主人，而且还追念到历代祖先一心一意地报效主人，以“食其禄者死其事”的精神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主人，没有自主的权利。臣子称主人为国之父母，主人视臣子为骨肉，上下之间通过“恩义”两字圆满而牢固地联结起来，其关系之美好不是用语言所能形容的。由于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尊崇忠义的风气，因而即使不是真正的忠臣义士，也要顺应这种风气，保持高尚的品行。例如，士族在教训子弟时必然提到身份和门第等词语，或者说“身为武士不能有卑劣行为”，或者说“不要玷污祖宗的门第”，或者说“不要对不起主人”，等等。这些身份、门第、主人等就是士族们一直遵循的道义所在，也是维持他们一生品格的法则，这就是西方所说的道德纲常（Moral Tie）。

这种风气不仅存在于士族与君主之间，而且普遍浸透到每个日本人的身上。商人、农民以及诸多“秽多”、“贱民”之间，凡是有人际交往的地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风气。譬如，在商人或农民之间有嫡系和旁系之分，在“秽多”和“贱民”之间有头目与党羽之别，其规矩之严，犹如君臣一般。这种风气或被称为“君臣之义”，或被称为“祖宗门第”，或被称为“上下名分”，或被称为“本支之别”，等等。总之，不论何种称谓，自古以来，影响日本人际关系而达到今天的文明都是因为这种风俗习惯的力量。

近年来，日本和外国开始了外交关系，与外国文明相比，日本文明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落后，就连人民的精神面貌也非常低迷。在西方各国，人民智力充沛，独立自主精神强烈，人人生而平等，就连处理事物也是有条不紊的，大到一国的经济，小至个人的生活，无不井井有条。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日本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总之，直到今天，国人才知道西方文明的先进和日本文明的落后。

因此，日本的有识之士纷纷在探讨日本文明落后的原因。首先，人们认为日本的社会风气不正，于是，为了扫除旧习，政府进行了改革。从废藩置县开始，废除了一切陈旧迂腐的东西。诸侯降为华族，武士降成平民，广开言路，选贤任能。在这个时期，有的过去俸禄五千石的大臣变成了兵卒，有的步卒却当上了县令；有些历代经营钱庄的巨商破了产，身无分文的赌徒却成了政府的供货商；寺院改成神宫，僧侣成为神官等等。这是一个功名唾手可得的时代，功名利禄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才干，自开国以来深入日本人心的恩义、门第、名分和地位等观念慢慢消失，人们注重的只是才干，这种情况用“人心活泼”和“蒸蒸日上”来形容完全不为过。

那么，这种文明蒸蒸日上的情况是否完全实现了有识之士的目的呢？他们是否都认为这是真正的蒸蒸日上而别无他求了呢？绝对不是这样的，有识之士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当前的文明水平。从现在的文明情况来看，它对日本人民思想的影响就好像刚刚卸下了祖先遗留的重担，但尚未肩负起新的使命一样，是处在一个休整的阶段。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例如，废藩之后，诸侯和藩士之间的君臣之义已不复存在，如果暗地里有人勉强履行君臣之义，一定会被人们指责为不识时务，他们也必然无言以对；现在，步卒担任队长，指挥从前的上司，而上司也不敢违抗命令，从表面看来，似乎是上下移位，法律森严，其实不然，上司出钱就可以免除兵役，因此，步卒既可以继续得意洋洋地担任队长，而从前的上司也可以逍遥自在；虽然从前的赌徒成了政府的供货商，并且趾高气扬，但是破产的商人也只能责怪时势的不公而无可奈何，自然就会乐天知命；神官自以为得势，眉飞色舞，而僧侣可以娶妻，也是喜上眉梢。总之，这是一个高低贵贱皆大欢喜的时代，除了贫穷而外，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人感到苦恼了。竭力拼杀自然是傻瓜，誓死报仇也是毫无益处，奔赴战场则危险重重，剖腹自杀则会疼痛难忍。无论求学还是做官，人们都是为了金钱，只要有了钱，任何工作都可以放弃，人的品行似乎也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真正地成为了一个“金钱万能”的社会。与从前窘困的时代相比，这种情况怎能说不舒适呢？因此可以说，现在的人民已经卸下了从前的重担，正在休养生息。

然而，这里所说的“休养生息”指的是没有任何工作可做。如果工作做完或没有工作可做，休息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不但不是无事可做，而且事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繁重艰巨。有识之士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深知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因此竭力引导人们发愤图强，奋起直追。学者们创办学校，教育人民；翻译家译述西方书籍，发行于世；政府也在极力地提倡文学、技术，然而，从人民的行动上看仍然没有显著的成效。学术界的人们虽然在积极地从事业务，但他们在思想上似乎仍然缺乏一种高尚的觉悟，那就是为了事业不惜抛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他们对于一些事物总是漠不关心，悠闲度日。

有些人在注意到这个问题后，认为现代人行为轻薄，根本原因在于“忘古”，于是企图复古，重新提倡君臣之义、门第名分。为此，他们针对这方面的学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古时的神代中寻求证据，提出了“国体论”，妄图以此来挽救人心，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皇学派”。“皇学派”的学说有一定的道理，在君主国家，提倡尊奉君主，将行政权交给君主，是政治上的关键问题，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尊王之说”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皇学派”并没有进一步从政治的得失上去寻求尊奉君主的根据，而是将其归根于人民思古的情绪，更加错误的是，他们甚至不反对使君主徒有虚名，不能不说是一种崇尚虚幻的弊病。本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并非举手之间能够改变的，因此，要依靠人民的情感实现尊奉君主的愿望，必须首先改变人民的思想，使他们弃旧从新。然而，数百年间，我国人民不知道有君主，所谓的君主也仅仅在传说中出现过。因此，虽然在维新运动之后政治体制恢复了几百年前的古制，但是王室和人民之间的感情仍不密切，君民的关系仅仅是政治上的关系。从感情的亲疏来看，由于自镰仓时代以来，人们受封建制度的统治，因而与封建旧主的关系要比与王室更加亲密。虽然在政治上可以建立“天下只有一个君主”的学说，但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根据目前的社会形势，人民似乎渐渐忘记了旧日的关系，不再怀念封建旧主了，然而要想使人民重新萌发爱戴王室的感情，全心全意地拥戴王室，在现代人民的思想情况和文明情况下，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人会说，王制革新是基于人民“思古的情绪”，是因为人民已经厌恶了霸道的幕府，非常怀念王室，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如果人民真的有思旧情绪的话，怀念的也应该是数百年来深入人心的幕府霸权，而且现在所有的士族及其他标榜祖先门第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及的都是镰仓时代以后的情况。因此，霸权的历史非常悠久，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泛。王政是在霸权以前，可说是最旧的，如果说人民的思想是忘旧而慕新的，王政和霸权相比，当然要忘掉最旧的王政。或许有人会说，人心趋向王室不在于历史的远近，而是“君臣大义”使然，如此说来，“君臣大义”应该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了。既然是真理，人类一刻也不可能离开它，然而自镰仓时代以来，人民已经将王室忘记了近七百年了，在这七百年中，社会上究竟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按照前面的说法，人民在这七百年间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社会处于一个野蛮黑暗时代了。其实，人事的盛衰不应该从一年或几年的过程来判断，但如果人心仍存，怎能会忍受长达七百年之久的错误方向呢？而且事实也表明，这七百年间并不完全是乱世，现代文明的渊源基本可以说是在这个时代成长并流传下来的。

由此可见，王制革新的原因并不是人民厌恶霸道的幕府而怀念王室，也不是因为慕旧弃新，更不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想起了已经忘却千百年的君臣之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人民改变幕府政治的要求，并且因此促成了王制革新。在王制革新大业既成、天下政权重归王室的时候，作为一个日本国民，尊奉王室是基本的义务，然而，王室和人民之间仅仅存在政治上的关系，至于感情，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来的，如果强行建立的话，不但不可能达成目的，反而会适得其反，导致社会上产生更多的伪君子，人情将更加淡薄。因此，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皇学家们的国体论是无法维系人心的，也不能使人民的品格更加高尚。

还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既忧虑目前人心的淡薄，也知道国体论的无用，因而便想从人的灵魂上做文章，推行基督教以正人心，确定其在社会上的地位，以此统一人民的思想，为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这种观念也不是出于一时冲动，学者们的本意认为，对今天的人民来说，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不同，不但在政治上没有统一的学说，而且在宗教上也没有统一的信仰，信神还是信佛，人们无所适从，甚至还有的人主张取消宗教信仰，诸如此类。但人民最为重要的灵魂尚且没有归宿，怎能顾及他人他事呢？这样的社会既不明天道，又不知人伦，既无父子又无夫妇，就如现实的人间地狱，因此，忧世之士应该承担起拯救社会的责任。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学者还认为一旦宗教能够维系人心，群众的思想就会稳定，如果进一步将其推广到政治上，国家独立的基础就完备了。所以说，这并不是轻率的想法。如果基督教真的能够教化现代的人民，纠正人心，使之进入道德之门，那么即使不能达到天道的极点，也能使人们明确父子、夫妇的人伦关系，激发其孝顺贞节的品行，认识到纳妾荒淫的弊端，明白教育子弟的义务等等。对于社会文明来说，这是极大的功德，因而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些学者是要把基督教推广到政治上来，有可能危及国家独立的基础，因此我不能苟同。

基督教的旨义在于“来世的永生”，幸福安乐求之于永生，疾苦祸患从永生来考虑，对未来惩罚的恐惧要甚于现在的惩罚，对死后的评判要比对今生的裁判更加重视。基督教的学说建立在将现在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截然分开的基础上，因而也就和其他学说不同，其立论非常宏大。它所倡导的“一视同仁”、“四海皆兄弟”，就是认为地球应该像一个家庭，地球上的人应该像兄弟一样亲密，彼此间的情谊应该没有厚薄之差。既然四海如一家，那么一家之内又何必隔设界限呢？然而，现在的地球已经被分成了许多区域，各国界限明显，人们组成集团，只把各自境内的人称为国民，在集团利益的基础上设立了政府，甚至还有的人用武力杀害界外的兄弟，掠夺土地，争抢利益，等等，这绝对是违反宗教精神的。对于这些罪恶，暂且不论死后如何评判，就是今生也是不可饶恕的，这种人都是基督教的罪人。

从世界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个地方不建立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成立政府。如果政府能够保护人民，人民善于经商，国家军事力量强大，能够使人民获得利益，这就是“国富民强”。这样的国家不仅使本国人感到自豪，就连外国人也会心生羡慕，并且争相仿效其富国强兵的方法。这是什么道理呢？虽然这违背宗教的教义，但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从今天的文明水平来看，虽然在各国人民的私人关系上可能存在“千里若比邻”的情况，但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关系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贸易往来频繁，互相谋取利益；另一种就是爆发战争，在战场上互相厮杀。换句话说，今天的世界是贸易和战争并存的世界。当然，战争的种类多种多样，其中不乏为了消灭战争而发动的战争，贸易本来的目的是互通有无，是非常公正的行为，因此不能认为战争和贸易在本质上一律都是坏事。然而，从目前世界上所进行的战争和贸易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绝对不完全是从宗教爱仇的善意出发的。

如果仅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贸易和战争似乎都是极野蛮卑劣的行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贸易的目的虽然是争夺利润，但不是凭暴力能实现的，必须依靠高超的智慧，因此，不但不能禁止人们进行贸易，反而要开发国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贸易的发达是国内人民知识进步和文学技术发展的象征，也是国家繁荣的表现，能够改变国家的形象。战争也是如此，如果仅从杀人之道来说，战争当然是罪恶的。然而，即使在今天文明没有全面发展的情况下，还尚有明文条约、谈判交涉、国际公法以及知识界的舆论等等，因此没有人敢于轻易发动非正义的战争。即使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国家的荣辱，或是为了真理，战争也不是轻易能够发动的。因此，虽然宗教反对争利和杀人，并将之视为教敌，但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贸易和战争是势非得已的，因为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而战争是行使独立国家权利的手段。

如果有人极力伸张国家的权利，倡导国富民强，提高本国人民的德智，争取本国的荣誉，那么，这样的人就是爱国的人民，这种思想就是爱国精神。人们的目的在于同外国划清界限，即使没有害他之意，也有厚我薄他之心，愿意以自己的力量维护国家的独立。因此，爱国精神虽非出于一己自私，也是出于一国之私，也就是说，地球被分为若干个区域，各个区域内结成集团，每个集团内都有谋求本集团利益的自私心，所以说，爱国精神和自私心是名异而实同的。由此可见，一视同仁、天下一家的大义和精忠报国、主权独立的大义是背道而驰、无法兼容的，主张把宗教推广到政治上，将其视为独立基础的学说，是思想方法的错误。宗教讨论的只是个人的私德，与国家独立的精神格格不入，即使宗教能够维系人心，但对团结人民共同保卫国家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如果把现在世界各国的情况和宗教的精神进行大致的比较，就会发现，宗教过于宏大，过于高超，过于善美，过于公平，而世界的情况则过于狭隘，过于肤浅，过于卑劣，过于偏颇，两者是无法融合的。

此外，还有一些见解稍广的汉学家虽不像皇学派那样专慕思古之情，但其主张也不过是以礼乐征伐来统治人民，以情感与法律的结合来维系民心，这也是与现在社会状况不相符合的。如果这个学说得到推广，那么社会上就会只知有政府而不知有人民，只知有公而不知有私，不但不能提高一般的品格，反而会使人们越发陷入卑屈的境地。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七、第九两章已经论述，兹不赘述。

如上所述，虽然目前我国的处境十分困难，但人民似乎没有感觉到困难，仿佛已经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身心十分舒适。有志之士对此深以为忧，皇学家主张国体论，洋学家主张推行基督教，汉学家主张实行尧舜之道，都是在致力于维系人心、统一思想，以此来保卫我国的独立。然而，直到今天，这些主张还没有一个收到成效，以后也应该不会收到成效，这怎不令人感叹？因此，我必须谈谈我的观点。凡是要讨论事物，必须首先要弄清事物的名义和性质，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防火，首先要了解火的性质，在懂得了以水可以灭火的道理后，才能得出防火的方法。现在我国的困难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既不是政令不能推行，也不是人民不缴纳赋税；既不是人民突然陷入无智，也不是官吏蒙昧营私。从这些情况来看，日本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原来的日本，并没有值得忧虑的地方，甚至与过去相比，某些地方还有所改善和进步。可是，与往年相比，我国更加困难、更加值得忧虑的事情和问题是什么呢？这一点必须弄清楚。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并不是古代遗留的，而是最近突然出现的病态，并且已经危及日本的命脉。从目前来看，好像仅靠我国原有的力量已经不能克服这些困难，已经到了欲除而不能除、想治而缺乏医药的境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假如日本还是原来的日本，那么国人就应该感到高枕无忧了，但是，既然人们非常忧虑，就说明一定是出现了新的令人忧虑的病症，社会上有识之士所忧虑的肯定也是这个病症，我不知有识之士如何称呼它，暂且称之为对外关系。

即使国内有识之士不把这个病症称为对外关系，但他们的忧虑与我相同。既然都是在忧虑当前日本对外关系的困难，那么，问题也就找到了，接下来就要分析问题的性质。外国人来日本的初始目的只是为了贸易，但从现在日本和外国之间的贸易情况可以看出，西方各国是制造产品的国家，也就是把天然物资进行加工，例如把棉花织成布，把铁做成刀；日本则是出口资源的国家，就是依靠自然资源生产原料，例如日本生产的生丝和矿产等等。因此，才称西方国家为制造产品的国家，称日本为出产原料的国家。虽然产品制造和原料生产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是由于前者使用人力较多，后者更多地依靠天然力量，因而名称不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贫富与自然资源多少的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投入的人力多少和技术的高低，例如，印度虽然土地肥沃，却非常贫穷，荷兰虽然天然物产极少，却非常富裕。因此，制造产品国家使用的是无形无限的人力，出产原料国家使用的则是有形有限的物产，两者之间的贸易是力与物交易。也就是说，出产原料国家的人民不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而到海外雇佣他人，利用产品制造国家的人的体力和脑力，用本国的天然物产支付劳动报酬。打一个比方，有一个武士年俸三百石米，供养家里十口人，他不从事劳动，过着安逸的生活，每天在饭馆吃饭，到服装店购置衣服，到集市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这些费用都用三百石米去支付。在这个例子中，三百石俸米犹如天然物产，年年如此消费，肯定不会有积蓄，而当前日本与外国之间所进行的贸易就是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在遭受损失。(www.xing528.com)

西方各国因为制造产品而迅速致富，随着文明的日益进步，人口逐年增加，英国可以说已达到了顶峰。美国人民是英国移民的后代，澳大利亚的白种人也来自于英国，在印度也有英国人，其人数几乎不可胜计。如果将现在世界各地分布的英国人以及几百年来英国人的后裔全部集中到现在的英国本土的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与现在英国的三千万人居住在一起，那么不仅全国的产品供不应求，而且大部分平地也要建上住宅。由此可见，在文明逐渐进步的过程中，适当地调整人的关系，人口就一定会增加。在繁衍后代的本性上，人与老鼠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老鼠不能保护自己，或被猫捕食，或死于饥寒，因而数量不多。就人类来说，如果环境适宜，没有饥寒、战争和传染病等灾患，那么人类的繁殖率会像老鼠一样急速增长，这也正是有些欧洲古国感到头疼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两项对策：第一是输出本国的成品，而从物产丰富的国家输入生活资料；第二是将本国的人民移至海外殖民地。其中，第一个办法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充分地解决问题，第二个办法则需要大量资金，也不容易收到成效。因此，第三个解决方法便出现了，那就是将本国资本投放到外国，获取利润来供养本国的需要。本来，要移民海外，最好是能够找到土地已经开垦完全的地方，可是这些地方基本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和政府，人民也有固定的风俗习惯，外国人想杂居其中并取得利益，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工农业技术落后、资金缺乏以及劳动力众多的海外贫困国家输出本国的资本，这样一来，可以通过贷款获得较高的利息，可以说是不劳而获。从本质上说，这种办法是移植钱而不是移植人，由于风俗习惯的影响，人不容易移植，但金钱却没有本国和外国的区别，只要利息合适，就会有的国家愿意向外国贷款，不知不觉地把利润付给了外国人，这绝对是发财致富的捷径。现在，日本已经借了不少外债，必须认真考虑一下其利弊。文明国家和未开化国家的生活情况完全不同，文明越进步，生活费用也就越多，即使没有人口过剩问题，也必然有一部分日常生活费用要求之于外部，而提供这些费用的国家，就是落后的未开化国家，这样一来，世界上的贫困也就全部集中在未开化国家。贫困归于落后国家的具体表现，就是借用文明国家的资金而交纳利息。由此可见，借款问题不仅仅和人口过剩问题有关。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是给学者提供参考，二是揭露西方人唯利是图的本来面目。

以上论述了对外关系的性质对经济得失的影响，下面再谈谈对外关系对日本人品德的影响问题。近年来，我国人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人平等的学说几乎风靡全国，这似乎已经没有异议了。人人平等的概念，不仅仅是一国之内人民之间彼此权利平等，一国的人民与另一国人民之间也是平等的，国家之间也不分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可是，自从外国人到日本进行贸易以来，虽然条约上明确规定彼此平等，但其实不然。例如，小幡笃次郎在《民间杂志》第八期上发表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美国与日本通邮以后，便命令舰队司令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开入日本领海，强迫要求与我通邮通商，他的理由是，吾辈共戴一天，同立一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果单方拒绝而不容纳，乃是天之罪人，如此，纵然引起战端，也要实现通邮贸易等等。试看这话是多么冠冕堂皇，而其行为又是多么丑恶！言行不一，可以说莫此为甚了。如果撇开外交辞令而直截了当地说：‘你若不和我通商我就攻打你’……试看如今东京的情况，凡是骑马坐车趾高气扬地驱赶别人避路的大多是洋人。如果警察、行人、车夫与洋人发生口角，洋人总是毫无顾忌地对日本人拳打脚踢，而懦弱的日本人根本不敢还手，拿洋人没有办法，只有忍气吞声，甚至有些人连法庭也不去。即使有因买卖交易等问题而诉讼法院的，也必须到五大通商港口的洋人法院接受审理，最终还是无处申冤。因此，人们都认为与其浪费钱财打官司，不如忍气吞声罢了。这种情景，就好像软弱的新媳妇站在凶狠的婆婆跟前一样，一言不发。既然洋人的势力如此强大，又是来自富国，大手大脚，因此一些贪利之徒争相献媚，企图依靠洋人发财。因此，洋人所到之处，无论是旅馆、茶馆，还是温泉、酒家等地，人情十分冷漠，人们根本不问事情的是非曲直，唯利是图，这就使得本来已经傲慢至极的洋人更加狂妄嚣张，令人不胜厌恶。”对于小幡君的议论，我也有同感。此外，同洋人有关的问题还有居留地问题、内地旅行问题、雇佣外国人问题和出入港口关税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虽然在表面上各国之间一律平等，但并不是实际上的平等。如果我们不重视在对外关系上的不平等地位，那么日本人民的品格必然日趋卑微。

之前已经提过，近年来，社会上有许多人提出了人民权利平等的学说，甚至有的人主张废除华族和士族的称谓，在全国范围内体现平等的精神，提高人民的地位，扫除迂腐的陋习。这种学说振奋人心、令人称快，可是，很少有人主张在对外关系上实现平等，这是什么道理呢？不论华族、士族，还是平民，都是日本的国民，对本国人民之间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尚且认为有害，一直致力于实现人人平等，为什么却对我们与言语、肤色、体格、风俗等完全不同的外国人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问题毫不在意呢？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主张权利平等的学者还没有深刻理解学说的精神；第二，国人和外国人交往的时间尚短，还没有切实感受到其为害之甚。接下来我将分别阐述这两种原因：

第一，虽然当前社会上很多人主张人民权利平等，但这些人大都是学者、士族之流，在国内是中等阶层以上和曾经有过特权的人，以前不但没有遭受过别人的欺压，反而曾经有权有势，欺压别人，因此，由他们来主张人民权利平等，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这个道理就好像没有亲口吃过某种食物，就不知其真正的味道，没有坐过监狱，就无法理解真正狱中的苦楚一样。如果全国的农民和商人都有知识，都能形象地说出曾经遭受过的欺压，说出彻骨的愤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写出的平等论才真正深刻、真正平等。然而，这些无知无勇的人虽然曾经遭受欺侮，却不知愤怒，即使内心愤怒也无法用言语表达，因此，即使有人想描写这种情况，也很难获得真实的材料。在今天，社会上一定还有许多人对国内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感到愤怒和痛恨，但是没有人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只能以想象去推测。因此可以说，目前已有的平等论实际上只是别人臆测的而已，学者们若要了解平等论的真谛，写出正确的理论，无须寻找别人，真正的答案就在自己心里，回想一下自己从少年时代一直到目前为止自己的经历，就会有所感悟。不论何种身份的人，华族也好，士族也罢，只要仔细回忆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就会发现，在自己的一生之中一定遇到过权力偏重而因此心中愤愤不平的事情。这种愤懑不平的心情不必向别人询问，自己心里就有。现在，根据我自己的记忆，列举一些事例。我出生在幕府时代一个地位低下的世袭小藩臣的家庭，当时在藩中，每逢接触大臣士族等上层人物，我就会受到蔑视，这种不平的心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扎了根。但是，若非是和我一类的小藩臣，是体会不到这种不平的心情的，更别说那些大臣士族了，恐怕直到今天他们也想象不到那种心情。有时候我偶尔离开藩地到别处旅行，但是一旦遇到公卿、幕府官吏或德川三家的家臣，就有可能在驿站里被夺去轿子，在渡口上被迫让路，有时甚至不允许住在同一家旅馆里，在深更半夜的时候会被突然被赶出去。今天说起这些事情，虽然不值一笑，但当时心中所产生的气愤，今天仍然记忆犹新。只有身为世袭诸侯家臣的我才会有这种气愤，而那些令我气愤的公卿、幕府官吏、德川三家的家臣，当然对此毫不知晓。即使不完全如此，也只能凭主观去臆测他人的气愤而已。在日本我还是中等以上的士族阶级，对身份高于我的人尚且怀有不平，那么那些身份比我低的农民和商人，一定会有更多让他们感到不平的情况，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在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很多，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就不可能体会到真实的感情。

由此可见，尽管当前的平等论似乎有正确的观点，但它们并不是来自作者本人的亲身体会，只是根据别人的心理推测出来的而已，因此也就不能真切细致地反映现实情况，在叙述权利不平等的弊害时，难免会有粗疏肤浅之嫌；在论述国内情形的时候，总会有遗漏；至于在谈到对外关系，涉及与外国人争夺权利的问题上，问题就更多了。如果这些人将来掌握了外交权力，广泛、频繁地与外国人接触，亲自为国家争取权利的时候，就会像从前我国农民商人遭受士族的欺压，世袭小藩的家臣遭受公卿、幕府官吏、德川三家的家臣的侮辱一样，切实感受到外国人的轻侮，只有到到那时，他们才会了解到现在的所谓平等论的浅薄，觉才能真正理解权利不平等的可憎、可恶、可怒和可悲了。况且，虽然以前的公卿、幕吏和士族傲慢无礼，但毕竟是本国人，知识也相对贫乏，因而对平民来说，还可以采取敬而远之和表面尊敬而暗中骗取钱财的手段，这虽然不值得提倡，但毕竟可以借此发泄不平之气。然而，当前外国人狡诈邪恶的程度远非公卿、幕府官吏所能比拟的，其辩可诬人，其智可欺人，欲争有勇，欲斗有力，可以说是智勇辩力兼备的加强版的华族和士族。因此，一旦国人被其统治而受其束缚，则其严密程度将连空气也无法流通，日本人民也将因此被窒息而死。如此恐怖的情形，怎能不令人毛骨悚然？

印度是日本最好的前车之鉴，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手段之毒辣，简直惨不忍睹。例如，印度政府任用人员的原则是英国人和印度人拥有同样的权利，一律量才录用。然而这个原则对印度人有一个限制，就是只限十八岁以下的印度人适用这项规定，而录取条件是通晓英语和了解英国情况，否则就不予录用。因此，印度人在十八岁以前，不但要学好本国的学业，还要学好英语，但是如果其英语程度不比英国人优秀，也不可能被录取。如果年龄超过一岁，也就是十九岁才毕业，这样的人因受年龄的限制，不论才学如何、品行如何，都不会被录用，也不准参加任何印度政府机关或地方的工作。然而，残暴的英国人并不仅仅满足于这种苛法，他们还将考试地点定在了在英国伦敦，迫使印度人远渡重洋到伦敦参加考试。因此，印度人即使到了十八岁，具备了相当学力，如不耗费大量金钱，远赴英国，就不能做官。在这个条件的限制下，无论印度人学问如何，只要家庭不富裕，就不能当官，即使偶有胆大的人，不惜花费巨资去伦敦考试，结果也是名落孙山，倾家荡产。如此刁难的情形，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英国的暴政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还规定印度政府审判案件时必须由英国人担任陪审人，而不准任用印度人（陪审委员团，即Jury，见《西洋情况》第三卷，英国篇，第九页）。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英国人在印度枪杀了一个印度人，法庭审讯的时候，被告人称：“当时看到一个动物，误认为是猴子而开枪射击了，结果不是猴子而是个人！”就这样，列席的一排陪审员一致表示没有异议，因而判决被告无罪释放。

最近，有几位学者在伦敦创立了一个组织，致力于改革印度的恶劣状况。前段列举的案例就是1874年春一个印度人向这个组织提供的书面材料，是来自于当时在伦敦的老友马场辰猪的报告。马场先生曾参加过这个组织，亲自听过这段故事，据他透露，这样的事情在印度简直是司空见惯。

第二，自从我国与外国通邮二十年以来，开辟了五个港口，但是进出口的货物并不多。外国人主要聚集在横滨，神户次之，其余三港人数不多。根据条约规定，各个港口设有外国人居留区，并划定界限，规定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在从港口算起十里以内，非经日本政府批准不得越界行动，其他关于买卖不动产和借贷钱财等也有法律规定。然而，由于日本与西方之间设有许多限制，因此直到现在，虽然双方交往日趋频繁，但两方人民之间的接触仍然有限。即使在交往过程中存在日本人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现象，也仅仅被通商港口附近的人民所知道，其他地方的人很少知道。而且，自港口开放以来，一切政治方面的外交事务都由政府包办，人民毫不知情。例如，在横滨市生麦事件中因杀害英人赔款十万镑，在下关事件中赔款三百万美元，再如旧幕府时代曾向荷兰订购军舰，同法国人订立开办横须贺制造局的条约，维新后也向西方国家买过炮舰，与西方合作修筑铁路、建设灯塔、架设电线，还有募集外债、聘用外国人员等等，交往非常频繁，其中有些情况下或许日本根本没有受到委屈，但在一些无理的交涉中，日本难免会在经济上吃亏，但西方国家绝对不会吃亏，这是无可置疑的。由于政府一手包办，人民无从知悉日本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益和体面，但肯定心存怀疑。不但平民百姓如此，就连学者、士君子以及未参与其事的政府官员也毫不知情。由此可见，对于日本的外交情况，我国人民既不知双方权利是否平等，也不知是否受过不公待遇，更不知其利害得失了。对人民来说，日本外交就像外国的事情一样，茫然无知，这也正是日本人不知道和外国人争夺权利的原因：既然不知详情，也就无从担忧了。

由于外国人到日本的时间不长，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使我们遭受重大损害，没有过分侮辱我们的体面，因此在人民的心里印象不深。但是，真心爱国的人士，其眼光是十分长远的，他们会广泛地考察世界上古往今来的事迹，并提出这样一些疑问：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原来是谁的国家？白人来到美国以后，驱逐了这里的土著印第安人，喧宾夺主。因此，今天美国的文明不是美利坚的文明，而是白种人的文明。现在东方各国及大洋洲诸岛又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凡是欧洲人所至之处，当地人能否维护本国的权利和利益，并真正地保持本国的独立呢？波斯、印度、暹罗、吕宋、爪哇的情况又如何呢？1778年，英国人加比丹高克发现了夏威夷岛，据说当时此岛比附近诸岛开化得快，但是在发现初期，该岛尚有三四十万人口，然而到了1823年，只有十四万人口了。五十年之间，平均每年减少大约百分之八的人口。人口减少的原因有很多，暂且不谈。所谓的“开化”，只不过是指岛上的土人停止了吃人肉的恶习，改做白人的奴隶而已。至于中国，由于国土辽阔，西方人现在尚不能深入内地，仅仅在沿海一带活动，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这个国家迟早也会变成西方人的庄园。凡是西方人足迹所至的地方，仿佛土地丧失了生机，草木也不能生长，甚至连人种也会被消灭掉。这些残酷的事实确实存在着，而日本也是东方的一个国家，虽然迄今为止在对外关系上我们还没有遭受到严重危害，但日后祸患却极有可能发生，令人深深忧虑。

如果上述事情真的发生，那么，不管在经济上还是权利上，日本的对外关系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症，甚至会危害国家的命脉。这个病症是全国人民共同的疾患，全国人民必须一同寻找治疗方法，病况的加剧或好转都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一切利弊得失全由自己承担，丝毫不能依赖别人。在看到近年来的社会情况与以前有不同时，见识短浅的人便认为这是文明，是对外交往带来的好处，因此欢迎对外关系，认为对外关系越频繁，日本的文明就越进步。然而，他们所看到的文明只是文明的表面形式，根本不是真正的文明。即使这种文明在日本能够得到高度发展，但如果全国人民没有真正的独立思想，这种文明也不能对日本起到多大的作用，也就不能称之为日本的文明。在地理上，虽然以土地山川来划分国家界限，但我认为只有领土和人民结合起来，一个国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国家的独立和国家的文明指的是一国的人民团结一致维护国家独立，保护国家权力和尊严的行为。如果在谈国家的独立和文明的时候，只联系到领土，而不联系人民的话，那么，在看到今天美利坚的文明后，就会认为这是土著印第安人的幸福了。同样，如果将日本的政治、学术等权力全部交给文明的欧洲人，让日本人充当奴隶，接受欧洲人的驱使，那么也不会对日本领土有丝毫影响。如果认为这样就能使日本成为比目前还高几百倍的独立文明国家，那简直是荒谬到极点了！

有的学者说：“国际间交往的出发点是大公无私的，双方未必怀有恶意，因此可以顺其自然地自由贸易、自由往来。如果真的发生有损害己方权利和利益的事情，就应该从自身寻找出现问题的原因，不修己而苛责于人是不合情理的。既然现在与外国人和平地交往，就该应开诚布公，保持友谊，不可有丝毫的疑心。”诚然，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确实应当如此。然而，国际间的交往和个人的私交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人们都知道封建时代各藩之间的交往情况如何吗？各藩人民应该知道，但在藩与藩之间的交往上，难免会有自私心，对外藩而言，这种情况固然是私，但对藩内来说，这种情况就是公了，这就是各藩的私情。只要有藩存在，这种私情就会永远存在，而不是仅凭高唱大公无私就能消除的。直到数年前各藩被废除，这种私情才逐渐消失。今天，各藩人民似乎逐渐摆脱了旧藩情感，然而在各藩存在期间，这种私情是绝对不能责备的。在本国内的各藩之间尚且存在私情，那么在同东西悬隔、地域不同的外国人进行交往的时候，还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究竟是何居心呢？未免太过迂腐了！这只是所谓“老好人”的论调而已。大公无私的精神固然值得推崇，如果西方各国以大公无私的精神与我们交往，我们当然欢迎，决不会加以拒绝。但是，要想实现这种交往，就必须首先像我国废藩那样废除全世界的政府，这是可能做到的事情吗？如果没有这种可能，只要世界上有国家有政府存在，各国人民的私情就无法消除；既然无法消除私情，彼此间就不得不以私情相待，这就是偏私和爱国精神名异而实同的原因。

如上所述，对外关系是日本的一大难症，医治此症非依靠本国人民不可，并且这件工作极其艰巨。本章开头已经说过，目前我国还不是太平无事，所存在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艰巨，这个问题就是对外关系的痼疾。在对外关系上，人们应该全心全意争取国家利益，甚至放弃个人利益和生命。如果这样的话，今天的日本人还能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吗？还能优哉度日，无所事事吗？在今天，古代的君臣之义、祖先的传统、上下的名分、贵贱的差别不是已变成国家大义、国家传统、内外名分、内外差别了吗？而且还加重了许多倍。在封建时代，萨摩藩的岛津氏和日向藩的伊东氏向来有仇，因此伊东氏的臣民十分仇视萨摩藩，据说每年元旦群臣朝觐时，首先照例互相提醒不要忘记萨摩藩的仇，然后才恭贺新年。在欧洲，据说法国在拿破仑一世时代击败了普鲁士，普鲁士人因此蒙受奇耻大辱，非常痛恨法国，一直不忘复仇。因此，普鲁士人除了发愤图强以外，还把当年普鲁士人惨败蒙羞的情景绘成图画，悬挂在全国的教堂和其他群众集会场所，以此激励人心，图谋复仇。1870年，普鲁士人打败法国，终于实现夙愿。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出于仇恨的不良心理，并不值得赞美，但是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保卫国家的艰难和人民的奋斗品质。在对外关系上，日本虽然尚未尝到伊东氏和普鲁士的苦头，但是要以印度和其他国家为借鉴，像伊东氏和普鲁士那样奋斗不息。全体国民不能仅在元旦做一次告诫，而应该每天早晨都互相告诫，首先明确对外关系的重要性，然后再吃早餐。由此可见，日本人在卸下了祖先遗留的重担以后，并不是没有新的负担了，而是新的负担已经压上肩头，并且还要沉重几百倍，要扛起这个重担，必须比过去多用几百倍的力量。从前，人们需要的只是忍辱负重，但在今天，除了忍辱负重以外，还要有蓬勃的朝气，我们正是要以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和朝气蓬勃的干劲来提高人民的品质。虽然现在人们扛起了重担，但还觉得很轻松，这是因为不知重担的性质和利害，因而漫不经心，或者知道重要却不知怎样担负，在方法上出现了错误。例如，社会上有很多人憎恨西方人，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该憎恨的不去憎恨，不该憎恨的反而憎恨，只是抱着猜疑嫉妒的心理，为眼前的一些琐事而气愤，小则进行暗杀，大则发动战争，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灾害。这种人简直是处于癫狂的状态，是重病国中的重症。

此外，还有一种比攘夷家见解稍高一筹的爱国者，虽然他们不盲目排斥外国人，却认为对外关系存在困难的根本原因是本国兵力不足，只要加强军备建设，就能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优势，因此，他们主张增加陆海军军费，购买军舰大炮，修筑炮台，建立兵工厂。可能是因为这些人看到英国拥有千百艘军舰，于是便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日本也有千百艘军舰，就可以与英国抗衡，其实，这种想法还不明白事物之间需要适当配合的道理。英国虽然拥有千百艘军舰，但并不是仅仅拥有军舰那么简单，有千百艘军舰，就必然要有万艘商船；有万艘商船，就必然要有数十万名海员。培养海员必须有学问，因此，学者要多，商人要多，法律要完备，商业也要发达等等，只有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一切事物都完全具备，才能适应千百艘军舰的需要，也因此才能拥有千艘军舰。其他诸如兵工厂和炮台等也莫不如此，必须有与之配合适当的其他条件的存在。否则，如果没有适当的配合，即使有利器也不能发挥其作用，这就像一个不关家门、房间杂乱的人家，即使在门前摆上几门大炮，也不能防御盗贼一样。有的国家偏重于军备建设，不顾国家实际情况，将大量金钱投到军备上，结果国库空虚，最终亡国。军舰大炮虽然可以抵挡拥有军舰大炮的敌人，却不能抵挡负债这个敌人。现在的日本也是如此，要想建设军备，大炮、军舰甚至步枪、军服等几乎全部要依赖于外国。虽然说这是因为我国的生产技术落后，但生产技术的落后也恰恰说明了我国还不够文明。在其他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味地扩充军备，就会违反事物的适当配合原则，最终军备的作用也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因此，现在日本的对外关系并不是单靠扩充军备就能维持得好的。

经过种种论述，暗杀、攘夷之论固然不可取，大力扩充军备也不可行，而之前的诸如国体论、基督论、汉儒论也不能够维系人心。那么，到底怎样才可行呢？唯一办法就是确定目标，向文明前进。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划清与外国的界限，维护国家的独立。除了争取文明之外，维护国家独立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号召日本人向文明前进，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因此，国家的独立是目标，而国民的文明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如果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统计一下，就会发现无数的层次。例如，纺棉是制纱的手段，制纱是织布的手段，织布是裁衣的手段，衣服是抵御风寒的手段。这几个层次的各个手段，既是手段又是目标，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保持身体的温暖，维护人的健康。归根结底，我在本章里的议论就是以确保国家的独立为目标。在本书的一开始我就说过“如果不确定目标，就无法讨论事物的利害得失”，这句话可以为理解这段议论提供参考。也许会有人认为人类不应该仅仅以实现本国的独立为目标，而要立志更远大、更高尚的境界。不错，人类德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必然是十分崇高的，不应该斤斤计较国家的独立这样的事，也不应该以免受外国的侵略为文明。然而，在世界目前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上还无法谈论这样高远的问题。如果有人谈论这个问题，就会陷入迂腐和幻想之中。尤其在深入了解日本当前的情况后，就越发能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也就无暇顾及其他。没有国家，没有人民，就谈不到日本的文明，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保证日本国家和人民的生存，然后才能谈论文明的问题。这就是我之所以缩小讨论的范围，只以本国的独立作为文明目标的原因。因此，我的讨论是在深思熟虑了目前的世界形势和日本的切身利益之后，并且适应日本的当务之急提出的，这些讨论当然不是高深玄妙的道理，希望学者们不要武断地根据我的讨论而误解了文明的本义，以致轻视和污蔑“文明”这个词语。同时，我的讨论虽然以独立为目的，但并不是希望全国人民都成为政论家，每天都从事这项工作。人们的分工不同是社会的需要，有的人致力于学术研究，整天埋首于故纸堆，往往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废寝忘食；有的人从事企业工作，整天没有片刻闲暇，东奔西走，以致忘掉了家务。我们不但不应责难这些人，反而应该把他们当做是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赞扬。不过，我还是殷切地希望这些人在废寝忘食工作的时候，一旦遇到关系国家独立的问题，能够像被马蜂蜇了一样，感到切身的疼痛。

或许有人会这样说：“如果只是希望保持本国的独立，那么还不如同外国断绝关系。在西方人没有进入日本的时候，日本虽然不文明，但还是一个纯粹的独立国家，如果现在以国家独立为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恢复古代的闭关锁国，独立问题只是在今天才出现，嘉永以前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在国家开放之后又开始忧虑国家的独立，就像自己致使自己生病而又愁病一样，既知患病的痛苦，不如回到原来无病的状态。”对于这种观点我不予赞同。真正的独立是指应该具有独立的实力，而不是指表面的独立，在外国人进入以前，日本的独立并不是真正的具备实力的独立，只是因为没和外国人接触而形式上独立而已。这就好像不经过实际的考验就无法证实未曾经受过风雨的房屋是否经得起风雨的袭击一样，风雨是外在的因素，房屋坚固与否是内部的问题，在风雨来临以前是无法检验房屋是否坚固的。如果房屋不但无风无雨时安然无恙，即使遭受大风大雨也能屹立不动，这才是真正坚固的房屋。我所说的国家的独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让我国国民广泛地与外国人接触，经过种种磨炼之后仍能保持其实力，就像经得起大风大雨的房屋一样，这就是真正的独立。我们怎能自己退缩而企图复古以侥幸求得表面的独立为满足呢？而且，如果现在的对外关系能够处理得当，能够大大地振奋日本人心，因此，我们应该利用它来促进我国的文明。总之，我的观点是奋进争取到真正的独立，反对退缩保守独立的虚名。

我再重申一下，国家的独立是目标，现阶段我们的文明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我所说的“现阶段”一词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学者们不要忽视它。第三章已经论述过，“文明是无比宏大的，人间万事皆以此为目的”，将人类所应达到的文明的实质作为目标提出来进行了讨论，当然，我是站在当前日本的立场进行讨论，因而要缩小议论的范围，只是把有助于实现本国独立的东西视为文明。因此，现阶段我国的文明并不是文明的终极目标，而仅仅为文明发展过程的第一步，也就是求得本国的独立，其他问题是第二步，将来再去解决。由于在限定范围下讨论文明，因此国家的独立也是文明，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这样一来，文明与独立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独立”二字能够使人在认识上明确界限，易于了解。如果仅仅提文明，就意味着可能存在着某种与国家独立和文明毫无关系的文明，甚至存在着某种危害国家独立和文明的非文明。例如，现在日本各港口停泊着西方各国的船只，陆地上建有雄伟壮观的贸易大楼，就像西方各国的港口那样繁华。于是，不明事理的愚人在看到这种繁华景象后认为，如今世界各国的人民都仰慕我国的法律宽宏，争相来到我国，各港口繁荣的景象说明了我国贸易日臻发达，文明日益进步，因此得意洋洋。这岂不是莫大的笑话吗？其实外国人云集我国并不是因为仰慕，而是热衷于日本的茶叶和绢丝。各港口的繁荣虽然是文明的景象，但停泊在港口的船只都是来自于外国，陆上高大的楼房也是外国人的房屋，与我国的独立和文明毫无关系。身无分文的投机者利用外国人的资金在国内招揽生意，最后将所得利润全部交给外国雇主，自己却在伪装生意兴隆；还有人不断地向外国借款购买外国东西，然后运到国内陈列起来，以此造成文明的假象。其他诸如楼房、铁桥、舰船、枪炮之类也是如此。日本并不是文明的诞生地，充其量只是文明的侨居地。总之，这种表面的商业繁荣和文明的外观只会让国家更加贫困，长此以往，必然会危及我国的独立。所以，我之所以用“独立”一词，而不用“文明”一词，就是为了避免这些误解。

这样，将我国的独立作为现阶段文明的终极目标，就好像把现在人世间一切事物融合成一个东西，而把所有这一切都作为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如此一来，这种手段就会不计其数，学问、制度、商业和工业等无不属于这种手段。不仅学问和制度如此，就连无聊的世俗之事，弈棋嬉戏之物，如果细察它们的内容和效用，也有许多东西可以列入文明这个范畴之内。因此，在研究人间一切事物的利弊得失时，如果只是片面地进行观察，是很难得出结论的。自古以来，关于文明学者们有很多观点，有的人主张节俭朴素，有的人喜欢优美雅致，有的人歌颂专制独裁，也有的人赞成无限自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一直不断，甚至有的人毫无定见，仅从个人的立场随便说说，其观点的变化完全是以自身的利益、地位为转移。最为可恶的是，有的人利用政府的地位作掩护，凭借手中的权力实施自己的主张，毫不在意其行为的利弊得失。这些情况犹如无的放矢，或者没有法庭诉讼案件，孰是孰非，完全等同于儿戏。如果片面地看待天下事物，也就无一不是，无一不非。节俭朴素几乎是简陋粗野，但还要劝导每个人学习这种思想作风；优美雅致几近铺张浪费，但却不能不希望全国人民的生活日益优美；国体论顽固保守，虽然不利于民权，但却有利于稳定目前的政局、维持社会秩序；提倡民权的过激论调虽然对君主政治十分有害，但却是非常有用的革除人民卑屈恶习的手段。忠臣义士的言论、基督教的教义，以及儒家、佛家的学说等等，没有绝对的智愚之说，根据其所施用的地方，有时可以成为愚，有时也可以成为智。同样，虽然那些提倡暗杀、攘夷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如果仔细分析其内心思想，就会发现他们的出发点也是爱国。因此，本章开始时所说的君臣之义、祖先传统、上下名分和贵贱之别等等，在人类的思想品质中也可以说是可贵的东西，也能够促进文明的进步，不能毫无区别地加以排斥，这些思想能否裨益于社会，只在运用的不同而已。只要一个人没有丧失爱国心，不是不愿意为国家谋取利益，即使有了误国的行为，也是因为没有分辨清楚方向，偶然犯下了错误。世上的一切事物，必须采取各种方法手段才能实现目标，因此方法手段越多越好，而且非多不可。但是，在运用这些方法手段的时候，不要在方向上发生错误，而应该深思熟虑，研究某种手段是否与某种目标相联系，如果有联系，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目标，是直接能够实现，还是要间接地通过另一种手段才能实现；或者同时有两种手段时，就要考虑清楚哪一方面重而应先用，哪一方面轻而应后用等等。总而言之，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最终和最大的目标，就像下棋一样，虽然步法千变万化，但最终的目标就是保护住自己的老将而把对方的老将将死，如果只重视车而不重视老将，就不是下棋的好手。因此，我用“日本独立”这四个字作为本章的标题，以此划清国内、国外的界限，指明群众应该努力的方向。唯有这样，才能衡量事物的轻重缓急。轻重援急既已确定，昨天烦恼的事情可能在今天变成高兴的事情，去年喜欢的事情也可能在今年变成忧虑的事，得意变为忧愁，乐土变为苦境，宿敌变成朋友，外人变成兄弟，同喜共忧，一起向同一目标奋进。依本人愚见，要维系目前日本的人心，唯此方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