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源流分析-菊与刀大全集

第八章　论西方文明的源流

叙述现代的西方文明，探讨文明的起源，并不是这本书所能做到的事。因此，我只引证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基佐所著《文明史》以及其他各种著作的要点，简略述其大意。

西方文明的特点在于对人际交往问题看法不一，而且各种观点互相对立、互不协调。例如，有的人主张政治制度，有的人主张宗教专权，有的人主张君主政治，有的人主张神权政府，有的人主张贵族执政，还有的人主张民主政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不休，胜负难分。由于长期形成对峙的局面，人们即使彼此不服，然而谁也说服不了谁，也就不得不同时并存。既然各种观点同时并存，即便互相敌对，也不得不在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允许对方的活动。由于自己的观点不能形成垄断，又不得不允许对方的活动，于是便各持其说、各行其是，为文明进步贡献一份力量，最后融为一体。这就是“民主自由”产生的原因。

现代的西方文明兴起于罗马灭亡时期。大约从公元4世纪开始，罗马帝国逐渐衰败，5世纪时，情况更为严重，周边民族从各方面入侵，罗马帝国的政权最终崩溃。在这些民族中，构成日耳曼民族的法兰克民族最为强盛。这些民族颠覆了罗马帝国，摧毁了罗马数百年来的一切旧制度。这个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暴力，无数的野蛮人成群结队地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因此，一方面许多新的国家成立，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国家被吞并。公元8世纪末，法兰克族的酋长沙立曼兼并了现在的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奠定了帝国的基础，初步形成了统一全欧洲的气势。然而，沙立曼大帝死后，国家再度分裂，陷入了混乱的局面中。虽然当时法兰西和日耳曼有国家之名，但仍未具备国家的体制，人们凭借暴力恣意妄为。因此，后人将从罗马末期到公元第10世纪约七百年的历史称为野蛮时代或黑暗时代。

在这个野蛮黑暗的时代，只有基督教堂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在罗马帝国灭亡后，似乎基督教堂也应该被摧毁，但实际上教堂不仅在社会动荡中安然无恙，而且还要感化这些野蛮民族，将他们吸引到基督的世界中来，这种大勇大智是古今罕见的。由于高尚的道理不利于开导无知的野蛮人，于是教堂制定了许多仪式，用虚饰的外形来迷惑他们，不知不觉中启发了他们的信仰。虽然后世在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免讥之为以荒诞之说蛊惑人心，但在当时缺少法制的社会里，也只有基督教懂得天理人心的可贵。如果当时没有基督教，恐怕整个欧洲早就变成了野蛮世界了。因此，在这个时代，基督教的功德是非常大的，而基督教能够获得权力也绝不是偶然的。一般说来，一般世俗的武力控制着肉体方面的事情，而教堂则掌握着精神方面的事情，形成了“俗权”和“教权”互相对立的局面。由于罗马时代允许教堂的僧侣干预俗事和管理地方民间的事务，因而直到此时教堂仍有这样的权力，后代僧侣能够出席议院，也是源于遥远的上古时代（寺院权）。

当初罗马是由许多城市国家联合建成的国家，因此，罗马帝国统治区域内到处都是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都各有自己的法律，各自管理国家的事务，只是因臣服于罗马皇帝而联合构成了一个帝国。罗马帝国灭亡后，市民会议的风气仍然存在，并且成为后来文明的因素（民主政治的因素）。

罗马帝国虽然早已灭亡，但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人们一直称其为帝国，尊国君为皇帝，这种名称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人民的心里，磨灭不掉。既然人们一直忘不了“皇帝”这个称号，那么他们的记忆里一直保留着专制独裁的思想，后世有人提倡君主政治，其根源即在于此（君主政治的因素）。

现在虽然不能根据古书的记载详细了解当时横行于天下的野蛮民族的风气和性格，但推想当时情况，可以想象到他们是剽悍无理、不通人情的，其愚昧无知的程度几乎近于禽兽。但是，如果进一步详细分析的话，在他们的愚昧剽悍之中却自然存在着慷慨豪迈的气魄与独立不羁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人类的天性，也是身为英雄好汉而自豪的心理，或者是大丈夫的英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在古罗马时代并不是没有自由而言，基督教也不是反对自由的，但他们提倡的自由是一个民族的自由，并不是个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和发展个性的风气是野蛮的日耳曼人创始的，在后来的欧洲文明中，这种独立自由的风气被奉为至宝，直到现在仍然备受重视，这不能不归功于日耳曼人（自由独立的风气起源于野蛮的日耳曼人）。

后来，野蛮黑暗的时代逐渐结束，颠沛流离的人民也慢慢定居下来，社会由此进入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封建制度的时代是从10世纪开始，到16、17世纪才土崩瓦解。在封建时代，法兰西、西班牙等国虽有国家之名，也有君主存在，但君主只是徒具虚名，并无实权。国内的军人拥兵自重，割据而治，奴役人民，自称贵族，穷兵黩武，互相倾轧，实际上形成了许多独立的王国。在野蛮黑暗时代，人民尚且有个人的自由，但封建时代却迥然不同了，只有拥有土地、人民的贵族才有自由的权利。当时，既无国法约束这些贵族，也无人民敢批评他们，贵族在一国之内俨然是一个至尊无上的国王，只有敌国来侵和自己力量薄弱，才能对这个专制制度构成一点威胁。当时的欧洲各国大都形成了这种情况，人民只知道有贵族，而不知道有君主，如在法兰西和西班牙，当时根本就没有可以完全称为法国或西班牙国家的国家体制（封建割据）。

如上所述，封建贵族虽然独断专权，但尚没有统治整个欧洲。当时，宗教已经控制了整个欧洲人民的思想，获得了他们的信仰，12世纪到13世纪期间，宗教势力尤其强盛到了极点。当然，这并不是偶然的。人生在世，有时可能因偶然的机缘而显赫一时，也可能拥有过人之力而以一敌百，还有可能才智超群而富甲天下，仿佛人间万事都是因个人才力而实现的。但是，一涉及生老病死，个人的力量就不起作用了，即使有沙立曼的英武，秦始皇的雄威，也完全无能为力，只有怅然若失，空叹富贵若浮云、人生如朝露而已，这也正是人心最脆弱的地方。如果人生是一场战役，那么生老病死就像没有设防的要塞，一击即溃；人生仿佛一具躯体，生老病死就是人身上最灵敏的器官，一经打击，就会立刻退缩示弱。宗教的职责就是解答人们的疑惑，说明生老病死的道理和造化的奥妙。因此，凡是具有生命的人类，谁能不倾心信仰呢？况且，当时又是民智未开、轻听轻信的社会，虽然宗教是荒诞无稽之谈，但也赢得了人们的信仰。于是，信仰宗教的风气弥漫天下，宗教规定只许忠诚信奉教义，而不许私下议论，这种专横的情况无异于君主用专制暴政压迫人民。大致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的身体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肉体，一部分是精神。肉体的活动受君主政权的统治，精神的活动受罗马教廷的支配，君主政权统治着有形的物质世界，宗教教义统治着无形的精神世界。

虽然宗教已经统治了精神世界，控制了人心，与君主政权形成了对立的局面，但他们并不满足，还进一步认为：精神和肉体相比，肉体是外在的、次要的，而精神是内在的、根本的，宗教既然已经支配了内在的、根本的精神，又怎能不过问外在的、次要的身体呢？因此，肉体也必须归于宗教的支配范围之内。于是，宗教就开始向君主发起挑战，或剥夺其王位，或夺取其国家，这时的罗马教皇俨然世界上的唯一至尊。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因为冒犯了教皇革勒格里，不得不赤足在风雪严寒的罗马城下站了三天三夜，哭乞哀求教皇的赦免。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就是发生在这个时代（宗教权力的扩张）。(www.xing528.com)

及至野蛮横行的风气稍稍收敛，割据的形势业已形成，人们能够修筑城郭，建造房屋，得以安定地生活，但此时人们已不能满足于仅仅免于饥冻的生活，渐渐讲究生活的享受，种种需要同时产生：衣服要轻暖，食物要鲜美，再也没有人怀念过去的粗野生活了。既然人民有了需要，就必须有人供应这些物品，于是，工商业开始兴起，各地出现了城市，许多人因此发财致富。这就是罗马时代以后城市的复兴。然而，这些市民最初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强大有力的。由于野蛮的武人留恋过去的掠夺生活，但碍于大局已定，不能远出，只有在其近旁恣意抢夺市民的财产。在市民看来，这些封建贵族武人来购买东西时，就是顾客；来抢夺东西时，就是强盗。所以，交易虽然照常进行，但又不得不同时防备他们的野蛮横暴。于是，城中居民在集市周围筑起城墙，守望相助，共同防御敌人，患难与共。市民们还鸣钟召集大家开会，宣誓同心戮力保卫城市，并在集会上从群众中推选数人为城市的领袖，指挥攻防事宜。这些推选出来的领袖一旦掌权，便可为所欲为，与专制的君主几乎没有两样，但是市民有权罢免他们，另选他人。

这种由市民组成的独立机构，叫做Free city，即自由城市之意，其人民是独立的市民。这些城市抗拒君主的命令，经常与贵族军队作战，几乎战乱不断。从11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出现了很多自由城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的米兰和伦巴底、德意志的汉撤同盟等。13世纪初，勒倍基和汉堡等地的市民结成公会，势力日益强大，曾经成为拥有八十五个城市的大联盟。此时，王公贵族不仅无法征服这个联盟，还与之缔结条约，承认它的独立，允许各城市修筑工事、建立军队、制定法律、发布政策，形成了独立国家的体制（民主政治的因素）。

如上所述，自4、5世纪以来，不论教会、君主，还是贵族、平民，都各自形成一个体制，拥有若干权力，仿佛具备了建立人类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并没有达到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程度，人民所争的只限于局部问题，还没有理解整体的含义。从1096年开始，部分欧洲人以维护宗教为借口，联合建立了十字军，开始向小亚细亚进攻。自此人们才开始知道有欧亚两洲和内外的区别，从而统一了方向。对欧洲各国来说，这也是关系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它使各国人民思想统一，开始关心国家的利益。因此，欧洲人民知道了亚洲的存在，使各国人民知道了国家的存在。从1096年开始，十字军前后断断续续发动了八次战争，到1270年才宣告完全结束。

十字军虽然兴起于人们对宗教的热忱，但因其历时达两百年之久，且未成功，以致人心生厌。各国的君主也逐渐认识到争夺政治权力的重要性，与其远征亚洲领土，还不如在欧洲境内开疆扩土，因此，再没有人愿意参加十字军了。经过这一时期的多次战争，人民的视野也有所扩大，并且也理解到在国内完全可以谋生，因而厌恶了远征。就这样，各方面对远征的热情消失得无影无踪，十字军也终止了它的使命。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种结局十分可笑，但当时欧洲的野蛮人在看到了东方的文明之后将其吸取到本国，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同时，由于人们知道了东西方的对立和内外的区别，从此奠定了国体。

在封建时代，一方面，由于各国君主都是徒拥虚位，因此他们的内心并不平和；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人民的智慧逐渐提高，不愿再受贵族的束缚，因此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反抗的情绪。例如，15世纪末期，法国国王路易十一推翻了贵族，恢复了王权。虽然后人在评论路易十一的时候似乎都认为他狡猾奸诈、行为卑鄙，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我们必须将时势变迁的因素考虑进去。在过去，君主完全依靠武力统治社会，然而在今天，智力取代了武力，计谋代替了军队，权术取代了暴力，君主必须巧妙地运用各种策略，或用劝谕，或用引诱。如果这样行事，即使这种人卑鄙奸诈，但客观来说，他的目标比较远大，有重文轻武的风范。在这个时代，王室集权的现象并不局限于法兰西一国，英国、德意志、西班牙等国莫不如此。不仅各国君主极力实现集权，而且人民也想借助王室的权力消灭贵族，因此形成了君民协力打倒贵族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政令逐渐统一，初步形成了政府管理国家的体制。而且，在这个时期，弓马之术渐被废弃，火器的使用日趋盛行，人们再也不畏惧匹夫之勇了。同时，刻板印刷技术的推广也为人类社会开辟了一条传达意志的新道路。随着人们智慧的迅速发展，事物的格局也急剧变化，武力退位，智力占据了上风。封建武士的权力日趋衰落，失去了立足之地，宛如空中楼阁一般。大致说来，这个时期的总体趋势是国家权力逐渐向一个中心政府集中（国家政权的统一）。

长期以来，教堂专横跋扈，仿佛以前的专制政府，虽然内部已经腐败不堪，但仍抱残守缺，不知变通。在当今社会上，民智渐开，人民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愚昧迷信，读书识字已不再是僧侣的特权，普通人也开始学习知识了。既然人们知道学习，懂得寻求真理的方法，就必然会对事物产生怀疑，然而，“怀疑”二字正是教堂最大的禁忌。由于觉醒的人民和守旧的宗教势不两立，社会上终于掀起了宗教改革的浪潮。1520年，马丁·路德首倡改革宗教，背弃罗马教皇，提倡新教，震动了世界，从此宗教改革的浪潮势不可当。然而，当时的罗马教堂虽犹如气力衰弱的病狮，但狮子毕竟还是狮子，与新教这只猛虎斗得不可开交，胜负难分。在这场宗教斗争中，欧洲各国无数人失去了生命，最终创立了新的宗派——“新教”（Protestant）。斗争的结果是，新旧两教都未失去地位，马丁·路德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新教却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斗争的残酷性可见一斑。从斗争的目的来看，双方都不是在争论宗教的正邪，而在争论是否允许信仰自由；不是争论基督教的是非，而是争夺罗马的统治权。可以说，这场斗争充分表现了人民争取自由的新风气，是文明进步的一种迹象（宗教改革是文明的迹象）。

从15世纪末开始，欧洲各国的政治权力逐渐集中于政府。最初，人民只是依赖王室，不懂得自己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君主又不得不借助人民的力量排斥贵族，于是，作为权宜之计，君主与人民俨然结成同盟，互相利用，甚至有些情况下政府还特地授予人民若干权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地位。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到16、17世纪，封建贵族已经销声匿迹，虽然宗教纠纷尚未平息，但国家大局已定，国家内部只剩下人民和政府了。然而，热衷于专权是掌权者的通病，各国君主也是如此。于是在这时，人民与王室之间便开始出现了争端，这种斗争最初是在英国开始的。这个时期，君主虽然有一定的权威，但由于人民纷纷从事工商业，积累了财产，还有不少人购买了贵族的土地而成为地主。由于这些人既有土地和财产，又善于经营，终于垄断了全国的商业，成为国家财富的实际主人，因此开始反对王室的专制制度了。在过去，人民曾以罗马教皇为敌进行了宗教改革，而今天形成了以王室为敌实行政治改革的局面。从事情的本质来看，两者虽有宗教和世俗之分，但在宣扬独立自由的风气、促进文明进步这一点上，则是完全相同的，可能是以往自由城市的精神又逐渐复兴起来了。1625年查理士一世即位后，民权学说和宗教的争论愈演愈烈，政府忽而召开议会，忽而关闭议会，反反复复，争论不断。1649年，英国终于废除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政体。然而这只是昙花一现，后来又几经周折，直到1688年威廉三世即位，才根据自由民主的原则，大刀阔斧地改革了政府的方针，确定了君民同治的政体，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17世纪初，法国处于路易十三时代，由于首相黎塞留的支持，王室的权威得以加强。1643年路易十四继承王位时，年仅五岁，尚不知国事，虽然国家内外事务不断，但国力并未削弱。路易十四成年后，励精图治，使法国逐渐强大起来，不仅威服海内，并且屡次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路易十四在位七十二年，王室的权威达到极点，然而在他晚年时期，政纲松弛，军威渐衰，王室已经露出了衰微的迹象。路易十四的衰老，不仅是他个人的衰老，也可以说是欧洲王权的普遍衰退。到了路易十五时代，法国政府已经混乱不堪，腐败至极，到了崩溃的边缘，与之前的强盛相比，简直判若两国。然而在政治极度腐败的时期，法国的文明却得到了空前未有的进步。在17世纪，学者的议论中并不是没有自由思想，但这些见解都过于狭隘，直到18世纪，法国文明才焕然一新，宗教、政治学、自然科学、哲学理论等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研究的范围极为广泛。经过一系列的研究、质疑、分析和试验，人们思想得到解放，不再受到任何阻碍。大致来说，这个时期的法国，王室政治慢慢腐朽衰落，人民的思想则由于追求进步解放而生气勃勃，王室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矛盾激化的结果。英国是在17世纪中叶爆发了革命，法国大革命则是在18世纪末期，虽然两者前后相差百余年，但其爆发的原因和所导致的结果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以上是对西方文明的大致介绍，详情细节请参阅《文明史》译本，学者们如果能将本书的前后全面地联系起来，反复研究，相信会收获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