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德与智的区别

第六章　论德与智的区别

在以上各章中曾把德智二字当做一个词，说明了文明的进步与社会总的德智发展情况有关。本章将分别说明德和智两者含义的区别。

德就是道德，西方叫做“Moral”，就是内心准则的意思，也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真诚、问心无愧。智就是智慧，西方称为“Intellect”，是指思考事物、分析事物和理解事物的能力。此外，道德和智慧还各有两种分类：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诚实、谦逊、纯洁、严肃等叫做私德；凡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为社交行为的，如公平、正直、廉耻、勇敢等叫做公德；探索事物的规律，并能顺应这个规律的才能，叫做私智；能够分清事物的轻重缓急，观察其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才能，叫做公智。因此，私智也可称作机灵的小智，公智则可叫做聪明的大智。这四者当中，大智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才能，就不可能将私德私智发展为公德公智，反而会产生公私相悖、互相抵触的情况。古往今来，虽然没有人明确讨论这四者的区别，但仔细琢磨学者的言论或一般人的日常谈话，便会发现区别确实是存在着的。孟子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人心之四端。扩之则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意思就是说要把私德扩大到公德。孟子又日：“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意思是说要观察时势的缓急，把私智扩大为公智。在社会上也有类似的话语：某某人在社会上真是一个能干的人物，工作非常出色，然而私生活太不像话。这就是说有些人虽然在公智公德上虽没有缺点，但在私德上是有欠缺的，法国宰相黎塞留就是这样的人。还有一种说法：某某人不论是围棋、象棋还是珠算，样样精通，但他只有小聪明，没有大见识。这样的人是典型的有私智而无公智者。既然上述德智的四种区别是学者和一般人所公认的，那么，它就是一种普遍的区别了。下面再进一步讨论其作用。

如前所述，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才能，就不能将私智发展为公智。例如，下棋、玩牌、打球等技艺是人的技能，研究物理、机械等学术也是人的技能，虽然同样要花费精力，但如果权衡事情的轻重大小，从事重大而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人的智慧发挥的作用就较大。或者，即使不是亲自动手，但能洞察事物的利弊得失，如同亚当·斯密论述经济规律能够引导人们进一步走向富裕的道路一样，这就是发挥了智慧的最大作用。所以说，没有聪明睿智的见识，就不能从小智发展为大智。有些士君子说什么“大丈夫志在天下，区区庭院，何足挂齿”，这些人对治国平天下之道大有心得，但却不能修身齐家。还有些人洁身自好，两耳不闻窗外事，甚至还有杀身而无裨益于世的人。这些人极不明智，不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分不清轻重缓急，失掉了修德的平衡。由此可见，德智是受聪明睿智驱使的，就道德来论也可以叫做大德。但是，如果根据社会上一般通用的字义，这不应该叫做道德，因为一般人们所认定的道德专指个人的私德。考其意义，无非是古书里的温良谦恭、无为而治、圣人无梦、大智若愚、仁者如山等等，也就是说，道德存于内而不是形于外。西方称之为“Passive”，是指对于事物采取被动而不采取主动的意思，这似乎只把排除私心作为主要目的。虽然经书讲述的并不全是被动的道德，其中也有活泼生动的成分，但是全书给人的印象就是劝人隐忍屈从。此外，神佛两教的教义中所讲的修德也是大同小异。我国人民在这种教育的熏陶之下，其一般概念中的道德必然非常狭隘，也就不可能包括聪明睿智等才能。正确理解文字的含义，不要拘泥于学者的定义，而要广泛地考察广大群众的看法，根据群众的理解来解释。例如“舟游山”这个词语，如果从字面来看，就无法讲通，但根据一般的解释，这个词语并不包含到山上游逛的意思。“德”字也是如此，学者解释的意义很广泛，但按一般人的解释就不然了。一般的人，看见静心修行的山寺老僧，就尊崇他为有道德的高僧，但对擅长经济、物理、理论等学问的人却一定不称之为有德行的君子，而称为才子或智者。又如，对于古今成就大事的风云人物，人们称之为英雄豪杰，对于他们的道德，却只称赞私德，对于更可贵的公德，反而遗忘了，好像它们不在道德之内一样。由此可见，一般人对于“德”字的解释是何等的狭隘！这大概是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虽然知道德智的四种区别，但有时似乎忘记了，使得一般的社会风气只重视私德。因此，我也像社会上的一般人一样来规定字义，把聪明睿智的作用归入智慧之内，而缩小普通道德的范围，只限于被动的私德。在第六、七章里所讲述的“德”字，都是按照这种含义解释的，所以，在比较智慧和道德的时候，认为智慧的作用是重而广的，道德的作用是轻而窄的。虽然这也可能有些偏见，但是学者如果能够理解之前的解释，也就不会产生困惑了。

在未开化的环境下，私德是教化人民的最好手段，人民也服从这种教化，不仅我国如此，世界各国也都如此。在刚刚摆脱禽兽世界的时代，民智未开，由于忙于制止粗野残暴的举动，缓和人心，使人类过安定生活，也就无暇顾及人与人之间另外的复杂关系。另外，在原始时代，人类的物质生活，诸如衣食住等，都比较简单。然而，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与人的关系渐渐复杂起来，只用私德一种手段来支配人类世界已经不可行了。由于古来的习惯和人类天生喜欢守旧和苟安的惰性，道德也就总是产生偏袒，不能保持平衡。本来，私德的内涵是传之万世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纯粹最完美的东西，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运用私德的场所在变，运用的方法也在变化，例如，饮食是人类不变的需要，可是在古代，只有从手直接到口这一个方法，到了后代，饮食方法出现了千万种变化。又如，私德之于人心，如同耳目口鼻之于人身，根本不存在有用或无用的问题，只要是个正常人，就不能没有耳目口鼻，除非整个社会都是身体残缺不全者，否则就没有讨论耳目口鼻有用无用的必要了。既然不是残缺不全，也就无须喋喋不休了。不论是神儒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是在民智未开的时代所倡导的宗教，在那个时代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如果全世界人类十之八九的智力尚未开化，那么道德的教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或者为此还要争论一番。（儒教是教人以诚为贵，神佛之教是劝人真心虔诚，这对无知的人民来说是最紧要的事情。例如，对于智力尚未发育的儿童，或者不学无术的愚民，如果告诉他们道德并不是可贵的东西，他们就会发生误解，认为道德是下贱的东西，只有智慧才可贵。甚至有时候还会误解智慧，发生抛弃美德而追求奸智的错误。这样一来，就可能破坏社会上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因此，必须对这种人反复强调道德问题。但是，如果把追求虔诚的私德作为人类的本分，以私德控制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其后果也将十分可怕。因此，必须根据时间和地点来分析，以便达到崇高的境域。）然而，文明的本旨不能停滞在上古时代的原始状态，而要随着人事的日渐繁杂而不断前进。在饮食方面，现代人已经不能满足于用手直接到口的方法，只要知道人有耳目口鼻并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那么也就自然会懂得只修私德并不是真正的做人之道。文明的特点是人事纷纭，人际交往越频繁，思想活动也就越复杂。如果认为仅仅用私德就可以处理社会事务，那么，看到目前妇女的德行就大可放心了。中国和日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妇女，要温良谦恭、诚实守信、言行端正，而且能够处理家务，但是，为什么人们不让她们承担社会公务呢？这是因为处理社会问题不能仅凭私德。总之，我并不是轻视私德，认为它是生活小节，而是不赞成我国人民一贯地过分强调私德的作用，把它当做议事的标准。我也不是说私德无用而把它抛弃，而是主张在提倡私德的同时，更加强调德智的作用。

道德和智慧就如人思想的两部分，各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缺少一者，就不能算作完人。然而，古往今来的学者十之八九违背了事实，片面地提倡道德，忽视了智慧，甚至有人竟认为智慧是完全无用的东西，这是极端的错误！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是最令人忧虑的问题。然而，在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时，却又遇到了一个困难。在如今社会上，要讨论智慧和道德的区别，就必须首先划清两者的界限，分别指出其作用的所在。但是，在一些头脑简单的人看来，这种说法是轻德重智，贬低道德，因而心怀不平，或许还会有人认为这种议论就是宣扬道德无用论。本来，德智是社会文明进步必不可少的东西，犹如粮食蔬菜和鱼肉是人身不可缺少的营养一样，现在提出德智的功用，讨论智慧的重要性，正如劝告素食者吃肉一样。劝人吃肉，必须说明肉的优点，讲解粮食蔬菜养料的不足，更要阐明菜肉并用互不相悖的道理。如果素食者片面地领会了这个道理，只吃鱼肉而不吃粮食蔬菜，那就糊涂到极点了。我想，古今有识之士并不是不知道德智的区别，只是唯恐发生误解而故意避而不谈。然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合乎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误解，即使十人当中偶尔有两三人误解，也比不谈好。因为怕二三人误解而妨碍了七八人见识的增长，这是不明智的。唯恐世人产生误解而把应该发表的议论隐藏起来，或者粉饰自己的见解，使人分辨不清，玩弄一套见风使舵的手段，这简直就是蔑视人类的行为。人类的智愚不会太过悬殊，世人虽愚，尚能分清黑白。那么，主观地认为世人愚昧，或臆测尚未发生的误解，而隐藏事情的真相，岂不是有失博爱之道吗？这不是君子的行为。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毫无顾虑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至于对与不对，可以任凭他人来评价。这就是我之所以喜爱辩论和讨论德智区别的原因。

道德是存在于人心的东西，不是外在的行为。修身与慎独都是和外界无关的，例如，无欲、正直虽然是道德，但如果因为惧怕他人的诽谤或攻讦，而勉强做出无欲和正直的样子，那就不是真正的无欲和正直。诽谤和攻讦都是外界的东西，被外物所制约就不能称为道德。如果这也算是道德，那么，即使做了贪污枉法的行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不被社会所察觉，也就不算是违背道德了。这样的话，伪君子和真君子就没有区别了。因此，道德是一种不受外界事物干扰的东西，它存在于内心，不顾世人的褒贬，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智慧和道德不同，它受外界事物影响，考虑其利弊，如果某种做法不利，则另寻他法；自己认为便利，而多数人认为不便利，就应立刻改变；曾经是便利的东西，如果有了更为便利的，就应选择这个更便利的东西，例如马车比轿子便利，但如果懂得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就应当制造火车。无论是制造马车，还是发明火车，都是研究其利弊而采用更有利的工具，这就是智慧的效用。智慧和外界事物接触，适应情况灵活变化，与道德完全相反，是一种外在的作用。有德的君子独坐在家里，也不能说他是坏人，可是如果智者丝毫不与外物接触，那么就是愚人了。

道德是人的重要品质，它首先能够对一家人产生影响。如果主人品质端正，这一家人就自然趋向正直；父母为人谦和，子女的性情也自然谦和；亲戚朋友之间偶尔彼此规劝，也能遵守道德的准则。但是，仅仅通过规劝来使人为善的作用毕竟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道德是不可能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智慧则不然，如果有了新的发明了，一旦公之于众，立刻就会引起轰动，如果是更大的发明，那么一个人的力量也可能改变世界的面貌。例如，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改变了全世界的工业面貌；亚当·斯密发现了经济规律，使全世界的商业为之一新。传播的途径多种多样，可以通过口述，也可以利用书面文字。听到别人口述或者看到著作而能实地施行的人，也就和瓦特、斯密一样睿智，昨天的愚人可能成为今天的智者，世界上也许会出现千万个瓦特和斯密。智慧的传播速度之快、推行范围之广，绝不是用一个人的道德规劝家人朋友所能比拟的。有人说，托马斯·克拉逊通过毕生努力废除了贩卖奴隶的法律，约翰·华德以一己之力消除了监狱的黑暗，不能不说是功德无量，这都是道德的力量。诚然，这两人化私德为公德，实在是功德无量。然而当两人经历千辛万苦，克服艰难险阻，终于感动社会，完成这些伟大事业的时候，与其说是私德的功绩，不如说是智慧的作用。两人的功绩虽然伟大，但是根据社会上一般人的观念来解释，单纯的道德不外乎是舍身救人的行为。假如有一个人为了救落井儿童而牺牲了生命，约翰·华德为了拯救数万人也牺牲了生命，这二人的恻隐之心是没有大小之差的，所不同的是，前者拯救了一个儿童，后者是为拯救数万人；前者立了一时的功德，而后者留下了万代的功绩。至于在牺牲生命上，两人是没有轻重之分的。约翰·华德依靠聪明睿智发挥了私德的作用，扩大了功德的范围，所以才能拯救数万人，留下万代的功绩。因此，拯救落井儿童的人只有私德，而缺乏公德公智，华德则是公私德智兼备的人。私德如同生铁，智慧如同锻造，未经加工的生铁只不过是坚硬沉重的东西，如果经过锻造，加工成锤子或铁锅，就具有了锤子和铁锅的功能。如果再进行加工，制成小刀或锯子，就有小刀和锯子的功能。如果再经过精巧的加工技术，巨大的材料可以制成蒸汽机，精细的材料可以制造表弦。大锅和蒸汽机孰精孰糙，每个人自然明了。为什么蒸汽机功能多而且可贵呢？并不是因为材料的不同，而是技术的可贵。从原料来看，大锅、锤子、小刀、机器等都完全相同，然而之所以产生了贵贱之分，是由于加工的程度不同而已。德智的对比也是如此，不论是拯救儿童的仁人，还是拯救数万人的约翰·华德，他们本身的道德是没有轻重大小之分的。但是，华德对道德进行了加工，扩大了它的功能，这个加工就是智慧的作用。因此，评论华德的为人，不能简单地称他为有德的君子，应该称他为德智兼备，甚至是冠绝古今的智者。如果华德缺乏智慧，一辈子只是蛰居斗室，诵读圣经，他的德行也许能感化妻子，也许连妻子都感化不了。如果这样的话，他又怎能心生宏愿，破除了整个欧洲的坏风气呢？所以说，私德的功能是有限的，智慧的作用则是无限的，只有依靠智慧的作用，道德才能扩大感化的领域而发扬光大。

自古以来，道德问题就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基督教十诫：第一，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除了耶和华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不可拜偶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当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不可贪夺邻人的房屋、奴仆、牛等一切财物。儒教的五伦是：第一，父子有亲，即父子相亲；第二，君臣有义，即在君主和臣仆之间要遵守道义；第三，夫妇有别，即夫妻不可过于亲近，有伤风化；第四，长幼有序，即年轻人要尊长敬老；第五，朋友有信，即朋友之间要互相守信。这十诫和五伦是圣人规定的教义，几千年来从未改变。自古以来，虽然有德之士辈出，但对于这些教义只不过是加以注释，并未另外增加。宋朝虽盛行儒教，但也未能变五伦为六伦，这就是道德条目虽少而永不移易的佐证。古代圣人不仅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些教义，而且还教化了别人，后人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超过圣人。正如雪是白的，炭是黑的，这是无法改变的。关于道德的问题，好像是古人作出了结论，后人只能遵守，别无他法，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和孔子以后没有圣人的原因。因此，道德一直没有改进，上古的道德和今天的道德在性质上并没有变化。智慧则不然，古人知其一，今人则知其百；古人感到奇怪的，今人则认为可笑；古人所恐惧的，今人则轻蔑它。智慧的领域日益广阔，从古至今的发明创造不胜枚举，今后的进步也将是无法估量的。假如古代的圣人听到现代有关经济和商业的学说，或者乘坐现代轮船横渡重洋，或者瞬息之间通过电报知道万里以外的新闻，等等，一定会万分震惊的。无需让他们见识蒸汽机的神奇，就是造纸术和木版印刷术也足以让他们五体投地了。造纸、印刷、蒸汽机、电报等技术是后人发明的，这些发明创造是古代圣人做梦也未想到的，也并不是仅听圣人所讲的道德就能实现的。因此，单从智慧的层面来说，古代圣贤的智慧不过是今天的三岁儿童而已。

道德不是能用有形的事物传授的，能否学得，在于内心的努力。譬如，“克己复礼”这四字，即使教人知道它的意思，也不等于传授了道理，而必须进一步阐明这四个字的内涵：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复礼就是遵守具体的礼节。教师能够做的就是反复仔细地说明这个道理，以后就在于各人的修养，或阅读古人的著作，或效仿今人的德行。这就是道德的教化，也就是以心传心。教化本来是无形的，教化的效果也是无法测验的。例如，有的人明明是在放纵私欲，自己却认为是克制了私欲，有的人明明做了非分之事，自己却认为是安分守己。他们是否这样认为，教师完全无能为力，关键在于他们自身的态度。因此，在听到克己复礼的讲解之后，有的人获得了启发，有的人却产生了误解，有的人采取了蔑视的态度，也有的人虽然了解却故意装模作样以欺人，情况千差万别，真伪异常难辨。如果有人相信自己所误解的一套，而把假的克己复礼信以为真，或者虽然蔑视这条教义，表面上却伪装欺人，别人也是无可奈何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约束的准则，只能告诫他们“要扪心自问”、“小心遭天谴”等等，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问心和畏天都是内心的事，真怕天报或假怕天报也不是从外表上所能看出来的，这就是社会上出现伪君子的原因。更为可恶的是，有的伪君子在听到不道德之说后不但能够理解其意义，而且还能高谈阔论，或聚众议论，或注解经书，其理论似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表面来看，人们很可能把他当做一个圣人，但若观察他的实际行为，就会吃惊地发现他的言行不一，他劳心劳力制造假象的行为是多么的可笑！例如，韩愈上佛骨表以谏天子的时候，俨然是个忠臣，及至贬谪潮州，仍作诗文以泄忠愤，然而后来他却向京都豪门致书，卑躬屈膝地请求再度出仕，可谓十足的伪君子。古往今来，不论中国、日本还是西方，这样的人不乏其数。在高谈阔论的人中，有巧言令色、贪财好货之徒，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中，也有欺上瞒下、仗势欺人之辈，这类小人正是利用了道德准绳的缺失来恣意妄为。这种情况证明了道德是无法有效地约束人的。（书经有今文古文之分，当初秦始皇焚书坑儒，书经也被焚毁，及至汉文帝时，济南老学者伏胜将自己记忆的二十九篇著书成文，公之于世，称作今文。后来，人们在拆毁孔子故居的时候发现了旧本，称之为古文。在现存于世的五十八篇书经中，有今古文各二十九篇。但如果将二者作以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的体裁完全不同。古文平易明白，今文晦涩难懂，两者的文义语气也截然不同。在任何人看来，这根本不是焚书坑儒之前所流行的同一本书，其中必有一种是伪作的。从孔子故居中取出的古文是在晋朝才流传于世的，在这以前，汉代书中有一篇诸儒广为引用的秦誓，在晋代被认为是伪书而废除了。由此看来，书经的来历还有待于考证。然而到了后代，人们的信仰逐渐巩固，全都认为这是圣人的著作。蔡沉在书经集传的序里写道：圣人之心，见于书。他的意思可能是不必讨论古文今文的区别，只要书中的记载合乎圣人的意旨，就可以视为圣书了。由此可见，在今古两文中必有一种是后人为迎合圣人的意旨而伪造的，这说明社会上不但有很多伪君子，而且竟然有人伪造圣人的著作。）智慧则不然了，社会上的智慧丰富多彩，不但可以不经传授而相互学习，也可以自然地引导人们进入智慧之门，这与道德的感化没有差异。但是，智慧并不一定单靠感化的方式来发展它的力量，而完全可以明显地看见它的迹象，通过有形的事物进行学习。例如，学习加减乘除的方法，就可实际地运用加减乘除；懂得水沸腾变为蒸气的道理，再学习利用蒸汽机机工作的原理，就能够制造出蒸汽机，并且它的功用与瓦特制造的机器是一样的。这就叫做有形的“智育”。由于智育是有形的，测试规律也是有形的，因此，在教人智慧之后，可以进行实际的测验，如果经过测验仍不能实地使用，可以再教导他实地使用的方法。总之，任何智慧都可以用有形的事物进行教导。例如，数学教师在教学生“十二除以二等于六”的算术，如果要测验学生能不能实地运用，就可以给学生十二个球，让他们分成两份。如果学生把球分成八与四的两份，说明他们还没掌握这个算法，还要老师继续讲解。如果学生这次能把十二个球等分为各六个，这一课就算教完，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也就和教师一样，仿佛社会上又出现了一个教师。因此，智慧的传习与试验是可以观察的。再如，试验商业能力，可以使其买卖物品而视其盈亏；试验航海技术，可以使其驾船航海；检验医术如何，可以看病人是否痊愈；观察家庭的贫富，可证明经营头脑的高低。诸如此类，逐一观察其实际情况，就可了解是否真正掌握了技术，这就是“有形智慧试验法”。由此可见，智慧是不可能伪装而欺骗世人的，伪君子虽然能伪装成正人君子，但是愚人却不能伪装成智者，这也正是为什么世上伪君子多而伪智者少的原因。还有这样一种情况：有的经济家能够畅谈天下的经济却不能打理自家事务，有的航海家理论高明却不会驾驶船只。这种人虽然懂得知识，但仍是伪智者，因为社会上一切事物的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然而道德领域却缺少可以检验理论和实践是否一致的准绳。在智慧的领域内，即使有夸夸其谈者，仍有检验其真伪的方法。航海家不能驾船，经济家不善料理家务，这种人必定是尚未掌握真正的知识，或是另有妨碍其发挥知识的原因，例如，航海家身体虚弱不能驾船，经济家生活奢侈等等。但是，不论是技术本身有问题或是有妨碍技术发挥的原因，都是有形的，要查明其情况，证实是否真正掌握了技术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在证实真伪之后，就可以因人而异地学习，或从旁讲解教导，或由自己钻研学习。总之，在智慧的领域里，没有伪智者的立足之地。由此可以知道，道德不能以有形的事物教人，也不能以有形的事物进行考察，只能在无形中感化人，而智慧却能以有形之物教人，以有形之物进行检验，同时又能在无形之中感化人。

道德不是停止不动的，而是根据内心的努力与否有所进退的。例如，两个生长在农村的少年，性格都是一样的朴素诚实。为了经商或求学，他们来到城市。刚开始时，他们共同择友而交，择师而学，也曾慨叹过城市的人情刻薄。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一个人改变了原来朴实的农民本质，沾染了城市的浮华，行为放荡堕落，以致贻误终身；另一人则不然，日省其身，品行始终如一，未尝失去纯朴的本性。这样一来，两个人的德行显然有了天壤之别。其实，从在东京求学的学生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如果这两个少年都是诚实的人，一直生活在故乡，天长日久，他们也都将成为有德的老实人。可是，在中年以后，一人变成了无德，另一人则能善保其身，这是为什么呢？并不是两人的天赋不同，他们交往的人相同，求学的内容也相同，所以不能归咎于教育。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们的德行差别如此悬殊呢？这是因为其中的一人在道德上忽然改变了方向，步步后退，另一人则始终保持原来的品质。后退或前进的原因并不在于外物作用的强弱，而是在内心修养上有了努力与不努力的差别。例如，有人在少年时代放荡不羁，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以致无人理睬，在社会上几无立足之地，后来，他突然悔悟，改邪归正，开始兢兢业业，变成了一个有用之人。显然，这种人一生的行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后判若两人，犹如在桃木上嫁接梅枝一样，但见梅花满树，而无从辨识其根本为桃木。社会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从前的恶徒现在吃斋念佛，流氓赖汉变成了诚实的商人等等。这些人之所以回心转意，并不是受到了别人的教诲，而是由于内心的觉悟。又如，往昔熊谷直实杀害了平敦盛之后，放下屠刀，皈依佛门；一个猎人打死了怀孕的猿猴后，挂起猎枪，终生不再打猎等等。熊谷既然皈依佛门，就是念佛的僧人，而不是往日的凶恶武夫；猎人既然弃枪执锄，就是善良的农民，而不是从前的杀生之人。从武夫变为僧人，从杀生之人变为善良的农民，这种转折并不需要别人教导，而是在一转念之间就可以完成的。德与不德的差别就在一瞬间，而智慧就迥然不同了。人刚出生的时候都是一张白纸，不学习就不能进步。如果把婴儿放在杳无人烟的荒野里，即使不被饿死，其智慧也必然和禽兽相差无几，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连黄莺筑巢的本领都学不会。因此，人的智慧完全在于教导，如果教导有方，前途将是无可限量的，并且，智慧一旦有了进步，就不会再倒退了。例如，两个少年天赋相同，如果教导有方就可以共同进步，如果两个人的进步有差异，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天赋不同，或是教导方法不同，或是两人的勤惰不同造成的。智慧的形成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的，即使条件具备了，也绝不可能由于内心的努力而马上成为智者。昨日的赌徒虽然能变成今天的僧人，但是，若不与外界接触，人的智愚决不会在一朝一夕间发生变化。再如，去年的拘谨之人可能在今年变成了放荡者，失去了拘谨的形迹，但是，如果不是患了健忘症，人获得的知识是不会消失的。孟子说的“浩然之气”，宋儒说的“一旦豁然贯通”，禅家的“悟道”，都是属于内心无形的功夫，是无法见其形迹的。在智慧的世界里，绝不会因豁然开朗而就像浩然之气那样具有巨大的功用。瓦特发明蒸汽机，亚当·斯密首倡经济学说，并不是瞬间豁然领悟的，而是经过了经年累月的研究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纵令达摩祖师面壁九十年，也不能发明蒸汽机和电报；即使现在的古典学者们读破万卷经书，掌握了以无形的恩威治民的良策，也不能立刻通晓现代世界通行的经国济民之道。所以说，智慧是通过学习进步的，不学习就不会有进步，已经学会，就不会退步，而道德就截然不同了，它既难学又难教，并且是与内心的努力与否而共进退的。(www.xing528.com)

社会上的道德家曾经说过：道德是世间一切的根本，社会上的任何事业，若不依靠道德，就不会成功，如果有了道德修养，就会无往而不利。因此，道德是不可不教、不可不学的，为了修积道德，社会上的一切事业都可以暂时放下。世上如无德教，则如暗夜无灯，无法辨清前进的方向，西方的文明就是德教的成果，非洲的野蛮和亚洲的半开化也是修德不同使然。德教犹如寒暑，而文明如同寒暑表，德教一有变化，文明就会立刻起反应，道德增长一分，文明也随之上升一度。这些道德家无不在为不德而悲叹，为不善而忧伤，或主张容纳基督教，或主张推广佛教，或主张恢复业已衰微的神道等等，儒家有儒家的见解，国学家又有国学家的论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忧伤焦灼情况，犹如水火即将近身，狼狈至极！对此我有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可以考虑事物的极端，但不能将此作为议论的唯一目标。虽然不善不德的极端情况也好像是燃眉之急，但只挽救这一方面的缺陷还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只获得了从手直接到口的食物还不是人类的全部生活一样。如果以事物的极端作为议论的目标，那么德教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假如，现在只以德教作为文明的根本，全世界的人们都诵读《圣经》，除此之外，无所事事，那将会怎样呢？如果盛倡禅家不立文字之教，使天下人们都忘了文字，又该怎样呢？如果有人只知背诵四书五经，专习忠义修身之道，缺乏基本的谋生技能，那么，他能算是一个文明人吗？如果一个人舍弃了正常的欲望，甘愿忍受艰苦，不问世事，他能算是个开化了的人吗？又如，常见路旁有三只石猴雕像，一只蒙着眼，一只遮着口，一只堵着耳，这可能寓意着不见不闻不言的忍耐之德。如果按照这种意义解释，那么人的口耳目便成了不道德的媒介了，好像是上天赋予了人类不道德的工具一样。如果口耳目是有害的，那么手脚也就成了做坏事的工具了。如此看来，盲聋哑者也不能算作完全的善人了，因为他们的四肢尚且存在。如果这样合理的话，与其创造这些残缺不全的生物，倒不如让世界上根本没有人类，这样才是尽善尽美。这难道就是造化的规律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一心诵读《圣经》的人、信仰不立文字之教的人、尊崇忠义修身之道的人、舍弃肉体情欲的人，都是对德教坚信不疑的人。这些忠实的德教信徒纵然是无智的，也不能因此责备他们是坏人。无智是智慧的问题，和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如果极端地从德教上来看，凡是缺乏私德的人都是坏人，德教的目的似乎只在于减少这种坏人。但是，如果广泛地考察人的心理，并详细分析他们的行为，就有理由相信单单减少坏人并不是真正的文明。例如，现在比较一下农村人和城市人，虽然很难确定其私德孰多孰少，但是，一般的社会舆论认为，乡村的风俗纯朴善良，即使有人不喜欢农村人，也不会因此认为乡村的道德淡薄而城市的风气纯厚。同样的道理，以上古与近世比较，或以儿童与大人比较，也是如此。但是，一涉及文明的问题，则无人不认为城市比农村文明，近世比上古文明。由此可见，不能以坏人的多寡作为衡量文明与否的标准，同时也可以证明，文明的根本并不在于私德。但是，由于那些道学家们从一开始就陷入极端，思想狭隘，不知文明的宏大与复杂，不知其动向与进步，不知人心的变幻莫测，不知德智的公私之别及相互制约和相互均衡的关系，更不知把一切事物综合起来全面地判断得失，只一心一意地想减少社会的坏人，结果陷入了错误的深渊：要使现代回归到上古，都市变成乡村，大人变成儿童，众生变成石猿。本来，神儒佛教和基督教的本旨并非如此褊狭，但在一般传教士和信徒的误解下，终于产生了这些弊端。这种情况恰如一个胃酸严重过剩的患者无论食用任何事物，都会将其酸化而不能获得营养成分，不是食物之罪，而是疾病使然，学者们必须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寻究那些有识之士，就可以知道，他们之所以深忧世间的不道德，是因为他们把社会上的人都看做坏人，力图挽救这种颓势。这种仁慈的心肠本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把世人一律称作罪孽深重的坏人，就不恰当了。人生在世并不是只做坏事，古往今来，任何善人也不能保证毫无恶行，任何坏人也不能不做一点好事。人的行为总是包括善恶两方面，而善的方面总要多一些。正因为善行较多，社会文明才能不断进步，而且，这些善行并不完全是由德教的力量产生的。人心的善恶，在于内心的努力，并不是他人可以任意左右的，引诱他人作恶的企图未必都能得逞，诱人为善的想法也未必都能实现。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在教化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就有善人，智力尚未发达的儿童也大都是诚实的，德教的最大目的在于不妨碍善良的发展。家人朋友间进行劝善规过，并不是从外部输入人的天性中没有的东西，而是教会人们怎么排除善良发展的阻碍，回归自己固有的善良本性。因此，道德不是单纯依靠人为的教诲就可以完成的，而在于人的自我修养。在本章的开头已经说过，所谓德行，是被动的私德，其根本就是要彻底去掉一个人的私欲，心地纯洁，不贪财、不盗窃、不欺诈、不慕虚名，为了诚实甚至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也就是所谓的牺牲精神。那些贪婪奸诈、穷凶极恶的不道德行为是无法与牺牲精神相提并论的，但在人的品质中，这种不德的恶心和这种牺牲的善心之间还夹杂着许许多多的情况。如前所述，德智的内容可以分为四类，若再详细分类，将会更加细化。同样，如果把善恶比做热和寒的两极，中间不但有春秋，还有薄暑和微寒，总之，冷暖之间有着无穷的层次。如果人类能够保全天性，就能及早摆脱极寒的恶心而居于高尚的地位吗？人没有盗诈之心是理所当然的，根本就不能算是人类的美德。那些贪婪奸诈、穷凶极恶之人，徒具人之名而无人之实。如果内心存在恶毒的思想，则必定为社会所不齿，如果这种思想体现在行动上，必然会遭到法律的制裁。总之，因果报应都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说是内存劝善之机，外备惩恶之具。然而，如果现在只教人以私德，以这种德教笼络人心，仅仅使人类努力避免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将会使得智力衰退。实际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蔑视人，压制人，阻碍天性的发展。人心一旦受到压制，就很难重新振作起来。如“一向宗”之流，自称“凡夫”，专心致意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企图以他人之力求得极乐的来生，除此以外，无所事事。汉学家醉心于孔孟之道，一生都在颂赞经书；皇学家信仰神道，一心钻研古代典籍；洋学家们迷信基督教，除诵读圣经以外也毫无事事，完全忽视了日新月异的学问。这些人都是“一向宗”之流。当然，他们信其所信，各修一己之德，可以美化人间的风气，对社会也是有所裨益的，因此并不能责怪他们毫无用处。然而，文明事业就像是德智的担子，人人都应承担，信教而修一己之德只是挑起了担子的一头，而忽视了另一头，还是难逃不作为的责难。这恰如有脑袋而没有神经，保全了头颅而失去了手臂一样。这种人还没有尽到人类的本分，没有完成人类的天性。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私德不是可以依靠他人的力量而轻易养成的。即使可能养成，没有智慧也是徒然的。德和智是相辅而成的，无智的道德等于无德。现在，为什么有的学者笃信基督教而认为神儒佛教迂腐呢？是因为宗教有正邪之分吗？宗教的正邪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姑且不论。如果就宗教对人民的思想所起的功效来看，基督教也未必永远有效。欧洲的传教士到东方各国和其他地区传教，劝说当地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例子，历来已有不少。然而直到今天，土人依旧是从前的土人，其文明情况无法媲美欧洲。一群赤身裸体、不知夫妻区别的土人聚集到教堂，给一母多父所生的孩子举行基督正教的洗礼，只不过是改变了宗教信仰的仪式而已。即使在某一地区偶尔有了文明的开端和进步的迹象，也不过是传教士传授的文学技术的结果，绝不是单纯由于宗教关系而产生的。因此，宗教只是表面的仪式。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人民在神儒佛教的教育下，只是不能称作文明而已，从日本人民的心术来讲，不能说全是坏人，也有很多正直善良的人。从这一点来看，并不见得只有基督教有力量，神儒佛教还是有其力量的。那么，能说基督教对文明有益，而神儒佛教的道理迂腐吗？学者们的看法似乎有些前后矛盾。如果探究这种言论产生的原因，并认真分析这些言论，就可以发现，也许是因为基督教流行于文明国家，与文明相辅而行，而神儒佛之道流行于不文明的国家，未能跟上文明的步伐，所以才说神儒佛教迂腐而基督教有利吧。可是，宗教是否流行，并不在于宗教本身力量的强弱，而是在于装饰宗教、为宗教增光添彩的智慧的作用大小。西方各国信奉基督教的人大都受过文明教育，尤其是传教士，并不是只会读《圣经》，还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所以，大多数曾经到外国做传教士的人，不仅可以在本国从事法律工作，还可以在教堂讲道、到学校当教师。传教士因为法俗兼备，在传教的同时还能够教授学术技艺，提高信徒的智慧，因此，基督教才能和文明并行不悖。人们之所以重视基督教，信仰基督教，并不仅仅因为它信仰十诫，还因为传教士的言行适合于今天的文明。假使基督教的传教士不学无术，如同山寺和尚一般，即使其行为端正如圣人，朝夕不停地背诵经文，也不会有文明人士信仰它，即使会有信徒，也不过是手数念珠口诵阿弥陀佛的村妪野夫而已。在这类人的眼里，耶稣、孔子和大神宫没有什么区别，有时候甚至把狐狸也当做神仙来拜，听到连意思都不懂的经文，他们也能痛哭流涕。对于这种愚民，无论施什么教，都收不到文明的效果。即使强行向这些愚昧落后的人传授基督教，讲经说法，甚至用钱财诱导他们，虽然也许逐渐有人相信，但实际上基督教不过是佛教中的一个摆设而已。有识之士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是意见是招聘博学多才的传教士，在学习宗教的同时学习他们的文学技艺，提高我国的文明水平。有一点需要弄清楚，文学技艺是属于智慧的范畴，只要向有智慧的人学习就可能得到智慧，不一定非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不可。那么，有识之士认为基督教有利、神儒佛教迂腐的见解岂不是错误的吗？我并不是厌恶基督教传教士，只要是有智慧的人，只要博学多才品行端正，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普通的教师，都是可以的，我并没有爱憎之分。如果除了基督教传教士以外，世界上再没有正直智慧的人，当然一切事情必须向传教士学习。然而，在广阔的世界里，基督教并不是正人唯一的所在，博学正直的仁人君子不乏其数，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为什么非要向基督教学习呢？所以，宗教本身没有什么利弊，只是由于信教人的智慧高低而使宗教的价值产生了差异。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佛教，只要到了愚人手里，就只能为愚人所用。今天的神儒佛教正因为掌握在神职僧侣和儒者的手里，才陷入了迂腐之中。虽然很难做到，但如果使这些人努力学习，用文学技艺装饰他们的宗教，让文明人也能听其说教，那么这个宗教的价值必然大幅提高，甚至受到普遍的景仰。打一个比方，宗教如同刀，信守宗教的人民如同工匠，刀刃虽利，落到拙工手中也是毫无用处。一个人没有文明，即使有了德行，也不能发挥文明的作用。那些讲德行的学者们，正是把工匠的巧拙误认为是刀子的利钝了。由此可以说，私德必须依靠智慧才能发扬光大，有了智慧的指导，私德才能成效明显。如果德智不能兼备，那么社会文明也就无从谈起了。

本章的目的虽不在于讨论汲取宗教的得失，但既然在论述中牵涉到这个问题，就顺便谈一下。无论人有什么要求，无非是为了取得没有的或者缺少的东西。如果有两个要求需要决定先后缓急时，应该首先观察我们当前的情况，考虑哪个是我们完全没有的，或者哪个是最为需要的，然后再做出决定。这并不是说需要这一个而不需要那一个，二者都需要，只是应该分清先后缓急罢了。前面已经谈过，文明是一国人民的德智在外部的表现，日本的文明还远不及西方各国，这一点必须承认。然而，日本未能达到文明的原因是人民的德智不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追求智慧和道德，这是目前我国要完成的两个要求。因此，进步的学者必须广泛地观察日本当前的实际情况，衡量轻重，分清先后缓急。无论一个人多么不明智，也不会认为日本全国人民目前道德不足而智慧有余。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明显的例子，下面列举一二。本来，神儒佛教是日本最为流行的德教，基督教是西方最为流行的德教。基督教和神儒佛教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在以善为善、以恶为恶的主旨上，彼此之间还是大同小异的。例如，日本认为雪是白的，西方也说是白的；西方认为煤炭是黑的，在日本也是黑的。在德教问题上，东西方的学者都在争相宣扬自己的教义，或著书立说，或驳斥异说，一直争论不休。从争论的情况来看，东西方的德教并没有多大的优劣之分，如果两种力量相差悬殊，无法匹敌，根本就争论不起来。争斗必然发生在双方力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从未有过牛和猫的角斗，也未听说过大力士和小孩子摔跤。基督教是以西方人的智慧来维护、修饰的宗教，其精巧细密的程度绝不是神儒佛教所能比拟的。但是，当西方传教士跋山涉水来到日本，为了争得地位，极力地宣扬基督教、排斥神儒佛教的时候，神儒佛教的学者自然就不甘示弱，纷纷著书立说与之抗衡，形成了争论不休的局面。从实际情况来看，西方的德教不见得就是牛和大力士，日本的德教也不见得就是猫和小孩子，双方的争论恰恰证明了东西方的德教正处于不相上下的地位。孰高孰低，暂不去争论，但在私德的厚薄方面，日本人信奉的宗教与基督教相比，即使不会赢，也未必会输，彼此在伯仲之间。若离开宗教问题而单从实际情况来看，在不文明的日本人中有可能成为“伯”的，反而会比西方人多。因此，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道德纵然不足，但仍不是燃眉之急。然而，在智慧方面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以日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是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还是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与西方相媲美的，更别说与西方相抗衡了。除了完全愚钝的人外，天底下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学术、工商业可以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排子车无法和火车相比，日本刀更无法和洋枪相提并论。当我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西方人已经发现了物质的六十个元素；当我们还在以天文占卜吉凶的时候，西方人已经算出了彗星历，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当我们还认为人是居住在静止的平地上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地球的运动规律；当我们还在认为我国是至尊的神州的时候，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布到全世界，开疆辟土，建立了许多殖民地。西方的政令商法之齐备，远非日本所能相比的。所以，按照日本目前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一件是可以向西方炫耀的。日本值得夸耀的东西，并非天然物产，只有山水风景而已，就更别提发明创造了。如果我们没有竞争的意图，西方人也不会和我们竞争。虽然西方人对本国的事情很自负，但他们从没夸耀过火车便利而驳斥排子车迟钝，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就像牛和猫一样，是不会发生争执的。那么，我国目前所迫切需要的不是智慧，又会是什么呢？这是学者应该深思熟虑的一个问题。

再举这样一个例子：乡村里有一个旧藩士族，在废藩以前，每年的俸禄有二三百石，他行为端正，忠君亲孝，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借债必还，交友必谨，从未做过亏心事，更没有任何欺诈盗窃的行为。他虽然有时仗势欺压平民百姓，但认为这是由于地位的关系，因而问心无愧。他治家勤俭，修身养性，弓马刀枪百般武艺无一不通，只是目不识丁。那么，在今天，我们应如何对待这种人呢？是教之以德？还是授之以智？如果对他进行道德教育，授以基督教的十诫，那么对于前四条他或许是他前所未闻，可以接受，但当听到第五条时，他一定会反驳道：我本来就孝敬父母，没有杀人，又怎能做出奸淫和偷盗的行为呢？因此他是不会心悦诚服的。当然，基督教的教义并不仅仅是这十诫，必然有其深刻内涵。孝敬父母自然有孝敬的方法，不杀人也有不杀人的道理，不奸淫有不奸淫的意义，不盗窃有不盗窃的意义。所以，如果反复仔细地给他讲解这个道理，他或许会有所感动。在德行方面，这个士族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但从智慧的方面来看，他可以说完全是空虚的。他也许能辨别颜色，但根本不懂天然七色的道理；他虽然也知冷知热，但不懂寒暑表升降的道理；虽然作息有时，但不懂钟表的原理；除自己的家庭外，不知有日本，除日本外不知有外国。这样的人只知慕古风，守古法，眼界只局限于家庭这个小天地之内，从未迈出家门一步，对世界万物完全一无所知，又怎能了解国内的形势，懂得外交呢？维新后，废藩置县制度一举推翻了这个小天地，今天的士族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评论这样的人物，愚而直是最恰当的词语了。众所周知，这类愚直的人不限于旧藩的士族，还有许多类似的人，这也是政府和学者深深忧虑的事情。那么，那些讲究德行的有识之士为什么还忙于对这些愚民传授基督教呢？为什么对他们的智慧置之不问呢？或许这些有识之士只能看见愚而不直的人，但社会上愚而直的人仍然很多。对于这类人，有识之士会采取什么办法呢？是否要使其直的更直、愚的更愚呢？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不分先后缓急。洋学家们常常讥笑古学家的迂腐，这是为什么呢？无非是责备他们缺乏智慧。然而，他们在责备别人的时候却自蹈其覆辙，自己推翻自己的主张，真是糊涂之至。

宗教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基督教最先兴起于罗马时代，当时虽盛极一时，但以今天的文明水平来看，也不过是个野蛮无知的社会。因此，在那个时代，基督教能适应人们的智慧，提倡荒诞的学说，对此社会上既无责难，也无惊讶。几百年间，随着时代的变迁，基督教逐渐获得了人们的信仰，与此同时，基督教也自然得到了控制人民思想的权力，这种情况，恰如暴虐的政府用专制手段压迫人民群众一样。但是，人类的智慧毕竟是不断发展的，其力量如同奔腾的河流一样不可抑制，在智慧的冲击下，宗教的权力终于衰微。这就是在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这一时期的宗教改革是排斥罗马天主教的，产生了“新教”（Protestant）新宗派，从此以后两派互相对峙。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似乎新教逐渐取得了优势。这两个教派本是同出一源，信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但因为新教简化了宗教的仪式，废除了虚妄之说，顺应了人心，符合了智慧进步的要求，因而十分兴盛。总之，旧教宗教风气浓厚且近于愚顽，新教宗教风气淡泊且充满生机，这就是二者最基本的差别，也是古今人心文化不同的反映。

如果按照之前所陈述的那样，应该是欧洲各国文明先进者信奉新教，而落后的人信奉旧教，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例如，现在的苏格兰和瑞典人民大都迷信荒诞之说，远不如法国人聪明活泼，因此，可以说苏格兰、瑞典不文明而法国文明。但是，苏格兰和瑞典信奉新教，而法国却信奉旧天主教。由此看来，在法国如果不是改变天主教教风以适合于法国人的风气，那就是法国人不重视宗教，对其置之不理；新教在苏格兰和瑞典也必定要改变它的性质，以适应人民的愚顽不化。显然，宗教是随着文明的程度而改变其形态的。日本也是如此，从前的“山伏教”和“天台真言宗”专门宣传谬论妄说，用“结水火之缘”、修“加持祈祷的妙法”等言论蛊惑人心，古代人民曾经迷信过这些无稽之谈，但中古时代“一向宗”兴起以后，这些言论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消失了。“一向宗”提倡简单淡泊的教风，适合了中古时代的文明，因此便在与其他宗派的较量中占了上风。这些事例足以证明，如果世界的文明逐渐进步，宗教必然向简单淡泊的方向发展，逐渐合乎道理。即使弘法大师生于今日，大力宣扬曾经蛊惑古人的不可思议之说，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所以，今天的宗教正适合了今天的人民，双方互相适应，宗教既满足了人民，人民也满足于宗教。如果今后日本的文明逐渐进步，认为现在的“一向宗”不合时宜而摒弃它，那么必然能产生另外一种“一向宗”，也许可能照搬西方所流行的宗教。总之，宗教问题无须大费周章，无论政府和学者如何努力，都是对它无可奈何的，最好任其自然发展。因此，企图著书立说以论宗教是非正邪，或制定法律以管理宗教的人，都是天下的蠢笨之人。

有德的善人不一定行善，无德的恶人不一定作恶。古代西方各国的历史中有不少关于宗教战争的例子，其中最严重的是“宗教迫害”（Persecution），也就是杀戮异教徒。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的例子最多，据说著名的“巴托罗缪”（Bartholomeu）大屠杀在八天之内就杀戮了五千平民（详见拙著《西洋情况》第二篇法兰西历史），残忍到了极点！然而，杀戮者本来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在信仰上他们是问心无愧的，也就是所谓的不欺暗室的善人。那么，这些善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呢？这不是缺乏私德，而是缺乏冷静的理智。如果愚人掌握了权力，恣意妄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恶魔。随着各国文化的逐渐提高，再也没有发生过宗教迫害事件。宗教迫害事件的发生与否，不是由于古今的宗教的不同，而是文明水平的高低所使然的。同是一个基督教，在古时，为了这个宗教而杀人；而现在，人们却用这个宗教来救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只能从人的智愚方面去寻找答案。因此，智慧不仅能为道德增光添彩，而且还能保护道德，消灭罪恶。不久前，在日本的水户藩中曾发生过正党与奸党的问题，它的根源姑且不谈，总之是由于争论忠义两字而分成了两个党派，与宗教之争并无二致。所谓正邪之分，并不在于字面意义上的区分，不过是称自己是正人君子，称他人为奸邪小人而已。两党都行忠义之事，如果单从个人的言行来看，两党多是赤胆忠心之士，在失败后都能从容就死，毫不怯懦，足以证明他们不是伪君子。然而，在近代因意见分歧而残杀无辜人民的事件中，水户藩事件是最多的一起，这是善人作恶的又一个例子。

乱世之后，德川家康栉风沐雨，历尽千辛万苦，奠定了三百年的太平基业，使人民安居乐业，直到今天，人们仍在称颂他的丰功伟绩。回想足利末期，国内动荡不安，织田、丰臣等人虽然战功显赫，却未能平定天下，如果不是德川家康力挽狂澜，天下不知何时才能太平。从这一点来看，德川家康不愧为开辟三百年太平的明君。然而，他在私人道德方面却有许多令人不齿之处，比如说，他违背太合的遗命，故意不守大阪；不遵照遗嘱辅佐秀赖，使其放荡昏庸；没有铲除石田三成，留下了日后打倒大阪的媒介等，这都是巨大的阴谋。从这一点来看，德川家康的身上似乎没有一点道德。然而，如此不德的德川家康却拯救全国人民于水火之中，奠定了三百年的太平基业，这难道不是千古奇谈吗？再如赖朝也好，信长也好，从其个人行为来看，充满了刻薄、伪诈、残忍和反复无常等罪恶的行为，但他们都能化干戈为玉帛，制止一时的纷乱，减少了人民的死亡，这是为什么呢？这说明恶人不见得不会做善事。总之，这些英雄豪杰虽然在私德方面有所欠缺，但他们都是凭借聪明睿智的才能成就了伟大的事业，因此，不能仅凭一点瑕疵就否定全璧的价值。

综上所述，道德只是个人行为，其功能涉及的范围是非常狭窄的，而智慧传播的速度非常快，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道德规范从一开始就已经固定下来了，不会再有进步，但智慧的作用却是不断进步、永无止境的。道德的传授没有有形的方法，是否有德，全在于个人的努力，而智慧则恰恰相反，试验智愚的方法非常多。道德会有突然的变化，而智慧一经掌握就永远存在。善人也有作恶的，恶人也有行善的，所以，德智必须互相依赖才能发挥其功能。道德虽然不能用有形的方法传授，劝诫的范围也仅局限于亲人朋友之间，但其风化所及却非常广泛。所谓闻伯夷之风而立，就是听到古人的言行，进行自修，因而改变了心术，或者阅读万里以外出版的著述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不为名，不为利，这原是人类应有的道德，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害人之心，难道就可以不修养道德吗？为了防止自己产生恶念，应该像勇士对敌作战、暴君压制人民一样坚定，努力克制自己的恶念，而见善勇为应像守财奴对钱一样渴望。这样，既能独善其身，又可教化一家，如果能力尚足，还可以扩大道德的领域，推己及人，引导他人修养道德。道德不仅是人类的天职，而且能够促进文明的进步，因此，传教士劝善讲道确是件好事。但是，如果仅仅把道德作为幌子来笼络人心，甚至在德教之中另立门户，排斥异己，独霸世界教权，并且还侵犯智慧的领域，企图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自由，把人类的神圣天职局限于德教之中，置于无为无智的境地，而扼杀真正的文明，这是大错特错的。如果被动的私德促进了世界的文明，造福他人，只是误打误撞而已，就如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筑房屋，偶然成为邻家的墙壁一样，墙壁虽然为邻人提供了方便，但建筑的本意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邻人，只是无意中给别人带来了方便而已。修养私德本来就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他人，如果一个人口口声声说是为他人修德，就会成为道德家所讨厌的伪君子了。因此，道德的本分在于修身，修身而有益于文明，只是巧合而已，如果想凭借巧合的事物来支配世界，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人生在世，不能以独善其身作为目标，试问，有德的君子每天所需要的衣食从哪里来呢？上帝的恩泽虽然遍及世界，但衣服和食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况且文明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也不仅仅是衣服饮食，还有蒸汽机、电报以及政令商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智慧的惠赐。人人生而平等，谁都不应该坐享其成，如果所谓有德之士可以不饮不食，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只要他吃饭穿衣，只要还想享受蒸汽机、电报以及政令商业带来的好处，就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即使人们的物质要求得到满足，个人私德也已修好，也不应该满足于现状。所谓的满足和修好，只不过是就目前的文明水平而言的，尚未达到发展的顶峰。人的精神发展是永不停息的，造化的奥妙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以无限的精神研究既定的道理，终会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毫无遗漏地包罗在人的精神领域之内，而不分有形无形。如果到达了这个境界，区区德智的界限难道还值得讨论吗？这就是所谓的“人天并立”的境界，相信人类终有一天会达到这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