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大全集》：国民的德与智

第五章　论国民的德与智（下）

从国民的一般德智水平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状况。前章所讲的舆论指的就是国内群众的议论，也就是在某一时期，人民普遍具有的德智水平的体现，从舆论上可以看出人民的思想动向。但是，关于舆论，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舆论的强弱不是由人数的多寡决定的，而是由智慧的高低决定的；第二种意见是，即使人人都有智慧，但如果不能和传统习惯结合起来，就不能构成舆论。理由如下：

第一，一个人的主张不能胜过两个人，三个人的主张可以压制两个人，人数越多，舆论的力量也就越强，这就是“寡不敌众”。然而舆论的这种众寡强弱只限于在人们的才智水平相当的情况下。若把天下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舆论力量的强弱并不是由人数的多寡决定的，而是由德智水平的高低决定的。人的德智，犹如人的体力，有以一抵三的，也有以一抵十的。因此，如果把群众作为一个整体来计算它的强弱，就不能单从人数的多寡来考虑，而应在整体之中分别计算具有的力量。例如，一百个人能举一万斤的东西，每人的平均力量为一百斤，但个人的力量是不相等的，如果把这一百人分为两组，每组五十人，然后各组分别来举，结果可能是一组举七千斤，另一组举三千斤。如果再把这一百人分成四组或八组来举，差距必然越来越大，最强者和最弱者相比，差距可能不止十倍。如果从这一百人个中选出力量最强的二十人组成一组，其余八十人为一组，然后分别举重，二十人这组能举六千斤，而八十人这组只能举四千斤。这两组从人数来看是二比八，但从力量上来看，却是六比四，所以应按照所举之物的轻重和人数的比例来决定，而不能由人数的多寡来决定。

德智的力量虽然不能以普通的计算方法来衡量，但是在道理上和体力是一样的。德智的差别比体力更悬殊，可能有一人抵百人或抵千人的现象。假如能够把人类的德智变成酒精一类的东西，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蒸馏十个同一类人的德智，能得一斗的量，而蒸馏一百个另一类人的德智，也许只能得三合的量。国家的舆论不是从人的体质中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于人的精神。因此，舆论不是说论者的人数多就有力，而是论者之间所具有的德智分量多才更有力，分量能够弥补人数的不足。如果能够将欧洲各国人民的德智平均一下，就会发现国内目不识丁的愚民可能超过半数以上，但在这些国家的国论或舆论的导向一般都是由中人以上的智者控制的，其他的愚民只不过是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他们虽然在这个范围之内，却不能施展个人的愚见。当然，在这些中等以上的人群中也有智慧的差别，或甲胜过乙，或乙超过丙，有不战自败的，也有胜负难分的。为什么欧洲各国众口喧嚣、报纸和讲演会盛行呢？因为只有经过千锤百炼而压倒异说的言论，才能被称作国论或舆论。总之，人民是处在全国德智的指导之下，如果德智改变方向，人民也随之改变方向；如果德智分成党派，人民也会分成党派，聚散进退，无一不是追随着德智的步伐。（社会上许多嗜好书画的人都是中等以上有文化的风雅人士，他们收集书画是为了考究历代的古物，比较书画运笔的巧拙，从中寻找乐趣。但如今社会上普遍流行着收藏古玩书画的风气，很多目不识丁的人花大价钱买些书画挂在家里，洋洋得意，的确十分可笑。其实，这些愚民不过是附庸风雅，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这种风气。此外，还有人模仿别人的式样来欣赏时尚的服装、布匹的花样等等。）以日本的事例为证，前几年政府实行了维新，接着又废藩置县，剥夺了华族和士族的权力和俸禄，但是他们没有敢出怨言，这是为什么呢？有人会说，王制革新是由于王室的威严，废藩置县是执政者的英明果断。这完全是不谙世事的臆测。如果王室真有实际的威力，为什么还要等到庆应的末年呢？不是早就可以推翻德川家族吗？或者在足利末期就可以收回政权了。然而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完成维新大业，实行废藩置县呢？它既不是由于王室的威严，也不是由于执政者的英明神武，而是另有其根本原因。

日本人民长期遭受专制暴政的压迫，门阀是发号施令的资本，如果不依靠门阀，即使才华过人，也不能施展才能，有所作为。由于国家长期被这种势力所压制，全国已经没有了可以发挥智力的地方，一切事物都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人类智慧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也压制不住的，即使身处停滞不动的社会，人们也能不断前进。到了德川家族统治的末期，社会各界人士已经对门阀产生了厌恶的心情，因此，有的弃官从医，有的埋头著作。这些都是怀才不遇的人，在藩士里面有这样的人，在僧侣神官之间也有这样的人。在“天明”、“文化”年间出版的著作、诗集或野史小说之中往往有借隐喻影射来发泄牢骚的情况，当然在文章表面上没有直接攻击门阀专制政治，但是，从国学家哀叹王室的衰微、汉学家讽刺贵族的奢侈、小说家讥讽社会的混乱等文章上或事迹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们虽然没有一套完整的见解，但对现状不满的心情还是溢于言表的。其实作者本人也只是莫名其妙地发泄牢骚而已，这种情况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不能说明自己的病状，而只能诉说痛苦一样。（在德川统治初期，政府权力强盛，学者们慑于幕府的威力而不敢批评时政，而且有些人还谄媚歌颂幕府，新井白石的著作、中井竹山的逸史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后来，直到文政年间赖山阳在撰写《日本外史》的时候，才敢于对王政的衰微表达了愤慨，字里行间充满了德川统治的谴责。很显然，新井白石、中井竹山不见得甘当幕府的奴隶，赖山阳也不一定就是天子的忠臣，新井白石、中井竹山受当时权势的压制，不敢畅所欲言，赖山阳不过是稍微摆脱这种束缚，借著述《日本外史》发泄对专制政治的愤恨而已。这种风气在以后的国学、小说、狂诗、狂文，特别是天明文化之后最为繁盛，如本居、平田、马琴、蜀山人、平贺源内等人，他们虽然都是有志之士，但由于怀才不遇，不得不沉迷于文字，或提倡尊王之说，或记述忠臣义士之事迹，或大放狂言讥讽时政，发泄不满。）然而，这些国学家未必都是王室的奴隶，汉学家也不见得都是为国家忧虑。试看世上的一些隐士，平时虽然满腹牢骚，但一旦踏上仕途，就再也听不到牢骚的声音了；再如一些尊王之士，如果今天得到幕府的赏识，明天就会变成幕府的鹰犬；又如一些贫寒的学者，一经加官晋爵，就会趾高气扬，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总之，在德川统治末期，这些国学家、汉学家虽然把尊王忧世的情绪诉诸文字，无形中为舆论开辟了道路，但这大多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有些人不过是借尊王忧世之名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而已。姑且不管他们的内心是否真诚、议论究竟为私为公，他们是因为受到专制门阀的压制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才发泄不满情绪的，他们在内心里是不愿屈居于专制统治之下的。这一点从他们的言语文字之间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只是由于身处暴政时代，他们的心情不能外露而已。至于人们的心情能否暴露，完全取决于暴政力量和人民智力的强弱对比。政府的暴力和人民的智力是此消彼长的，一个得势，另一个就必然要失权，恰如天平的浮动一样。在德川统治的全盛时期，天平始终是偏于政府一方，到了德川末期，人民的智力有了些许进步，才能在天平的另一端放上一个小小的砝码。天明文化年代以后出版的书籍，可以说就是这个砝码。然而，这个砝码实在太轻了，根本不能使天平平衡，更谈不上打破这个平衡了。如果后来没有开放口岸，谁也不能预测这个平衡什么时候才能颠倒过来，使智力获得优势。值得庆幸的是，在嘉永年间，佩里渡海来到日本，为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自从佩里来到日本以后，德川政府和各国缔结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让世人看到了政府的懦弱无能。另一方面由于国人广泛地和外国人接触，听其言观其行，或阅读外国书籍和翻译书刊，见识日益广阔，于是意识到幕府虽然残暴强大，但完全可以用人力把它推翻。这种情况正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社会上首先出现的就是“攘夷论”，但这个议论并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而是出于划清敌我界限、保卫祖国的一片热忱。有史以来，国人第一次与外国人接触，犹如从黑暗寂静的深夜走到纷繁嘈杂的白昼，一切事物都是那么的奇怪，没有一件似曾相识。“攘夷论”并不是私意，而是为公，人们在思想上认识到日本和外国的差别后，想要挺身而出实现国家的强大。面对突如其来的转折，国人必然会眼花缭乱，议论粗浅，行动鲁莽。总而言之，虽然国人的爱国思想粗犷且不成熟，但本意是为了国家，大公无私。他们的唯一目标在于攘夷，因而是单一的。以为公之心提倡单一之论，其势必盛，这就是攘夷论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积极响应的原因。社会上许多人士都受到了攘夷论的影响，在还未看到和外国交际的利益之前，就对外国充满了憎恶之情，把天下的坏事完全归咎于和外国交际上。如果国内发生灾祸，国人就认为这是外国人策划造成的，从而导致举国上下都不愿意和外国人交往，即使有人愿意和外国来往，也不得不屈从于社会上的普遍风气。然而，只有幕府首当其冲地和外国人接触，并根据道理行事。当然，幕府当局也未必喜欢外交，但由于慑于外国人的威力，以及无法解答外国人的问题，不得不与之交往。在攘夷论者看来，这种做法只会姑息养奸。此时，幕府被夹在了攘夷论者和外国人之间，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无法保持平衡。幕府愈发软弱，攘夷论者的气焰就愈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地提倡攘夷复古，讨伐幕府，驱逐外族。在当时虽然也发生过很多杀人、纵火等君子所不齿的行为，但在推翻幕府这一点上却没有争议，全国的智力一致指向了这个目标，最终在庆应末年完成了革命大业。按照当时革命的发展趋势，在复古之后应该立即攘夷，但国人却没有这样做。在推翻了罪恶的幕府以后，并没有按照常理停止行动，而是同时打击了诸侯和士族，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攘夷论只不过是革命的开端，也就是革命的近因。国人的智力的最终目标不在于此，既不是复古，也不是攘夷，而是利用复古攘夷的主张声讨根深蒂固的门阀专制。因此，举事的既不是王室，目标也不是幕府，而是一场智力和专制制度的殊死搏斗，这次战争的远因就是全国总的智力。这个远因早从开埠以来就以西方文明学说为支撑而逐渐强大起来，但是，为了展开一场智战，必须有个先锋队，于是智力就和近因结合起来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完成了革命的壮举。先锋队的主张虽曾一度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在胜利以后，方才发觉它的组织松懈涣散，因而逐渐放弃了暴力，参加了智力的阵营，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今后如果智力的力量日益强大，将粗浅的爱国观念变为精深的爱国思想，国人的思想日益成熟，共同来保护我们的国家，那将是无限的幸福。所以说，王制复古，并不是凭借王室的威力，而是国内的智力假借王室的名义取得了胜利；废藩置县并非由于执政者的英明，执政者只是受国内的智力的驱使而采取了实际行动而已。

如上所述，由于全国的智力形成了舆论，舆论又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然而，实际上参与这个舆论的人数却非常少。以日本全国人口为三千万计算，其中农工商的人数有二千五百万以上，而士族还不足二百万人，如果把儒医、僧侣、神官、浪人等也列入士族以内，那么华族士族大约有五百万人，平民为二千五百万人。由于自古以来平民从不参与国事，当然对于这次事变也是漠不关心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舆论是从五百万士族之中产生的。在这五百万人当中，提倡改革的仍占极少数，首先最不欢迎改革的是华族，其次是高官大臣，然后就是俸禄丰厚的武士。改革对这些人是不利的，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赞成改革。自古以来，高高在上、不问民生之人，腰缠万贯、无才无德之人，很少有为国家仗义疏财舍生取义者。所以，在这次改革中，士族或平民的人数非常少。赞成这次改革的大都是贫寒书生和有才智的穷人，他们在藩府中没有门阀，或怀才不遇，或是无官无禄，一旦发生事变，对他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种情况在历史也很常见。策划这次改革的人，还不足五百万士族的十分之一，除去妇孺，就更寥寥无几了。这种新奇的学说不知从何处冒出来，莫名其妙地在社会上传布。当然，首先响应这个学说的是富有才智的人，周围的人或被这个学说说服，或是受其威胁，也有盲从随声附和的，随着人数的增多，这种主张终于成了全国的舆论，推翻了暴虐腐败的政府。对于华族士族来说，后来的废藩置县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十之七八的华族士族不赞成，他们就是所谓的守旧派，这群人智力非常短浅，远远不及占总人数十之二三的改革派。虽然守旧派和改革派在人数上是七八对二三的比例，但在智力分量上的比例却是相反的，改革派正是用这种智力的分量弥补了人数的不足，有效地压制了十分之七八的多数人。当前，真正的守旧派已经很少，就是旧士族当中也没有人主张保持俸禄了。国学家和汉学家也大部分改变了主张，牵强附会地制造了一套论调，企图掩饰自己学说的本质，混入了改革派的队伍里，表面上说是求和实际上是投降。当然，求和也好，投降也罢，相处日久，自然会趋向一致，共同走上文明的道路，这样一来，改革派的队伍就慢慢壮大了。但是，最初策划举事并获得成功不是在于人数的众多，而是因为智力战胜了多数人。假如今天的守旧派中出现了有智慧的人物，大事宣传保守思想，逐渐扩大党羽，那么它的势力也一定会壮大起来，不是改革派所能阻挡得住的。万幸的是，守旧派里有智力的人极少，即便偶有一个，也会最终背叛而另投他处。(www.xing528.com)

从之前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事情的成败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智力的高下。因此，处理一切社会事件，都必须与智力保持一致，切不可为了纵容十个愚者而招致一个智者的责怪，也不可为了博得一百个愚者的赞许而引起十个智者的不满。不能以愚者的褒贬作为处理事物的准绳，被愚者指责不足为耻，受愚者赞许也不足为荣。例如，有的政府遵循周礼所记的乡饮耆宾之义，赠人民以酒馔，但是，不能仅凭这些人的欣悦来推断这一地方的人心。尤其在如今日臻文明的人类世界里，接受别人的恩惠而倍感欣悦的人，不是饥民就是愚人，以愚人之欣悦为欣悦者，其愚并无二致。史料中有国君微服私访时听到童谣而有所感怀的记载，这未免太过迂腐了！然而今天确有与此相类似的人，这类人就是独裁政府的特务。政府怕人民不服从暴政，就暗中派遣小人刺探社会情况，企图用他们的密报来处理政务，这类小人就是特务。但是，这些特务究竟能接触到什么人、什么事呢？光明磊落的正派人物没有不可告人的言论，而真正阴谋作乱的人，其才智自然高于特务，不可能把机密透露给特务。所以说，特务只是被金钱所驱使，徘徊于市井之间，接触些愚民，听些愚言，再加上自己的臆断揣测，向主子邀功而已。他们的言论对解决实际问题毫无用处，只是用主子的钱财买来了智者的嘲笑。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虽然长期使用特务，但在普法战争中却没有探得国民的真情实况，结果一败涂地，自己也被生擒。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政府如果要真正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则莫如广开言路，倾听智者的议论。如果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堵塞智者的言路，利用特务来收集情报，正如把生物密闭起来，断绝空气流通，在一旁窥其生死一般。如果想致之于死地，可以烧死、打死。如果认为人民的智慧对国家有害，就效仿秦始皇焚书坑儒。英明如拿破仑者尚不免如此卑劣，一般政治家的心术更是令人鄙视！

第二，有时候，人的议论会因聚集而有所改变。例如，即使一些人胆小如鼠，但如果能聚集到一起，他们就敢深夜行路而不害怕。在一个人的身上是不具有这种勇气的，但聚集在一起，这种勇气就自然产生了。然而，也有千军万马听到风声鹤唳而溃退的，这种胆怯不是出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在千军万马的集体中产生的。人的智力和议论犹如按照化学定律反应的物质，苛性钠和盐酸分别都是烈性的物质，能够溶解金属。但是，如果将它们中和，就生成了普遍的食盐，可供日常食用。再如石灰和氯化铵，它们都不是烈性物质，但如果把二者发生反应，就会变成氯化铵精，其气味足以致人昏迷。近年来在日本各地所成立的公司也是这种情况，公司愈大，管理愈混乱。百人的公司，不如十人的公司；十人的公司，不如三人的经营；三人的经营又不如一人独资经营获利多。再者，如今管理公司的人大都是社会上的精英，与那些顽固不化、墨守成规的人相比，他们有着明显的智力优势。然而这些精英聚在一起管理事业时，他们的性格就有了很大变化，不仅行为可笑，贻笑于社会，就连他们本身也会感到怅然若失。现今在的政府官员也都是国内的人才，可以说政府集中了日本全国的大半智慧，但这些人才聚在一起处理国事时，他们的措施并不见得有多么英明，这就是“众智结合的变性”，和苛性钠与盐酸中和生成食盐的道理完全一样。总而言之，日本人在互相合作时总是表现得很笨拙，同每个人所具有的智力水平极不相称。

西方各国人民未必都是大智之人，但是，从他们集体办事在社会上所表现出来的实际效果来看，的确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仿佛智者所为。西方各国国内的事务莫不是通过集体协商进行的，如政府有集体协商的议会，商业上有通力合作的公司，学者有学术组织，寺院也有宗教组织，甚至连偏僻的乡村也有各自的组织，形成了共同协商公私事务的风气。既然存在着组织，那么每一组织就一定会有其独自的意见。例如，几个朋友或两三家近邻结成了一个组织，则这一组织就必有其独自的主张。同样，一村有一村的主张，一州或一郡就有一州或一郡的主张。各个主张互相结合，内容多少会有所改变，经过反复的结合和统一，最后就形成了一国的舆论。这种情况就好像把若干士兵编为一个小队，再合起来编为中队，最后合成一个大队一样。大队的力量可以对敌作战，但队里的每一个士兵来看未必都是勇士。因此，大队的力量不是士兵各自的力量，而是由于结成了队伍所产生的另外一种力量。一国的舆论也是如此，如果仅从已经形成的舆论来看，确实高超有力，然而，这个舆论不只是由高超而有力的人物的倡导而展开的，而是由于得到了群众的配合，这样，群众之中就自然产生了敢讲敢说的风气。一般说来，西方各国的舆论比其国内每个人的才智更为高超，他们每个人的主张和行动与他本人的才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如上所述，西方人具有与每个人的智慧不相称的高论和高明，而日本人则具有与每个人本身的智能不相称的愚论和拙笨。归根结底，不外乎“习惯”二字。天长日久，习惯就成为人的第二天性，不知不觉中就会积习成俗。西方各国的众议制也是由于近百年来世世代代的习惯而形成的风俗，所以到了今天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体制。亚洲各国则不然，例如，印度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种姓），人们被按照身份划成高低尊卑，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局面，因此，人们之间感情冷淡，毫不相干。更甚的是，残暴的政府还在法律上禁止结党，阻止人民议事，使人民失去了争辩的勇气，不关心国事，任凭政府摆布，但求自身无事。结果，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人们对一切公共事务都漠不关心，甚至生活中的小事，诸如淘水井、兴修道路等都不进行商量，看见路旁有人倒毙便急驰而过，终日诚惶诚恐，唯恐沾惹是非，还怎么可能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呢？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习惯日久成风，终于形成了今天这种社会状况。假如社会上没有银行，人民把钱财藏在家中，就会影响金融的周转，国家也就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集中一下各家各户的钱财，数量也是很可观的，只是这些钱财埋没在私人家中，未能供作全国之用。同样的道理，人民的舆论也是如此，如果挨家挨户地询问，就会发现他们不是没有意见，只是这些意见被分成了千百万个意见，不能综合起来对全国产生影响而已。

有学者认为，国民会议固然是值得提倡的，但由于目前民智未开，还必须实行专制，国民议会仍需等待一个时期。所谓时期，也许人民的智慧开化了的那个时期。然而，人的智慧并不是像夏季的草木那样可以一夜长成的，即使能够长成，如果不按习惯来运用，也是无法发挥其作用的。习惯的力量是不可估计的，如果培养得好，它的作用将是无穷无尽的，甚至连保护私有财产的思想都可以压制下去。目前我国政府税收的大约五分之一用作华族和士族的俸禄，而这些钱粮来自于农商业者。如果取消华族和士族的俸禄，农商的纳税额就可以减少五分之一，每年缴纳五袋米的就可减为四袋，小民虽愚，也能知道五和四的差别。如果站在农民的立场来看，事情就很简单了，就是他们拿出一部分自己种植的米来养活那些非亲非故的人，那么，他们就只有给与不给两种选择。如果站在士族的立场来看，俸禄是祖先遗传的家产，是祖先用功劳换来的，自然不是工资那么简单，虽然现在他们不服兵役，但不能因此就停止祖先的赏典，剥夺他们的家产。如果说因为士族无用而必须剥夺他们的俸禄，那么为什么不剥夺那些不劳而食的富商和地主的财产呢？为什么要偏要便宜那些无亲无故的农民、商人呢？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一些道理，但实际上士族之中是没有这种议论的。现在，不论是农民还是士族，虽然都是处于私有财产得失的紧要关头，但他们都无动于衷，仿佛在静观其变，坦然等待祸福的降临，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如果在西方各国发生这样的事情，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毋庸置疑，必然是舆论沸腾，展开一场激烈的争辩，甚至会引起国家的动荡。我的本意并不在于讨论俸禄的得失，只是惊讶于日本人不问国事的习惯，不该忍受的而忍受、应该开口的而不开口、应该争辩的却不争辩。争利固然是古人忌讳的事情，但争利实际上就是争理。今天，正是我们日本应该与外国人争利讲理的时候了。凡是在国内淡泊的人，对外也必然淡泊，在国内是个愚笨的人，对外也必然不能活泼。平民的愚笨淡泊虽然对政府的专制有利，但是依靠这种人民来与外国开展外交必然是不可靠的。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维护自己荣辱的勇气；作为一国的国民，如果对国家大事没有直陈利弊的气魄，则谈论任何事情都是无益的。这种勇气和气魄的缺失，并不是天性使然，而是习惯造成的，要恢复人们的勇气和气魄，也非依靠习惯不可。因此，移风易俗确是十分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