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文明的含义
在讨论西方文明之前,首先必须明确文明究竟是什么?文明是极难形容的一种事物,不仅如此,舆论界甚至仍在争论文明的是非问题。文明的含义之所以引起争论,是因为它既可以作广义讲,又可以作狭义解释。若按广义解释,文明不仅要追求衣食住行的享受,还要砺智修德,把人类的境界提高到高尚的层面。若按狭义来说,就是单纯地以人力增加人类的物质需要或者对衣食住行的外表进行装饰。如果学者能从文明含义的广狭上着眼,就无须再争论不休了。
文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范围非常广泛,无边无际,因此它是一种从野蛮状态中摆脱出来而逐步前进的东西。社会交际本来是人类的天性,与世隔绝是不会产生才智的,仅仅在家族内部活动,也不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人际交往。因此,只有在社会上人与人互相接触互相往来,才能扩大交际范围。社会交际越广,法律也就越完备,从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越和睦,见闻也就越广泛。在英语中,文明一词叫做“C ivilization”,来自拉丁语的“Civilidas”,意为“国家”。所以“文明”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一个词语,它和野蛮无序的孤立完全相反,具有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含义。
文明是至大至重的事物,社会上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以文明为目标的。无论是文学、商业、工业、制度、政策、战争等等,若将它们进行总体的比较,其利弊得失的标准是什么呢?能够促进文明就是利就是得,使文明退步的就是弊就是失。文明恰似一出戏剧,而文学、商业、制度等犹如演员,这些演员如果具有卓越的技艺,其表演能够切合剧情,惟妙惟肖,使观众满意,那么他们就是优秀的演员;反之,虚假做作,进退失度,言语失节,缺少感情,破坏剧情,这样的演员就是笨拙的演员。或者虽然表演逼真,但是如果弄错了时间和场合,哭笑混淆,也是演技笨拙的演员。文明恰似海洋,文学、制度等犹如一条条河流,水量大的河叫做大河,水量少的河叫做小河。文明又如仓库,人类的衣食、生活的技能、蓬勃的生命力,无一不包罗在这个巨大的仓库里。在社会上的一切事物中,可能有使人厌恶的东西,但如果它对文明有益,就无须追究了。譬如,只要能促使文明进步,即使是内乱或者独裁专制,一旦其功效显著地表现出来,人们就会忘掉它往日丑恶的一半而不再去责难了。这种情况犹如购买东西,价格虽然很高,但当得到好处或者使用方便的时候,也许就忘记了昔日吃亏的一半。这是人之常情。
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文明的所在:
第一,有一群人表面上安居乐业,当地税赋较轻,司法公正,严惩坏人,一般说来,衣食无忧本来是好事,但是这里只有衣食住行的享受,没有德智的自由发展,政府把人民当做牛羊来牧养,仅关心其饥寒。这样的社会,实际上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压制,而且是从四面八方同时压挤,从前“松前”就是这样对待“虾夷”民族的。难道能说这是文明开化吗?在他们当中能看到德智的进步吗?显然不能。
第二,有这样一群人,表面上虽然不及前一种人那样安乐,但是还在可忍受的程度之内。他们的生活享受虽少,但德智发挥的道路并没有完全堵塞,还有高尚学说的主张,道德信仰也比较进步。但是,这里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一切事物都会妨碍自由。人民虽然也可能获得德智,但获取的途径如同灾民获得救济的衣食一般,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而是仰仗于他人。这里的人民也可能寻求真理,但是他们并非出于自身考虑而是为别人寻求的。由于遭受神权政府的束缚,亚洲各国的人民已经丧失了蓬勃的生气,陷入到了愚蠢卑屈的深渊,这种情况是文明开化吗?在他们当中能看到文明进步的迹象吗?显然不能。
第三,还有一群人,他们虽然生活得自由自在,但是一切毫无秩序,也毫无权利平等可言,而是只凭暴力支配整个社会,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昔日的欧洲就是这种情形。这能叫做文明开化吗?虽然这里已经有了文明的萌芽,但这种情况依然不能叫做文明。(www.xing528.com)
第四,这里又有一群人,人人平等自由,各尽所能,不受任何束缚,也没有大小强弱之分,他们行为自由,权利义务一律平等。然而,这些人民尚未懂得社会的真正意义,每人都将力量用于自己身上,不知国家为何物,不能为集体的共同利益服务,也不理解社会交际为何事,世世代代,从生到死,如出一辙,虽经若干世代,这块土地上仍未出现人类蓬勃发展的迹象。现在的所谓野蛮人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虽然具有浓厚的自由平等风气,但能说这是文明开化么?还是不能。
以上四个例子没有一个能算得上文明社会,那么,怎样才能叫做文明呢?所谓文明当然要具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衣食富足,品质高贵。但是,仅仅拥有这些还不能叫做文明。人生的目的,不单单为衣食,否则就与蚂蚁或蜜蜂无异了,这不能算是合乎大地自然。仅仅道德高尚也不能叫做文明,否则天下人都将像颜回一样贫居陋巷箪食瓢饮了,同时这也并非天命。人的安乐是没有限度的,人的道德品质也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不能使人的身心各得其所,就不能谓之文明。所谓的安乐和高尚是就正在发展变动中的情况而言,所以,文明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是依靠人的德智而取得的。因此,归根结底,文明就是人类德智的进步。
如前所述,文明至大至重,包罗了人间的一切事物,它的范围无比的广泛,并且仍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着。如果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就会发生很大的错误。例如,有些人认为:既然文明是人的德智的表现,但是现在西方各国人却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既有用欺诈办法经商的,又有用威吓手段谋利的,他们算是有道德的人吗?又如在号称最文明的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民,不谙生活之道,一年到头仅以马铃薯为生,他们算是有智慧的人吗?由此看来,文明未必是和德智联系在一起的等等。说这种话的人认为目前的世界文明已经达到了极致,他们不了解文明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今天的文明还只是在半路上,岂能骤然要求它尽善尽美呢?这些无德无智的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疾病。因此,要求现代社会的文明登峰造极,就犹如在寻求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一样。世界上的人有千千万万,但要找到一个身无疾患,从未得病的人是绝不可能的。从医学上来说,一般人纵然看上去健康,充其量只是带病的健康,国家也像人一样,即使称为文明,也绝不会毫无瑕疵的。
还有人这样说,既然文明是至大至重的,社会上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挡它。那么文明的本义不就是在于人人权利平等吗?纵观西方各国文明的情况,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推翻贵族,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就是这样,日本也是同样地实行了废藩置县,剥夺了士族的特权,打击了贵族的气焰,文明的含义可能就是如此。若从这个角度去推论,文明国家似乎是不应该拥戴君主,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认为,这完全是用一只眼观天下事的说法。文明不仅既大且重,而且既宏且宽。如此至宏至宽的事物,岂能没有容纳国君之地?既然可以容纳国君,那么也保留贵族,人们又何必拘泥于这些名称而心生怀疑呢?基佐的《文明史》讲到:“君主政治,既可以在国民等级区分极其严格的印度实行,也可以在人民权利平等、没有等级之分的国家实行,同时还可以在有专制压迫的国家和开化自由的国度实行。君主恰如一颗珍贵的头颅,政治制度就好像躯体,同样的头颅可以接在不同的躯体上;君王好似一种珍奇的果实,政治制度好像树木,同一种果实可结在异种的树木上。”这些话非常有道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成立的,政府的体制只要对国家的文明有利,君主制度也好,共和制度也罢,不应拘泥于名义,而应探求其实际。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的政府体制,虽然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贵族专制、民主制度等不同的体制,但不能仅从体制来判断孰优孰劣,君主未必不好,共和政治也未必都好,最重要的是不要走向极端。如奥匈帝国在法兰西斯二世时代,虽是专制政府,而实际却很宽宏;1848年的法国虽徒有共和之名,实际却极为残酷;现今美国的共和政治优于中国的君主政治,但是墨西哥的共和政治则远不及英国的君主政治。因此,奥匈帝国和英国的君主政治虽好,但不可因此而推崇中国的君主政治;美国的共和政治虽然值得称赞,但不可效仿法国和墨西哥的制度。评论政治体制的好坏应从实际出发,不应徒慕虚名,更何况政府的体制不是千篇一律的。因此,学者们在议论体制的时候应该高瞻远瞩,不可偏执。古往今来因名害实的事例着实不少。
在中国和日本,君臣之伦被称为人的天性,犹如夫妇父子之伦一样,并且君臣之分被认为是前生注定的,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思想,毕生的愿望在于辅佐周朝天子施行仁政,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任用他,便欣然前往,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国家的君主外,就别无他策了。这说明孔子也未能洞悉人类的天性,被当时的社会情况遮住了眼睛,被当时的民风蒙蔽了心智,不知不觉地受到迷惑,武断地认为立国之道一定要有君臣,因此儒家思想中关于君臣的论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这一方面来看,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好像极尽人事之美。然而事实上君臣的关系是在人出生之后才发生的,它并不是人的本性。天赋的人性是本,后天产生的关系是末,不能本末倒置,以有关事物之末的理论来动摇事物之本。例如,古人不了解天文学,只知天空是活动的,大地是静止的,于是就根据地静天动的思想,牵强地定出了四时循环的算法,其中似乎也有一些道理,可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地球的本质规律,就极端错误地制造出星宿分野的学说,连日食和月食的道理也未能理解,以致造成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古人所谓的地静天动只是因为目睹了日月星辰似乎在动,于是便根据目睹的现象加以臆测。实际上,地球和其他星球是相对的,各种天文现象是因地球旋转而发生的,地动是本性,而现象只是末的表征。我们不可以将末的表征看成是本性,也不能因为天动之说有些道理就排斥地动说。天动的道理不是真理,只是由于不研究事物的道理,只看物与物的表面关系所产生的牵强附会的说法。如果以天动说为真理,那么在航行中的船上就感觉海岸好像在移动,于是得出岸是动的船是静的结论,这岂不是荒谬之极吗?因此,要谈论天文现象,首先应该弄清楚地球为何物,它是如何转动的,然后再弄清楚地球和其他星球的关系,这样才能论述四时循环的道理。也就是说,先有物而后有伦,并不是先有伦而后有物,切不可以臆断物之伦,以其伦而害物之理。君臣之伦也是如此。君与臣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它是在有了君臣以后才产生出来的关系,所以认为君臣的关系就是人的本性难以自圆其说。如果说君臣关系是人的本性,那么世界各国只要有人就必然有君臣之伦,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社会莫不有父子夫妻,莫不有长幼子孙,这才是人类天赋的关系,是人的本性,而君臣关系在某些国家是不存在的,目前一些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就是如此。这些国家虽然没有君臣之分,但政府与人民之间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国家政治也非常稳定。孟子曾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但实际上不实行君主制的国家,其国民情况远远超过唐虞三代,这又该作何解释呢?如果孔子、孟子能活到今天,还会作此高论吗?可以说,圣贤之言也有漏洞。因此,主张君主政治的人,必须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人性,然后再论君臣之义。这种君臣之义,究竟是生而有之,还是后天偶然发生了君臣关系而形成的呢?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道理。如果人们平心静气地探讨君臣之义,就会发现这个准则完全是出于偶然。既知其为偶然,就必须衡量这个准则的利弊。某种事物如果容许讨论它的利弊,则说明它是可以修正改革的,凡是可以修正改革的事物就不是天然的规律。因此,尽管父子夫妇的关系难以改变,子不能为父,妇不能为夫,但是君可以变为臣,武王伐纣就是如此。而且,君臣也可以平起平坐,我国的废藩置县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此可见,君主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而决定改与不改的标准,就在于它是否对文明有利而已。一个西方学者曾经说过:不仅中国、日本有君臣之分,西洋也有M aster和Servant的差别,也就是君与臣。但是,西方的君臣和中国日本的君臣在意义上是不一样的。由于我们没有相当于M aster和Serv an t的词汇,因而将其翻译为君、臣。在君臣的称谓上不要拘泥这些字面意义,就我个人而言,是将古来中国人和日本人印象中的君臣称作君臣的。例如,在我国古代,臣仆杀害主人者会被处以磔刑,而主人杀害臣仆就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主人和臣仆的关系就是君臣之义,封建时代的诸侯和藩士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的典型例子。
按照之上的论述,君主政治是可以变革的,那么,将君主政治变革为共和政治就是达到理想境地了吗?绝对不然。在距今二百五十年前,在北美有一群人,他们的祖先(指“Pilgrim Fathers”,共有101人,在1620年离开英国的)因为在英国受尽残酷的政治压迫而厌恶君臣之义,毅然离开祖国到北美定居,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奠定了独立自主的基础。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至今仍存有历史遗迹。后来,有类似志愿的人纷纷来到这里定居,开辟了“新英格兰”。随着人口逐渐繁衍,国家财富日益增长,到了1775年,“新英格兰”已经占有了十三州的土地,经过八年苦战,他们终于脱离本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就是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人们建立这个国家并不是出于自私,更不是为了达到某种野心,而是为了践行公平合理的原则,为了维护人类的权利义务和天赋的平等,这一点从当时的独立宣言就可以看出来。何况在1620年12月22日,当这101名先人冒着风雪来到美洲大陆的时候,怎么会有丝毫自私心呢?他们有的只是大公无私、敬神和爱人。根据他们的行为推测,他们一定是非常厌恶暴君和贪官污吏的,也许他们甚至想要在二百五十年前就把政府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废除,18世纪70年代的独立战争,正是继承并体现了这种精神。战争结束后,也是根据这种精神决定政策的。国家独立后,在国内实行的工商业、政策、法律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以践行这种精神为目的的。按理说既然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是由独立的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竭尽力量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应该是完美无缺,真正达到人类的至高境界,建成了真正的理想国了。可是今天的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共和政治成了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施行的暴政,其残暴程度和君主专制的暴政并无二致。唯一的差异就是出于一人之手与出于众人之手而已。据说美国崇尚简朴的风俗,简朴本来是件好事,但由于世人喜好简朴,于是就有伪装简朴以欺世盗名和假借简朴以骗人的现象,就像有些乡下人利用其淳朴来骗人一样。再者,美国虽然严令禁止贿赂,但禁令越严密,贿赂却越猖獗,与过去日本禁赌越严赌风越盛的情况非常相似。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共和政治是以全国人民的意志为施政方针的制度,所以舆论认为它非常公平,犹如在百万人口的国家集中百万人的意志以决定国事一样。然而实际上却不尽其然,举例来说,在共和政治制度下,一般采用投票选举的方法选举议员,得票多者则当选。既然当选取决于多数,那么多一票也是多,如果把全国人民的投票倾向分为两派,以在百万人口的国家为例,一派为五十一万人、另一派为四十九万人来进行投票,那么当选者一定会偏袒一方,也就是说四十九万人的那一方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参加议会的机会。再者,假定有一百位议员当选,在他们出席国会讨论国事的时候,依旧采用投票的方式表决,如果是五十一人对四十九人,那么事情的决定权就必须取决于五十一票的多数了,所以并不是按照全国人民的多数做出决议的,而是按照多数中的多数来决定的,票数相差极少,因而大致的比例是以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的意志控制了余下四分之三人口的意志,这不是真正的公平(见穆勒《议会政治论》)。关于议会政治还有许多纠缠不清的争论,因而很难断定其利弊。此外,君主政治有以政府的权力统治人民的弊端,共和政治则有以人民意见干扰政府的缺陷,所以政府有时因不胜其扰而动用武力,以致引起大祸,所以说,共和政治的战祸未必就最少。1861年,由于买卖黑奴引起了纠纷,美国分成了南北两派,上百万的市民突然拿起武器,同室操戈,同类相残,掀起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大战,经过四年混战,损失的生命和财产不计其数。本来这场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国内的上层人物反对买卖黑奴的恶习、提倡天理人道,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事件一旦激化,就会不断扩大,逐渐混淆了理智和利益、道德和欲望,使其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如果从具体情况来看,不过是这个所谓自由国家的人民互相争权夺利,各逞其一己之私而已,其丑恶情况如同天堂乐土出现群魔厮斗一样。试问,先人若地下有知看到这种情况将作何感想!阵亡者在黄泉之下又将如何面对先人!正如英国学者穆勒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写的那样:“有人说人类的目的唯有进取,为了争夺利益,不惜互相排挤践踏追逐,这种现象对于促进生产发展最为有利。虽然还有人以为追求利益是人类的最高法则,但我却不敢苟同。在现代世界上,美利坚合众国就是这样的国家。这些白种人的后代联合起来摆脱了不公平不合理的羁绊,开辟了新世界,那里人烟稠密,财富充裕,耕地辽阔,民主自由的权利也已普遍施行,简直已经没有了贫穷。虽然生活条件如此完美,但这个国家一般风俗则令人感到惊讶。全国的男子毕生都在追逐金钱,而全国妇女毕生只顾不断地生育这些追逐金钱的男子,这难道就是人类生活的崇高理想吗?我不这样认为。”从穆勒的话中我们可以窥见美国风俗的一斑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君主政治未必良好,共和政治也未必完美,不管政治的名义如何,它只是人与人关系的一个方面,所以不能仅凭体制的一个方面来判断文明的实质。体制如果不合适也可加以改变,不影响大局的话,也可以不改。人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达到文明。为了达到文明的目的,必须采取种种措施,经过千万次试验,边试边改,这样才能得到一些进步。因此,人的思想不可偏执,必须心胸宽广。不经过试验,世上一切事物都不会进步,即使经过试验而顺利进步,也还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说直到今天,全世界还处于不断的试验当中。目前各国的政治依然处在试验过程中,孰好孰坏,还不能立刻做出判断,目前只能把对于文明有较多好处的叫做好政府,好处较少甚至有害的叫做坏政府。因此,应该从衡量它的国民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评论政治的好坏。世界上既然没有达到文明顶峰的国家,也自然就没有尽善尽美的政治体制。如果文明达到了顶峰,那时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都形同虚设,还有什么体制值得选择呢?还有什么名义可以争论呢?只因现今的世界文明还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所以政治也显然处在前进的路途中,世界各国之间的差异不过几步而已。英国和墨西哥相比,英国的文明比较进步,政治也比较进步。美国的社会风俗虽然不好,但与中国的文明相比却略胜一筹,因此现在美国的政治也就比中国的好。所以,君主政治和共和政治,说好就都好,说不好也就都不好,而且政治并不是文明的唯一来源,它是与文明共进退的。前面已经讲过,政治是和文学、商业等共同构成文明的一部分。如果将文明比作鹿,政治比作射手,虽然射手不只一人,射法也因人而异,但他们的目标都是在于射鹿和得鹿。只要能获得鹿,不管立射还是坐射,甚至徒手捕获亦非不可。如果拘泥于一种射法,射箭不中而失去当获之鹿,那就是愚笨的猎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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