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目标:菊与刀全集

第二章　目标：西方文明

第一章里已经说过，事物的是非轻重是相对的，因此，文明野蛮也是相对的。历数当前世界各国的文明情况，欧洲各国和美国可以说是最为文明的国家，中国、土耳其、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文明半开化的国家，而大洋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算是比较野蛮的国家。这种观点在世界上已经成为通论，且不说西方各国人民自认为文明国家，就是那些被认为是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大都接受了这个说法，并没有强词夺理地认为本国的文明程度超过西方国家。不仅如此，稍明事理的人，对事理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洞悉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而也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远逊于西方而忧虑不安。于是，有的人就想向西方学习，奋发图强，强大自己的国家，以期与西方并驾齐驱。亚洲各国的有识之士似乎已将其当成了自己的终身事业，连传统守旧的中国人近年来也派遣了多批学生到西方留学，其忧国之情可见一斑。也就是说，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公认，这些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各国国情所表现出的明显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兹将各种文明情况做如下陈述，这是人类必经的阶段，也可以说是文明发展的一般过程。

第一阶段，人们既没有固定的居处，也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因利成群，利尽则散，互不相关；或有一定的居住场所，从事农渔业，虽然衣食尚足但仍不知改进工具，虽然也有基本的文字但仍无文学，这时的人类只知恐惧大自然的威力，服从于他人的恩威，听命于突发的祸福，却不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改造世界。这样的人就叫做野蛮，他们距离文明世界非常遥远。

第二阶段，农业取得巨大进步，人们衣食无忧，而且能够建造房屋、规划城市，在形式上俨然成为一个国家，但细究起来，其社会内部尚有许多缺欠：文学虽盛但研究实用之学的人却很少；在人际交往中，猜疑忌妒之心非常严重，但在讨论事理的时候，却没有提出质疑的勇气；模仿性工艺虽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仍然缺乏革新创造的精神；大多数人固守陈规不知改进，人际交往虽有一定的规矩，但由于受到习惯的力量牵制而未成体统。这样的人就叫做半开化，也就是说他们还没达到文明的程度。

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已经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纳于一定的规则之内，而且在这个规则内人们仍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有所作为而不囿于旧习，自己掌控命运而不必听命于他人的恩威；勤奋好学，既不羡慕古人，也不满足于现状；不苟安于当前的小康，而努力开创远大的未来，一心向前，虽达目的仍不停止前进的脚步，追求实用的学问，以奠定发明创造的基础，这时的工商业日益发达，人们生活幸福，人们的智慧似乎不仅能够满足当时的需要，而且还能够有计划地为将来打算。这就叫做现代文明，这时的文明已经远远摆脱了野蛮和半开化的境地。

从以上所划分的三个阶段可以清楚地看到野蛮、半开化和文明的界限。但是，这些阶段的名称既然是相对的，那么，在未达到文明之前，半开化可以说是最高阶段。半开化在当时的阶段是一种文明，而它对于野蛮阶段来说，更是一种高级的文明。以中国为例，现在的中国与西方各国相比，可以说是处于半开化的阶段。但是，如果将中国与非洲各国相比，或以本国情况为例，以近畿地区的人民与虾夷民族相比，那么，前者就可以称作文明了。西方各国现在被称为文明国家，也只是就目前这个时代说的，如果对它们进行认真的分析，就会发现它们的缺陷还非常多。例如，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但西方各国却专门发动战争；杀人和偷盗是社会上极大的罪恶，但是在西方各国杀人和偷盗案件却一直层出不穷；此外，西方各国在政治上有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的现象，而因权力更迭互相攻讦吵嚷不休的更是大有人在；至于在外交上玩弄权术、不择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虽然从大体上看来西方各国有朝着文明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决不能认为它们目前已经至善至美了。在千百年后，当人类的文明已经高度发达，进入了太平美好的最高境界时，再回头看看现在西方各国的情况，就会发现这也是一个相对野蛮的时代。由此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西方文明为最终追求。

既然西方文明不是我们的最终追求，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舍弃西方文明而不去效仿它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将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呢？既不能安于半开化的状态，更不能退回野蛮的时代。要摆脱这两个落后的状态就必须另寻出路，但是人们期待中的所谓太平盛世的最高境界也许在百年后，但它只不过是人类目前的空想罢了。况且，文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过程。因此，文明的发展变化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即由野蛮进入半开化，由半开化进入文明。现在的文明也是处于不断地发展进步中，欧洲目前的文明也是从这些阶段演变而来的。现在欧洲文明所处的阶段，也仅仅是凭借人类现在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因此，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无论是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状态，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获得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奋斗目标，将它当做一切议论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弊得失。本书就是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来讨论这种文明的利弊得失的，希望各位学者不要对本书的主要旨趣产生误解。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彼此分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国家体制，国体的政治各有不同，各国的人情风俗也有许多差异，如果各国都以欧洲文明当做衡量本国文明进步与否、得失利弊的标准，岂不是不合理吗？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各国应该根据本国的国体和政治制度，在研究本国人情风俗的基础上，适当地汲取外国文明，选择其合乎国情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能协调适宜。半开化的国家在汲取外国文明时，固然要取舍得当，但是文明有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两个方面，外在的事物易取，内在的精神却难求。学习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在这个过程中要及时估量其难者的深浅，然后采取适应其深浅程度的措施。但是如果次序颠倒，在未得到难者之前先取其易，不但不会起积极的作用，反而会有害于本国。所谓文明的外在事物，指的是器械、衣服、饮食、居室，以至于政策、法律等所能耳闻目见的事物。如果仅仅把这些外在的事物当做文明的全部，即使按照本国的风土人情加以取舍了，但也不能算是文明。因为西方各国即使国境毗连，其情况也互有差异，更何况远在东方的亚洲国家呢？因此不能全盘效法西洋。例如，近年来我国在衣、食、住方面渐渐流行西方的方式，这能说是文明的象征吗？剪掉头发的人就一定是文明人吗？吃肉的人就一定是开化的人吗？这是绝对不正确的标准。又如日本的许多城市仿照西方建造了楼房和铁桥，再如中国也突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方国家建造巨舰，购买大炮，我一向反对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这些东西可以用人力去制造，可以用金钱去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的东西，也是最容易的东西，汲取这种文明，必须适应本国的风土人情，斟酌本国的强弱贫富，不能够不考虑其先后缓急。有的人研究的所谓风土人情，可能就是指的这一点。关于这一点，我本来没有异议，不过，有的人似乎只谈文明的外表，却忽视了文明的精神。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精神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用来出售也不能花钱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在各种事物之上，但是人们既不能窥其形，也很难察其处。而我现在可以指出它的所在。学者们如果博览世界历史，姑且不谈其地理物产，不论其政令法律，也不问其学术的高低和宗教的异同，而是专门寻找亚欧两洲之间的差异，就必然会发现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存在着。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如果将它发展壮大，它就能包罗天地万物，如果加以压制，就会萎缩至无影无踪。这种无形的东西有进有退，有盛有衰，变幻无常。虽然它难以捉摸，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欧亚两洲的实际情况，就可以明确地知道这种东西并不是虚幻的，而是实际存在的。现在我们姑且把它称作国民的“风气”，从时间的层面来说，可以称它为“时势”；从人的层面来说，它可以称作“人心”；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它可以称作“国情”或“国论”。这就是所谓文明的精神。正是这个文明的精神，使得欧亚两洲的情况出现了悬殊的差异。因此，文明的精神，也可以称为一国的“风土人情”。由此可见，如果有人说在汲取西方文明之前必须研究本国的风土人情，这句话虽然在字面上似乎不够明确，但是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它的深层意思：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而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外形必须与精神相适应。我所主张的以欧洲文明为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寻求这种文明的精神，所以与前面的意见是不谋而合的。然而，有的人主张寻求文明应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阻碍，却又束手无策；我的主张是先寻求其精神，排除阻碍，为汲取文明的外形开辟道路。两种观点的差异即在于此。这些人并非厌恶欧洲文明，只是他们爱好得不如我殷切，议论还不够深刻而已。

前面已经论述了文明的外形易取而其精神难求的道理，现在通过事例来阐明这个道理。器械、衣服、饮食、居室以至政策、法律，都是耳闻目见的东西。然而，与衣食、居室相比，政策、法律的情况便有所不同，政策、法律虽然可以耳闻目见，但终究不是可以触摸或者可以买卖的东西，所以不同于衣食、房屋等物，它们的汲取方法比较困难。因此，效仿西方建筑楼房、铁桥容易，而改革政治法律却非常困难。虽然在日本目前已经有了楼房、铁桥，但是直到现在政治法律的改革还未能实行，国民会议也未能迅速成立，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至于想要更进一步改变全国人民的风气，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风气的改变，既不能单靠政府命令来强制实行，也不能依赖宗教的教义来说服，更不能仅仅通过衣食、房屋等的改变从外表来进行引导，唯一方法是顺应人民的本性，排除阻碍，消除弊害，使全体人民的智慧得到自然的发展，使人民的见解达到高尚的境界。如果这样能够改变人心，那么政策、法律的改革自然就可以水到渠成了。人心有了改变，政策、法律也进行了改革，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至于那些衣食住行等外在的物质，自然而然地就会不招而至，不求自得。由此可见，汲取欧洲文明的精华，必须先取其难者而后取其易者，首先要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策，最后达到有形的外在物质。依照这个顺序进行改革，虽然会遇到困难，但是并不会有根本性的阻碍，可以顺利实现目标。倘若本末倒置，看来似乎容易，实则行不通，恰如面墙而行，寸步难移，不是停止不前，就是不进反退。

前面所述的内容仅限于谋求文明的顺序，但并不意味着有形的文明完全无用。有形也好无形也罢，不论来自于国外还是创造于国内，都不应有所抑扬，而是应根据当时的情况，以先后缓急为标准来作出判断，决不能贸然全盘否定。人的才能是无限的，既有身体的才能，又有精神的才能，它需要的方面极多，所涉及的范围极广。因为人的天性本来是向文明靠拢的，所以一定不要伤害人追求文明的天性。文明的真谛在于使人身心的天赋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原始时代，人们都重视身体力量，它支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人际关系上必然要偏重于权力这一方面，而运用人的才能所能发挥作用的范围则是非常狭小的。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的精神渐渐发展起来，智力的地位也自然得到了提高，能够与体力相提并论，两者相互制约，势均力敌，这才稍微扭转了偏重权威的趋势，扩大了人们发挥才能的范围。然而在古代，由于体力只用于战斗，而无暇顾及其他，因此体力和智力并用的机会很少，至于取得衣食住行所需物资，也只不过是利用战斗的余力罢了。这就是所谓崇尚武力的风俗。在这种情况下，智力虽然逐渐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因忙于维系人们的野蛮思想，智力未能运用到和平安乐的事业上，只是单纯用作治人的手段而已，并且还得和体力互相依存，并未取得独立的地位。纵观当今世界各国，不仅在处于野蛮状态的国家，即使在半开化的国家，大凡德智兼备的人，都是通过种种关系而服务于政府，并且依靠政府的力量从事管理的工作，即使偶尔不从属于政府而为自身工作，也大都是研究典籍，陶醉于诗歌曲艺之中，并未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上的事情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智力的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了，由于不能再满足于往日的简单状况，人们开始了发明和研究，工商业日益繁荣，学术的发展也日趋多样化。在这个时期，政治、战斗、古学和诗歌等逐渐丧失了独霸的权威，成为了人事中的一个项目。最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彼此势均力敌的状态，激烈的竞争使人的品德进步到高尚的境界。直到这个时候，智力才跃居上位，文明才获得了显著的进步。人类的活动越单纯，用心也就越专一，用心越专一，权力也就不能不偏于一隅。在古代，由于人们的活动比较单纯，人类的才能无处发挥，因而它的力量只局限于一隅。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单纯的环境渐渐变成了复杂的世界，为智力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现在西方各国可以说正是处在如此复杂的世界中。因此，尽量使社会事务繁忙起来，社会需要不断增多，无论事物轻重大小，都能得到发挥，从而使精神的活动日益活跃起来，这才是促进文明的要领。古往今来的实际经验证明，只要无碍于人的天性，各种事物就必然会日益繁荣，社会需要也必定日见增长。因为人向文明靠拢的天性绝不是偶然的，甚至可以说是造物主的本意。

从这个方面来推想，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异同问题。所谓纯粹的专制政府或神权政府，就是把君主尊贵的道理视为天定，将最高的权力和至尊的地位合而为一，以此来统治人民，左右人心的方向。因此，处于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其思想趋向必然偏执，头脑单纯，心胸狭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旦社会上发生变故，这种关系稍被破坏，无论对社会是有利还是有害，必然会导致一种自由风气的产生。中国的周朝末期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数百年间人民竟不知有周室，此时，由于天下大乱，独裁专制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人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舒缓，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自由思想。在此后中国文明的三千多年间，也只有周末才出现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即使完全相反的主张也能为世人所接受（老庄、杨墨等百家之说繁荣）。然而从孔孟的立场来看，这些学说被认为是“异端”，但是从“异端”的立场看来，孔孟也就成了“异端”了。当时虽然缺乏古籍的记载，今人无从考证，但当时人心的振奋和自由风气的盛行却是可以想象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然有焚书坑儒的暴行，但其根本用意并不在于单纯地消灭孔孟之道，而是想把百家争鸣的各种学说，无论孔孟或是杨墨一律加以禁绝。如果当时只有孔孟之道，也许秦始皇未必会做出焚书坑儒之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后世很多暴君的暴虐程度并不亚于秦始皇，但都不认为孔孟之道有害，而孔孟之道也并不妨碍暴君的统治。既然如此，秦始皇为什么特别憎恶当时的各种学说并加以禁绝呢？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的众说纷纭极大地妨碍了他的专制统治。百家争鸣必然要产生出自由的因素，这就会影响专制统治。如果只有一个学说，无论这个学说的性质如何的纯粹善良，也决不能产生出自由的社会风气，自由的风气只会存在于意见不同的争论之中。秦始皇在消除了争论的根源以后，统一天下，从此实行了专制统治，虽然此后中国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仍然是以最高的权力和至尊的地位集中于一身的君主支配着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未在本质上得到改变。因为孔孟之道对封建专制最为有利，所以君主只让它流传后世。因此有人说，中国虽然实行专制统治，但仍然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变革，而日本却是万世一系，所以日本人的思想必然是极其顽固闭塞的。实际上这种说法只是局限于表面现象，并没有了解事情的真相，如果详细考察日本历史，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诚然，日本在古代也是以神权政府的意旨统治天下，致使民智不开，人民完全迷信集最高权力和至尊地位于一身的君主，人民的思想也是偏执狭隘的，这些情况基本上和中国人并无差异。然而，在中古武人执政时代，固有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形成了至强未必至尊、至尊未必至强的情况，至尊和至强在人的心目中开始有了区别，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样。既然这两种东西可以自由活动，其中就必然夹杂着另外一些道理。这样，就出现了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杂等三种思想，它们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形成垄断地位，既然没有垄断，就自然会产生一种自由的社会风气，这与中国人绝对拥戴君主专制、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从这一点看来，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中国人的思想是贫乏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就会消除迷信。在封建专制时代，由于一发生日食天子就会举行辟席，通过观测天文来占卜吉凶等等，因此人民也就尊崇这种风俗，愈加视君主为神圣，也就愈加陷于愚昧。现在的中国就是处于这种风气之下，而我们日本则不然。日本人民愚昧迷信的程度固然不轻，但这种迷信是出于人民本身，受到神权政府遗毒的影响较小。例如，在武人执政时代，发生日食的时候，也许天子还是举行辟席、观察天文和祭祀天地等仪式，但此时至尊的天子已经没有了至强的权力，他的行为被人民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视。再如至强的将军，虽然他的权威强大到足以征服一切，但在人民的心目中，他并不像天子那样尊贵，只是一个凡人。于是，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趋于平衡，在它们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巨大的幸运。在当今的社会状况下，我们固然不希望恢复武人执政，但是，在幕府执政的七百年间，如果天子掌握着将军的武力，或幕府拥有了天子的尊位，至尊至强集于一身，并且控制着世人的身心，则绝不会有今天的日本。时至今日，如果仍以皇学家们所宣扬的祭政一体的原则来统治日本社会，那么绝不会有以后的日本。正因为今天不是这种情形，所以说日本人应该感到万幸。从这点看来，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统治传之于万世的国家，而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社会只有一个因素，日本却包含两个因素。从这个层面来看，如果中国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今天这样的程度。可以说，在汲取西方文明方面，日本相对于中国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在前一段中我曾经谈过，某些人在说到汲取西方文明时认为应根据本国国体斟酌取舍。本章的目的虽然不是在讨论国体，但在谈及汲取外国文明的问题时，首先使人们感到阻碍的问题似乎就是国体论，甚至有人认为国体和文明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对于这个问题，很多理论家避而不谈，就像作战时未经交锋便各自后退一样，无论怎样也看不出和战的究竟，仿佛在阐明道理之后，无需交锋，唯有和战这一条途径。这些理论家们有什么理由避而不谈呢？基于此，我才用冗长的篇幅来答辩他们的论点。

第一，所谓国体是指什么呢？姑且不谈社会上一般的讲法，就我所知道的而言，“体”是集体或是体制的意思，也就是把物体合成一体而与其他物体相区别的意思。因此，国体就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安居乐业，同甘共苦，与外国人形成显著的区别；与对待外国人相比，本国人之间要尽心尽力，互相照顾；在一个政府之下，人们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不受外国政府的干涉，独立自主，荣辱与共。西方人所说的“Nationality”就是这个意思。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国体，中国有中国的国体，印度有印度的国体，西方各国也都各有一定的国体，并且无不全力维护自己国家的国体。国体的由来，有由于地理相同的，有由于人种相同的，有由于语言相同的，也有由于信仰相同的，林林总总，情况各不相同。但究其根源，最主要的因素是同一种族的人民经过共同的社会历史沿革，产生了共同的社会观念。当然也有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而自成国体的，例如瑞士，虽然瑞士国内各州在人种、语言和信仰上有所差异，但仍构成了牢固的国体。假如能够符合上述条件，那么人民之间的感情将更加融洽。日耳曼民族的各个国家虽然各有其独立的体制，但由于这个民族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和共同的传统观念，直到今天，日耳曼民族还是维护着日耳曼联邦的国体，这与其他国家是极不相同的。

当然，一个国家的国体未必始终如一，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或扩大，或缩小，或合并，或分离，甚至还有可能完全消失。在有些情况下，即使语言、信仰还存在，但人民丧失了政权，被外国人所统治，这就是国体的灭亡。因此，判断一国国体是否存在，不能仅以语言、信仰等条件作为衡量存亡的标准。例如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为一个国家，这是国体的合并，双方皆无损失，荷兰和比利时分为两个政府，并不是被外国人所征服的，而是国体的分裂。中国南宋末年，南宋的江山被元朝夺去，这是国体的丧失，也是华夏统治首次被推翻。后来明朝又推翻元朝，光复了汉人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恢复了华夏的本来面目。然而到了明末，国家政权被清朝夺取，传统的华夏国体再度丧失，成为了清朝的天下。时至今日，汉族人民虽依旧保存着共同的语言风俗，并且其中也有人在清政府担任高官，从外表上看，清朝、明朝好像是合而为一，但实际上传统的汉族建立的王朝已经丧失了国体。再如印度被英国所征服，美洲土著人被白种人所驱逐，这些例子都是丧失国体的佐证。总而言之，国体的存亡，其根本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丧失了固有的政权。(www.xing528.com)

第二，有的人用“Political Legitimation”这两个词来形容国家，前面的单词是政治的意思，后面的单词是正统或嫡系的意思，姑且译作“政统”，也就是在国内所施行的被人民所普遍承认的正统的政治。由于时代的不同，以及世界各国的国情的差异，政统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的国家以君主立宪制为政统，有的国家以封建割据为政统，有的国家以国民议会为政统，也有的国家以寺院政治为政统。为什么会产生政统呢？这是因为在最初取得政权的时候，一半的情况是通过武力实现的，但是一旦取得政权之后，武力也就失去它的威力了。不但如此，以武力得天下这句话也就成为当权者的禁忌，这是他们所最为忌讳的。无论何种政府，在被问及因何取得政权的时候，当权者一定会说：“我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是因为我掌握了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的加深，任何政府都会逐渐放弃使用武力，依靠真理进行统治。爱好真理、厌恶武力本是人类的天性，当人们看到政府的措施合理的时候，便会欣然接受，时间越久，就越认为这是正统，认为当代的一切事物都是极其合理的了。这就是所谓“政统”的由来。战争往往是造成政统变革的主要原因，在中国，秦始皇置郡县；在欧洲，罗马衰落之后，逐渐遭受北方民族的蹂躏，最终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随着人类文化的不断进步，学者的理论权威逐渐提高，就出现了不用武力而获得和平变革的情况，这对国家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例如，若以英国今日的政治与18世纪初期相比较，绝对是天壤之别，恍如两个国家的政治。英国只是在17世纪后半期由于政权问题而发生内乱，自1688年威廉三世即位以后，英国再未因政权问题而发生内乱，大动干戈。因此，英国的政统在一百六七十年之间虽然经历了很大的变革，但却始终未用武力，而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了改革，从前的人们就认为当时的政治是正统，后来的人们就认为现在的政治是正统了。在未开化的时代，也有不用武力而改变政统的情况出现。例如，在法国查理曼朝时期，君主虽然在名义上称臣于法王，实际上却掌握着国家的大权；在日本，北条氏之对于源氏，藤原氏之对于皇室，也都属于此例。

政治的形态无论如何变化，无论经过多少次更迭，只要是由本国人民执政，就无损于国体。因此，政统的变革并不影响国体的存亡。例如荷兰过去曾经实行共和政体，但现在是君主立宪政体；在近百年之间，法国的政治形态经历了十余次的改变，但其国体依然不变。所以说，维护国体最低的条件在于不让外国人夺去政权。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必须从在本国出生的人中选出，就是基于本国的政治必须由本国人管理的观念。

第三，所谓血统，也就是西方语言的“regin”，君主父子血缘相传不绝的意思。世界各国在继承国君的血统上各有不同的惯例，有的国家只限于男人，有的国家男女均可，有的国家规定君主并不限于父子，无子可立兄弟，无兄弟可从亲属中择优选取。实行君主政治的西方各国极其重视血统，在历史上因争执血统继承的问题而引起的战争不在少数。有时甲国君主死后无子嗣，恰好乙国国君又是其近亲，于是乙国国君便兼任甲乙两国的君主而形成两国一君的局面。虽然两国共戴一君，但丝毫不影响两国的国体和政统。在欧洲，这样的传统很多，但在中国和日本尚无此例。

如上所述，国体、政统和血统都是毫不相干的东西，有时血统不变，而政统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变革和法国的查理曼朝均属此例。政统虽改而国体不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世界各国的例子甚多。当然还有血统未改而国体改变的情况，如英国人和荷兰人长期占据亚洲地区，虽然仍旧保留传统的酋长，但却以英荷的政权统治着当地的土人，同时也控制了酋长。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日本从未改变过国体，皇权世代相传从未间断，然而政统却经常发生极大的变革，最初是君主亲自执政，后来便有外戚专权，此后或是幕府将军掌握了权力，或是臣窃取了权力，或最终又归于将军之手，逐渐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直至庆应末年才结束。失去了权力，天子只是徒有虚位而已。《山阳外史》这样评价北条氏“视万乘之尊如孤豚”，这句话十分恰当。日本的政统经历了如此多的变革，为什么国体还没有丧失呢？这是因为掌握日本政权的始终是语言风俗相同的日本人，从未让外国人干预过日本的政治。

然而，社会舆论专门单方面地注意血统，似乎把国体和血统混淆起来了，因此就产生了重视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弊病，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本来我国的皇统国体是相辅相成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种国体在世界上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但是如果严格地推究事理，就会发现皇统绵延只是国体没有丧失的一种象征。国体犹如人的身体，皇统犹如眼睛。目光是生命的象征，看到人的目光可以知道身体的生死。但身体和眼睛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因为保护身体的健康只注意眼睛而不顾及全身，如果身体的元气衰弱，眼睛自然会失去光彩。有时候，身体已经死亡，但眼睛仍然睁着，有人会误认为这个人还活着，这样的情形也是时有发生的。在英国统治东亚各国的时期，就有不少正是杀其身而存其眼睛的情况。

历史证明，保持血统的延续并非难事，从北条时代起一直到南北朝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个时代，虽然也曾有过血统正逆问题的争论，但是早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没有再究其正逆的必要了。正逆问题只是一时的争论，其实两者均系天子的血统，对后人来说，只要血统未断，就已经足够了。因此，虽然在当时血统的正逆是件大事，但若撇开时代的因素，用现代的眼光审视历史，只重视血统的延续，而不讲求延续的方法，那就无所谓忠与不忠、义与不义了，而楠木正成与足利尊氏也就难以区别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楠木正成不仅在争血统，而且也在争政统，想把天下的政权归还于天子，是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的，保持血统和保持政权孰难孰易可见一斑。

古往今来，日本的一般论调都自诩为金瓯无缺，冠绝万邦，颇为洋洋得意。所谓冠绝万邦，难道只是为皇统的延续而自豪么？延续皇统并非难事，即使北条、足利等叛臣，还尚且保持了血统的延续。那么，是否由于政统而冠绝万邦呢？自古至今，我国的政统也几经变革，与外国相比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所谓的金瓯无缺究竟是指什么呢？我想只是在于从开国以来，日本一直能够保全国体，政权从未落入外人之手这一点而已。由此可见，政统和血统只是随着国体的盛衰而共同盛衰，国体才是国家的根本。中古时代，王室虽曾失去政权，也曾发生过血统的正逆之争，但这些问题正因为发生在一向金瓯无缺的日本，今天我们才能洋洋自得。假如在当时是俄国人或英国人做出源赖朝那样的事，纵然皇统得到延续，作为一个日本人，今天也绝不会有得意之色。值得庆幸的是，在镰仓时代还没有俄国人和英国人进入到日本，但是在今天，他们已经聚集在日本的周围，时势将会如何演变，的确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事情。

当前日本人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意味着不丧失国家的政权。为此，国家必须想方设法提高人民的智力。提高智力的方法固然很多，但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汲取西方的文明精神。不破除封建迷信的束缚，就不能真正踏上科学研究的大道。人际交往也是如此，不打破陋习的束缚牵绊，就很难改进人与人的关系。如果真的能从迷信陋习中摆脱出来，人的心智开朗，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智慧来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奠定国体的基础，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至于维持皇统的延续则更是非常容易的事。试问天下的士人，除忠义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愿望了吗？忠义固然是好事，但是要尽忠就该尽大忠。要想保持皇统的延续，就应该为皇统的延续增光添彩。国体不巩固，血统自然就不会有光彩。正如前面所列的比喻，全身没有生机，眼睛必然失去光彩。要保持眼睛的光彩，就必须注意维护全身的健康，只用眼药是不可能保持眼睛的光彩的。由此可见，唯有汲取西方文明才能巩固我国的国体，才能为我国的皇统增光。人们不必踌躇，要坚决汲取西洋方文明。

“迷惑”这个词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世上事物有各式各样的迷惑，我首先从政府方面讨论如何摆脱旧习的迷惑，即就政府的“实威”和“虚威”的区别来加以阐述。在讨论事物利弊的时候，如果不先决定其目的，就很难得出结论。衣服是用来防御风寒的，房屋是用来遮蔽雨露的，人世间的万事万物莫不有其目的。但是，积习愈深，便愈会忘却事物的实际效用，只重视事物本身而忽视它的实际效用，从而导致只顾装修、粉饰，或者爱好、眷恋，甚至于不管有无害处，盲目地喜爱。这就是迷惑，也是世上产生虚饰的根源。譬如，在战国时代，日本的武士都佩带双刀，这是因为当时人们不相信法律，佩刀以自卫。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已成为一种习惯，而到了太平盛世，武士不仅不废弃佩刀的传统，反而更加重视起来，甚至有人散尽家产以装饰双刀。在士族阶层，不论老少，没有不佩刀的。那么，佩刀的实际效用是什么呢？许多人的刀鞘上嵌满了金银，而鞘里却只是细窄的钝刀，并且佩刀之人十有八九不懂武术。佩刀既然毫无益处，那么为什么在废除这个习惯的时候还会引起不满呢？这是因为世人都忘却了佩刀的实际效用而只注重习惯的缘故。这种习惯就是迷惑。在当今太平盛世，如果向士族质问带刀的目的，他们一定会说这是传统习惯，或者说佩刀是士族的标志，除此之外决不会有更明确的答复，当然也没有人能讲出带刀的实际效用，圆满解答这个质问。佩刀既然已经成了习惯或是标志，那么大可以把它废除。如果佩刀还有其不可废除的实际效用，就应改变方式，只取其有用之处。无论如何解释，也不能说明带佩刀是士族的天性使然。同样，政府也是如此，无论哪个国家，在最初成立政府，建立国家体制的时候，都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和国体。维护政权当然需要权威，这种权威就是政府的“实威”，而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实行“实威”。在原始时代，人民愚昧无知，只知畏惧表面事物，因此要有效地管理人民，必须使用道理以外的威力，这种威力就是政府的“虚威”。当然，在当时来说，这种虚威是为了维系人心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术。站在普通人民的立场来说，当时人类刚刚从同类相残的禽兽世界摆脱出来，初步学会了顺从，所以这种办法还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从人类的天性来看，一般掌权人的通病是陶醉于权威而恣意妄为，如同嗜酒的人一样，每饮必醉，醉后却更加嗜酒，结果好像酒能使人饮酒一样。大凡大权在握的人，一旦用虚威取得权力之后，就乘机利用虚威进一步获取虚威，似乎是虚威让人无限制地制造虚威。日积月累，这些人终于利用虚威建立起了政府体制，然后又通过种种修饰迷惑人心，从而只看到修饰的外形，却忽略了体制的实效。他们把体制的外形当做是金玉而加以眷恋和爱护，将其他的利害得失束之高阁，同时还要把君主和人民划出不同等级而强行加以区别，制定出一套体系完整的官阶、服饰、文字、语言等，以体现尊卑，周唐的礼仪就是这种体系的写照。此外，还有人发出无稽之谈，宣称君主是受命于天，或者说其祖先曾登灵山会见天神，或说梦兆，或说神托，总之无一不是荒唐之言，所谓神权政府就是这样起源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完全忘记了政府必须拥有实威的意义，而沉醉于荒诞的虚威之中。虚实的区别正在于此。

在上古荒诞时代，这种荒诞无稽的事固然还不失为一时的权术，但随着人智的开化，统治者就不应该再使用这种权术了。在如今的文明世界里，纵然衣冠华丽，高大雄伟，又怎能引来人们的注目呢？只会招致人们的哂笑而已。即使有人对文明毫无认识，但只要接触过文明事物，其见识自然就会有所提高，因此，决不可用荒诞的事物来进行强制统治。统治人民的方法，唯有根据道理制定法律，然后用政府的实威使他们遵守政治法律。今天，如果遭遇大旱，即使筑坛祈雨，人们也都知道无法求得降雨；尽管国君亲自祈祷五谷丰收，也不能改变科学的定律，依靠祈祷不能增产粮食的道理连小学生都明白；古时虽有投剑于海而退潮的传说，但今天人人都知道潮起潮落是大自然的规律；以前人们看见云雾缭绕就认为将有英雄出现，但今天人们都知道英雄不是从天上降临的。这些差别绝不是由于古今事物的道理发生变化，而是由于古今人类智慧的程度不同。人民智慧的提高带动了全国智力的增长，使得政治上有了实际的权威，对于国家来说，难道不是值得庆幸的吗？然而，如今竟执迷不悟地弃实而就虚，一味地粉饰外形，反而增加人们的愚昧。如果非主张虚威不可，那就只有设法使人民退回到原始时代的愚昧状态了。如果退回到愚昧状态，那么政治力量势必逐渐衰弱，国家也就不能称其为国家了。如果国家不能成为国家，那还有什么国体可言。这就是本末倒置，欲保护国体，反而戕害了国体。譬如，如果英国一直继承历史传统，保持君主专制，恐怕王统早已灭绝了。英国的王统之所以没有灭绝，就是因为减少了王室的虚威而解放了民权，增加了全国的政治实力，从而使王位也随着国力的加强而巩固起来，这可以说是维护王室的最上策。因此，国体并不会因文明的提高而受到损害，反而正是依赖文明的提高而日益稳固的。

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民，只要是迷惑于旧习，就一定喜欢夸耀他们的历史如何的古老悠久，历史越久，就越弥足珍贵，恰如古玩家珍爱古董一般。印度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传说：印度的第一个国王叫做普拉萨麻·拉加，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即位时已是二百万岁，在位共六百三十万年，后传位于王子，又经过十万年他才逝世。又如，印度有一部名为《摩奴》的典籍。根据古印度的传说，这部经典是造化神梵天（Brahma）之子摩奴所传授的，因而得名。公元1794年，英国人琼斯把它翻译成英文。这部典籍的内容虽然巧妙地记述了神道专制之说，但在德行方面却非常严正，立论也非常高超，有很多内容与耶稣教义相符合。不仅教义如此，文章中也有相类似的地方，例如《摩奴》里说：待人须要怜悯，不可使人产生牢骚，不可存害人之心，不可用实际行动去害人，不可骂人，遇到谩骂时要忍耐，别人对我发怒时，我应该用平和的话语去回答等等。另外，基督教圣咏作者的诗篇与《摩奴》的经文更有许多字字相似的地方，如圣咏作者的诗篇里说“愚人认为没有神”，而《摩奴》的经文里说“恶人认为谁也不看他，但是，神是看得很清楚的，并且知道他心里的想法”。这些内容都是很相似的（以上录自布兰德的《韵府》）。据说这部典籍大约是在二十亿年以前传授到人间的，可以说是非常古老的东西。印度一直遵守着这部典籍的教诲，保持着古老的国风，然而他们在高枕无忧中却被英国人夺去了政权，神圣的国家变成了英国口中的猎物，普拉萨麻·拉加的子孙也变成了英国人的奴隶。其实，印度人所夸耀的所谓六百万年或二十亿年与天地比寿的悠久历史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自我吹嘘《，摩奴》的历史实际上只不过三千年。这些暂且不谈，假如有人不屑于印度所夸耀的六百万年的历史，说非洲的历史已经有七百万年，而对于印度所夸耀的二十亿年的历史，就说我们已经有三十亿年的历史，我想此时印度人应该只有哑口无言了，但实际上这样的夸张简直是儿戏。宇宙之大是永恒无穷的，区区典籍又怎能与天地争短长呢？这足以驳倒印度的自吹自擂。宇宙变化的一瞬间就是世上的亿万年，二十亿年的岁月只不过是宇宙变化的一瞬间而已。针对这一瞬间做无谓的争论，却将文明大计抛之脑后，岂不是不知轻重吗？如果印度人听到这句话，又将无言以对了。因此，世上的事物，并非越陈旧古老就越有价值。

如上所述，我国的皇统是和国体相辅相成延续至今的，可以说是一种君国并立的国体，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把这种“并立”叫做一种国体，但是也决不能一直这样保守下去，甚至出现倒退，而是应该加以运用使其不断地前进。如果措施运用得当，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收到很大的成效。因此，君国并立制度的可贵并不在于它自古以来就为我国所固有，而在于它维护了我国的政权，促进了我国的文明。这种可贵不在于物，而在于它的作用，譬如房屋，它的可贵不在于它的形状，而是因为它具有遮防雨露的效用。如果我们因为房屋是祖先留传下来的建筑形式而只重视它的外表形状，那么用纸糊制房屋也未尝不可。因此，如果君国并立的国体有不适合于文明的地方，必定是由于习惯日积月累而产生虚饰迷惑造成的。倘若能去除虚饰迷惑而存其实效，逐渐改革政治的面貌，则国体、政统和血统三者就不会互相抵触，从而长期与现代文明共存。例如，如果俄国今天改革政治，明天就效仿英国的自由风尚，不仅寸步难行，而且会立刻招致国家的灾难。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结果呢？这是因为俄英两国的国情不同，人民的智愚不同，文明进步的程度也不同，俄国目前所实行的政治正适合于它的文明程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让俄国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一味遵奉固有的政治，而应该详察文明的进展，使文明和政治步调一致，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随之前进一步。关于这一点在第三章的末尾有所论述，可供参考。（书中或称西方或称欧洲，其义相同。记述地理时，欧洲和美洲有所区别，但因为美洲的文明也是来自欧洲，所以在讨论文明时，所谓欧洲文明也就是指欧洲式的文明。所谓西方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