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大全集》：确立议论标准

第一章　议论标准的确立

正所谓没有轻就不会有重，没有善就不会有恶，轻重、长短、是非、善恶等词是由相对的思想产生的。因此，如果没有对比，就不能谈论轻、重、善、恶的问题，所谓轻就是比重者轻，所谓善就是比恶者善，这样经过互相比较之后确定下来的重或善，就叫做议论的标准。日本谚语“腹重于背”，意思是说：在评价人的身体的时候，腹部比背部重要，因此在有些情况下，宁可使背部受伤，也要保证腹部的安全；又如“舍小济大”，意思是说对待动物而言，仙鹤与泥鳅相比，既大且贵，因此可以用泥鳅喂仙鹤。就像在日本，废除封建时代不劳而获的诸侯藩臣制度，改变成现在的状态，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推翻了有产者而使其陷于困境，但如果以日本国家和各藩的重要性来进行比较，当然是以国家为重而各藩为轻。废除藩国正好像为保全腹部而牺牲背部，剥夺诸侯藩臣的权力也犹如杀鳅养鹤。研究事物的本质，必须摒弃枝节、追本溯源以求得其本质所在，唯有这样，才能逐渐克服纷纭的议论，树立起正确的标准。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从而确立了物体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的规律，说明世界万物的运动法则无不以此为依据。万有引力定律也可以叫做理论的标准，如果在探讨运动的规律时没有这个定律，就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法达成一致，甚至还会根据车子的运动建立一套有关车的理论标准，或者根据船体的运动建立一套有关船的理论定律，凡此种种，只能让理论更加纷纭而得不到根本的统一，不统一也就无所谓正确。

议论的标准得不到确定，就无法推论事情的利害得失。譬如城堡，虽然对守者有利而对攻者就有碍，但是敌得之就是我失之，往者的便利也往往是来者的障碍，因此在讨论利害得失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其基本立场，是为敌，还是为我？是为守者，还是为攻者？不论为谁都必须确定其立场的方向性。自古以来，纷纭的议论总是相互龃龉，其根本原因在于最初没有形成共同的标准，到了最后又强行要求一致而造成了分歧。举例而言，神、佛之说就常常难以达成一致，两者的主张听来似乎各有道理，但如果究其根源，则会发现神道是讲究现世的吉凶，而佛法则是讲究未来的祸福，议论标准的不同使这两种学说难以达成一致。同样的道理，皇学家和汉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他们的争论虽然纷繁复杂，但基本的分歧在于：皇学家主张万世一系，而汉学家赞成汤武放伐——汉学家左右为难的问题也只在这一点上。对于事物的本质，如果这样舍本逐末地争论下去，正如在武器装备上一味争论刀枪剑戟的优劣一样，神、儒、佛的不同论点永远也不会达成一致。因此，要想消除这些无谓的争论而达到根本的一致，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提出比这些争论更高明、更新的见解，让他们自己去判断新旧的优劣。关于刀枪剑戟的争论曾经喧嚣一时，但自从洋枪出现以来，社会上就再也没有谈论刀枪剑戟的人了。（如果只听争论双方片面的辩解：僧侣会说，法华宗等也有加持祈祷的仪式，所以佛法也注重现世的吉凶；而神官将会说，神道也有葬祭之法，所以也是讲未来的。如此一来，议论就会永远纠缠不清。争执的出现完全是由于神佛两教混淆已久，僧侣想仿照神官，而神官也想侵犯僧侣的职分。其实神、佛两教的总的精神可以从几千年来的习惯得到证明，一个是以未来为主，一个是以现世为重，这样就无须再听那些喋喋不休的争论了。）

再来看看议论标准不相同的人的观点，在其主张的细节末端有时似乎相同，但一经追本溯源，就会发现中途往往存在分歧，从而也就导致结论也就互不相同。因此，在人们谈论事物利害的时候，乍听起来，仿佛对于某一事物有利或有害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但进一步追究起来，问及其所以认为有利或有害的理由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见解在过程中存在着分歧，而其最终的结论无法达成一致。例如，顽固不化的人总是憎恶西方人，而稍微有见识的学者在看到西洋人的举止行为时也并不满意，他们憎恶洋人的心态可以说与顽固分子并无两样。如果单就这一点看来，两者的主张似乎相同，但在谈及憎恶的理由时便会发生分歧：顽固分子认为西洋人是异类，所以就不问事情的是非曲直就只是一味地憎恶；而学者则见识稍广，并非单纯地憎恶，而是考虑到在相互交往时可能发生的一些恶劣的情况，因而愤恨日本人在那些自命为文明人的西方面前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比较而言，两者憎恶的态度虽然相同但憎恶的原因各异，因而在对待西方人的方式上也是不相同的。开国论者和攘夷论者虽然对细节的看法相同，而其过程中的分歧和根本出发点不同的原因即在于此。对一切事物，甚至于嬉戏宴乐的喜好，人们往往在表面上相同，而其本质的爱好却是有差异的。因此，不应在观察一时的表面行为后就遽然判断一个人的思想本质。

此外，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在谈论事物的利害得失的时候，往往各走极端，双方从议论之初就发生明显的分歧而无法相互靠近，更别说达成一致了。例如，守旧者一听到有人谈论公民权利平等的新学说，就立刻认为这是在宣扬共和政治论，从而提出：如果在日本主张共和政治论，那么日本的国体将无法立足，甚至还会招来无法预测的灾难。因而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国家将陷于无君无政的骚乱中。这些守旧者从讨论刚刚出现就考虑到了遥远的未来，既不去研究权利平等的性质，又未探求其目的之所在，只是一味地反对。从另一方面看来，革新论者从一开始就把守旧者当做异己，毫无道理地驳斥旧学说，从而形成敌对的状态，双方意见无法达成一致。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各走极端，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紧张局面。打这样一个比方，世界上有喜欢酒的人和不喜欢酒的人，喜欢酒的人可能讨厌年糕，而不喜欢酒的人就会讨厌酒。他们往往片面地谈论酒和年糕的害处，主张取消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喜欢酒的人会这样驳斥道：“如果说年糕有害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要破除我国几百年来的传统，在元旦那天吃茶泡饭，禁止店铺销售年糕，禁止全国种植糯米呢？这显然是行不通的。”而喜欢酒的人也会反驳说：“如果说饮酒有害，那么是否能从明天起就关闭全国的酒馆，严惩喝酒的人，用甜米酒代替药用酒精，举行婚礼的时候以水代替酒呢？这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样各执一端的话必然会使双方冲突不断，意见无法接近，甚至人与人之间会发生纠纷而给社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这样的纠纷发生在士大夫之间，就会引起口诛笔伐，以至于著书立说，以所谓空论蛊惑人心。如果发生在不学无术的文盲身上，由于他们不能舌战笔争，可能会诉诸暴力，引起厮杀。(www.xing528.com)

在社会上，当双方彼此争论辩驳的时候，往往只是互相极力攻击对方的缺点，不肯承认双方的真实面目。所谓的缺点，其实就是指和事物的好的或有利的一面相对的一面，即坏的或不利的。譬如，城市的居民虽然聪明但是刻薄，乡村的农民虽然正直但是愚钝。聪明和正直虽然是人们所倡导的美德，但是也往往附带着刻薄和愚顽这种坏的层面。因此，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争论大多发生在这里：农民视市民为刻薄者，而市民则骂农民为蠢货。这种水火不容的状态，就如双方各闭上一只眼睛，只找对方的缺点，不看对方的优点。如果他们能够睁开双眼，用一只眼观察对方的优点，而用另一只眼观察对方的缺点的话，就能抵消误解，双方的争论也就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再者如果发现对方的优点完全掩盖了缺点，那么双方不仅可以消除争论，而且可以彼此友好地相处，共赢互惠。同样的道理，社会上的学者也是如此。目前的日本议论界有改革和保守两大派别，改革派精明而主张进取，保守派稳重但是守旧。进取者有流于轻率的弊病，守旧者有陷于顽固的缺点。但是，精明未必都流于轻率，稳重未必都陷于顽固。纵观世界上的人，有喜欢喝酒但不会喝醉的，有嗜吃年糕但未伤及胃脾的，由此可见酒和年糕未必都是醉人和伤胃的罪魁祸首。醉酒或伤胃与否，根本原因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节制。从这个层面来说，改革派不必藐视保守派，保守派也就不必憎恶改革派了。假设现在有四个人：甲精明，乙轻率，丙稳重，丁顽固；如果甲遇丁，乙遇丙，一定彼此看不起甚至互相敌对；但如果甲遇丙，就一定会意气相投而互相亲近。如果彼此在感情上能够融洽地相处，双方就能显露出真实面目来，从而逐渐消除潜在的敌对情绪。在封建时代，住在江户藩邸和住在诸侯采邑的诸侯家臣之间在言论上经常发生分歧，属于同藩的家臣俨然一副仇敌的样子，这也是未能显露出人的真实面目的一个例子。虽然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这些缺点固然可以自然消除，但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接触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可以通过商业交易或学术研究，也可以通过游艺宴饮，甚至可以通过公务、诉讼、殴斗、战争等方式，总的来说，凡是便于人与人的相互接触，或者能够把心中的想法用言语行为表达出来的机会，都能够使双方的感情迅速融洽，这与睁开双眼看到对方的优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凡有识之士，都特别重视人民议会、社团演讲、交通往来、出版自由等，因为这些行为有助于与人民的接触沟通。

关于事物的一切议论都是每一个人意见的反映，当然这些反应不可能完全一致。见识高的人，其议论也就高深；见识肤浅的人，其议论也就肤浅。那些见识肤浅的人，往往还未能达到议论的出发点就想驳斥对方的观点，从而产生两种主张背道而驰的现象。例如，在谈论同外国交往的利弊时，甲主张开放，乙也主张开放，乍看来甲乙二人的主张似乎一致，但随着甲的理论逐步深入，乙就逐渐感到有些主张不能接受，于是双方便开始发生争执。乙这样的人是社会上普通人的代表，他们往往只能提出普遍的论调，见解亦非常肤浅，不能理解议论的根本出发点，在听到高深言论的时候反而迷失了方向。这样的例子在社会上比比皆是。这种现象就如胃病患者摄取大量营养品却不能消化，反而使疾病更加严重。粗略看来，高深的议论似乎对于社会有害无益，实则不然，如果没有高深的议论，后进者就无法达到高深的境界。如果因为怕胃弱而废弃营养，结果只会造成患者的死亡。古往今来，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不知引发了多少悲剧。不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社会上大愚和大智的人都非常少，大多数人是处于智愚之间的，一般都是与世沉浮、庸庸碌碌地过完一生的，这种人就叫做普通人，社会上的舆论就是在他们之间产生的。一般说来，这种人既不能回顾过去而有所反思，也不会对未来抱有远见，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好像永远停滞不前似的。可是，如今因为普通人在社会上占大多数，竟有人说因为众口难调，便根据他们的见解为社会上的议论画了一条线，如果有人稍微超出这条线的界限，就被认定为异端邪说，一定要被压制在这条线内，将社会上的舆论变成一致的。这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假如真的如此，那么智者对国家还有什么作用呢？社会上将要依靠何人预见未来，为文明开辟前进的道路呢？这些做法未免太没有头脑了。自古以来，一切文明的进步，其最初无一不被认为是所谓的异端邪说。亚当·斯密最初讲述经济学时，不是也曾经被世人看做是邪说而大加驳斥吗？哥白尼提出地动说时，不是也被称为异端邪说而因此获罪了吗？关于异端邪说的争论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社会上一般群众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些观点，仿佛受到了智者的鞭策。在如今的文明时代，即使是在小学生中也没有人认为经济学和地动说是奇怪的事情了，而且，假如有人对这些定律提出质疑，就一定会被当做愚人而为人所不齿。近来也有这样的例子，十年之前，三百诸侯曾各设政府，定下君臣制度，诸侯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其政权之巩固，大有可以传之子孙万代之势。然而转瞬之间，这些政府便土崩瓦解，变成了今天的局面。在如今的社会，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是如果在十年前，藩臣中有人提倡废藩置县，就一定会遭到藩府的迫害，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昔日的所谓异端邪说已成当今社会的通论，昨日的怪论已变成今天的常谈。由此推论，今天的异端邪说日后一定会成为社会普遍的通论常谈。因此，学者们无须顾虑舆论的喧嚣和所谓异端邪说的驳斥，大可鼓起勇气，畅所欲言。或许自己的主张会与别人的主张有所不合，但是要细细研究，取其合理之处，去其糟粕之处，以待某一天双方的意见达成确定统一的议论标准，切忌将别人的主张生拉硬套到自己的主张范围以内而使社会上的议论趋于一致。

综上所述，在讨论事物利弊得失的时候，必须首先研究利弊得失的关系，以明确其是非轻重。论述利弊得失比较容易，但辨别是非轻重却很困难。人们不应根据一己的利害来论断天下事物的是非，更不能因眼前的利弊而贻误长远的大计，而应博闻古今的学说，纵观世界大事，以平和的心态去排除困难，突破社会舆论的束缚，站在超然的地位上回顾历史，放眼未来。就我个人而言，当然不能够确定议论的标准，阐明达到这个标准的方法，使所有人都认同我的观点，但是我愿意向国人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呢？是应该追求文明呢，还是应该退回到野蛮的时代呢？问题焦点只在“进退”二字。如果国人有前进的愿望，那么我的议论也许会有可取之处。至于讨论如何前进的实际方法，则并非本书的目的，这一点期待大家研究后给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