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大全集》：柔道哲学研究

第二章　关于柔道

导读

本篇是关于柔道的哲学研究，从作者关于日本的第二本书《东方之外》（Out of the East）中挑选出来的。这本书是作者自1891年11月至1894年11月在熊本写成的。那时，他在第五高等学校当教员。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柔道哲学的论文，为波士顿人而写，计划12月里完工。关于抵制外国势力的入侵的反抗和这种反抗将带来的后果，你能说说你的想法吗？当然，我希望你站在西方人的角度，给我提供一些悲观的意见。比如说，这种反抗是这个民族的本性，永远也不会消失。我坚信这是正确的，不过我不能断定自己就是对的，因为除了上帝之外，还有谁能断定正误呢？不过我认为，只要是自己坚信的意见，就是有可能正确的。我特别喜欢那种令人惊奇不已的事实，比如在想象中，一只狂蜂呼啸飞行。所有的反抗——道德的、教育的、宗教的、商业的应该都能归纳起来。我不会要求你在不高兴的时候还得给我写点什么，只要你有工夫，有心情，随便给我写点意见吧。哪怕是一句话，一个我需要的暗示，也可能会让整个宇宙充满幻想。可以这样说，你是处在一个神经中枢里，而我，则是在一个小小的神经末梢上。”《（致张伯伦教授的一封信》，1893年10月13日）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

——老子《道德经》

一

在国力专门学校广场，有一座房子，建筑风格和其他的很不相同。除了屋顶装着玻璃窗而不是纸窗外，其他的都是纯粹的日式建筑。它只有一层高，长而阔，里面就是一间，铺着高高的地板和厚厚的一百条席子。它的日本名字叫“瑞邦馆”。门口一个小小的匾额上，写着几个中国字，那是一个天皇贵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手笔。房间里面没有家具，只有另外一个匾额和两张图画挂在墙上。匾额是胜海舟伯爵的手笔，写着“入神致用”四个中国字。一幅图画是著名的《白虎队》，17名少年勇士在内战时自愿为国捐躯。另一幅图画是中国文学教授秋日胤永翁的肖像，他德高望重，为众人所爱戴。他在年少时就是一个著名的战士了。要知道，那时候既要成为军人，又要成为绅士，条件是非常艰难的。

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老师教些什么呢？原来是柔道。那么什么是柔道？我对于柔道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学习它的人，要从小开始，持之以恒，经过长时间后才能学好。如果想成为专家，至少需要七年不停地练习，甚至要顿悟出一种非同寻常的自然趋势。我说不出柔道的详细情形，只能对它的主旨，说出几个大概特点。

柔道是古时候打仗时不用兵器而采用的一种武士道。对于完全没有学过的人来说，它好像就是角力。如果瑞邦馆里正在进行柔道练习，你进去就会看到一帮学生对付着另一帮约10到12个同伴，他们光着脚，裸露四肢，在席子上扑打。也许你会很奇怪，现场十分安静，死气沉沉。大家都不说一句话，也不会笑，没有一点把它当做玩闹的意思。绝对冷静，毫无感觉，是柔道学校严格要求的练习规则。也正是这种冷静和毫无感觉，以及众人的静默，才能给人留下奇特的印象。

一个专门从事角力的西方人，也许会看得明白些。他能感觉到那些年轻人都在很认真地发出自己的力气，他们的把握、抱持和投掷，十分特别而又相当厉害。他感觉这些都是危险的游戏，甚至要劝说他们采取西方角力的“科学”规则。

但是实际上，这些不是游戏，而是比那个西方角力人想象中要危险得多的柔道。那些看起来十分瘦小的老师，却能在两分钟内让一个平常的角力者一败涂地。柔道不是一种用来炫耀的技术，也不是要在众人面前展示技艺，它是一种自卫的技术和战争的技术。精于柔道的人，瞬间就能将一个未曾训练的敌人彻底击垮。他会用奇妙的手法，突然使人肩胛脱臼，肢节分离，筋骨扭伤甚至骨头折断，却又让人看不出他耗费丝毫力气。他不仅仅是一个运动者，甚至是一个精于解剖之道的学者。他也知道那些一触就能将人杀死的方法，比如用电。但他始终不会使用这些危险的手段，除非条件所迫却又不会滥用。传说中，这种神奇的本领只传授给那些拥有自知之明，道德纯洁无瑕的人。

有一点大家还需要留意，那就是真正的柔道专家，从来不是凭借自己的力气。他只是在最需要的关头发力，而他所使用的也是对手的力气。利用对手的力气是战胜对手的唯一方法。柔道的技巧，就是教你如何借助对手的力气取胜，对手力气越大就越倒霉，而你越得心应手。我记得有一位著名的柔道老师嘉纳治五郎告诉我，要教一个强大而有力的学生十分困难。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想，强有力的学生当然是最好的了。他却说：“因为这种学生倚仗他的力量并使用它，所以很难教。”其实柔道这个名字，真实的意思是“顺从而制胜”。

我怕难以解释全面，只能加以设想。人们都知道“还击”在拳术中的意思，我可能无法对它做出恰当的比喻。因为拳击家总是针对对手的力量，全力以赴，做出还击。而柔道专家则是从相反的角度出发。拳术的还击和柔道的顺从，也有一些相似之处：那种既无法还击也无法顺从，两方面都控制不好的人，一味用蛮力，最终会吃尽苦头。可以说，在柔道当中，每一种扭、挫、挽、推或者曲折，都是一种还击。真正的柔道专家并不排斥这些动作，他只顺从它们，而真正达成的效果，却在顺从之上。他用奇妙的手法来使用这些手段，使对手甩脱自己的肩胛，折断自己的胳膊，在更厉害的情况下，甚至能折断他们自己的脖子或脊椎。

二

以上的解释，可能模糊不清，但是你大致可以看出，柔道的奇妙之处，并不是专家们所表现出来的技巧，而是这些技巧中体现出来的东方思想。不以力抗力，只将对手的力量加以引导，反为我用。完全用对手的力气去制服对手，相当于说他的对手自己努力打倒自己。这种奇怪的教义，对西方人的头脑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好像确实没什么用。西方人的思维是做直线活动，东方人却是在做曲线运动。这种对抗暴力的智慧是何等美丽。柔道已经远远超乎防御科学之上，而升华为哲学和伦理的原则了。（我确实忘了说，大部分柔道训练都属于纯粹道德训练。）最为重要的是，柔道是一种民族本性的表现，那些梦想在东方扩张势力的西方列强始终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点。

25年前，可能还要靠近一些的时候，西方人总要以种种理由给日本人做出各种预言。他们说：日本人要采取西方的穿着和时尚，要采用西方的交通方式和建筑风格，不但要接受西方的生产工业和应用科学，还要接受西方的哲学和理论。有些人真的开始相信，日本就要变成殖民地了；西方的资本要在日本发展生产，享受特权了；甚至说，日本天皇要敕令全国，信仰基督教了。这些偏信的人，太不了解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不知道他们深厚的历史，远大的目光和独立的精神。没有人去了解日本人所从事的柔道训练，因为那时候，西方人听都没听过。

以上所说，仅仅是柔道。另一方面，日本人学习法国和德国的经验，实行了一种新的军制，结果招募了一支25万人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都有强大的炮兵支持。他们学习英国和法国，创建了最好的海军制度，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拥有几艘世界上最好的巡洋舰。他们又运用法国的经验，建造了很多兵工厂，制造和购买了一些船只，将生产出来的武器运到朝鲜、中国、马尼拉、墨西哥、印度和太平洋的热带地区销售。为了军事和商业的需要，他们又建了近2000英里的铁路。通过美国和英国的帮助，建成最便宜也是最灵通的邮电业务。他们还建成了不少灯塔，据说日本的海岸是两个半球海岸线中最明亮的。他们又使用一种信号，效果绝不比美国的差。他们从美国获得一种电话制度和最好的电灯方法。通过对德国、法国和美国最好成果的详细研究，他们创立了公立学校制度。在这种制度之外，又有新的规定，使二者完全调和。他们照着法国模式建设警察制度，又使这种制度和日本特殊的社会要求协调一致。一开始，他们为了自己的矿场、工厂、军械厂和铁路，引进了很多机器，雇佣了很多外国专家。现在又开始解雇所有的专家。他们已经做了的，和现在正在做着的，真是怎么说也说不完。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西方的生产工业、应用科学、经济、财政、法律等种种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最好的经验，日本都选择采用了。他们利用这些最好的方面创造出新的经验，并加以修正，最终使其完全适合自己的需要。

日本人在学习这些经验的过程中，采取的态度都不是简单的仿效。事实证明，他们只采用那些对他们的发展有用的经验。他们使自己能够实行西方所有的专门教育，同时又在国内用严峻的立法，牢牢守护本国的资产。他们没有采用西方的衣着时尚、生活习惯、建筑风格和宗教信仰，因为这些方面，尤其是宗教，只要传入，就只会减少而不能增加本国的力量。尽管他们建好了铁路、航线，通了电报和电话，有了邮政系统，有了火枪大炮，还有了大学和各种专科学校，他们至今还保留着1000年前的东方民族色彩。他们既能保留自己的特色，也能有效地利用外部的力量。他们通过理智上的自我保护机制来维护着整个社会，这也是一种神奇的柔道。

三

我的面前摆放着一本30年前出版的手册，这里面有许多照片，是日本人一开始试穿西方衣着，试行西方制度时拍摄的，都是一些武士和诸侯的照片，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为通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出当时西方文明的吸引力，对于日本的习俗有着怎样的影响。

武士阶层很自然地成了这种吸引力的臣服者。他们甚至做过几次实验，要把西方的和东方的衣着调和搭配。有很多照片，都说明那些诸侯们穿着自己特制的服装。他们会以西方的样式穿着用西方材料做成的外衣、背心和裤子，可是外衣下面却束着长长的绸带，用来插刀剑。因为武士们并不是“悬挂刀剑的人”，他们身边巨大而又精致的武器不是为了悬挂在身上专门制造的，而且按西方人的习惯带在身边，那又太长了。他们用西方的昵布缝制衣服，但是又不想没有“纹饰”，所以就做成徽章，佩戴在那奇异的衣服上。有一个人穿着白绸做成的衣服，他的家族徽章或染或绣，有六处可以在绸衣上看出来。差不多所有的日本男子都佩戴着欧洲的表，上面还有漂亮的饰物。有一个人不时地看着他的表，大概他拿到这个表的时间还不长。大家穿着西式的两边有弹力的鞋子。不过好像没有人愿意戴那令人讨厌的偏偏在后来风行一时的欧洲帽子。他们仍然带着“阵笠”，一种用坚木制成，涂着红色和金色的头饰。在他们这一身奇怪的打扮上，只有绸带和这个阵笠能令人满意，外衣和裤子都不好看，鞋子则让他们备受痛苦。如此的结果则是难以形容的褴褛和不自在。他们既不舒服，也知道不好看，不伦不类，令人好气又好笑。那时的西方人，再也不会说日本人的穿着永远都有品位了。

还有一些照片，显示了西方文明对日本人的吸引力所造成的奇异结果。有许多不愿采用西式衣着的武士，都喜欢用厚重而又昂贵的英国昵布做成外套和裙子。这种布料既沉重又没有弹性，绝对不适合这种用法，你会发现，没有熨烫过的折痕，很快会恢复平整。

将照片一一翻过后，在审美方面真正能令人满意的，还是看到了那些守旧派，他们并不盲目屈从，始终坚守着固有的武士装束。这里的骑士穿着长裙、锦绣斑斓的神衫战袍、全身的甲胄和罩甲衫，还有各式各样的冠冕、奇怪的头饰以及古代高级亲王和武士在国家大型典礼时才佩戴的用轻而黑的材料做成的和蜘蛛网一般奇怪的纺织品。这里蕴涵的，有尊严，有美丽，还有战争的威严。

但是前面所有的光彩，都被手册最后一张照片给淹没了。那是一个穿着封建战国时代华丽服饰，目光咄咄的带着苍鹰的少年，他叫“松平丰前守”。他一手抓着军队中统将所用的，上面坠有缨穗的令箭，一手放在精致的剑柄之上。他的头盔发出奇异的闪光，胸前和肩头的铜甲，是西方有名的甲胄匠做成的。铜甲上的绳索都是金色的。一件用厚缎制成的绣满了金色波光和龙影的战袍，从他的腰间垂到脚上，就好像一件火焰袍。这不是在梦境，而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生活在中世纪，浑身上下如火如荼的人物，让我目瞪口呆。他那坚硬的甲胄和金黄色的柔丝，散发出灼灼的光辉，就好像一个五彩缤纷的甲虫。这不是在炫耀珠光宝气、金丝玉缕，这是一只战争的甲虫，面目峥嵘，叱咤风云。

四

从“松平丰前守”那一身富丽堂皇的封建服装，到变法时代不伦不类的西方衣着，是多么大的一个差距。日本人对本土衣服的使用和品味，只怕从此要消失殆尽了，甚至宫廷里面，也暂时采用巴黎的服饰。只有少数西方人，不相信日本全国都要改换服装。美丽的日本，到处都是毛乎乎的绒布，烟囱般的帽子和燕尾服，这种场面，在欧洲画报中都出现过，既是事实，也令人信服。日本人对于西方风情时尚的狂热开始了。可是现在的京都，除了那些穿制服的士兵和警察，1000个路人中，你很难看到穿西装的人。从前的狂热，原来只是一场全民族的实验，实验的结果却并不是西方人所期待的那样。日本人已经采用了好几套西式制服，加以修正，应用于陆军、海军和警察，这方面是再好不过的。（但是日本步兵采用皮鞋，似乎是个严重的错误。那些年轻人，穿惯了草鞋，从来不知道鸡眼是什么，却深受皮鞋的桎梏之苦。只有进行长途跋涉时，他们才能穿草鞋，说不定穿皮鞋的日子总有一天要改变。如果穿上草鞋，哪怕是一个小孩，一天走上30英里路都不会觉得劳累。）西方官员的制服也被日本官员采用，不过，只有当这些人在摆有近代写字桌和椅子的西方建筑里面办公的时候，他们才穿。曾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人对我的一位朋友说：“我们其实很不喜欢西方的衣着，只是暂时的利用它，就像有些动物在特殊的季节变换特殊的颜色，目的还是为了保护自己。”那些陆军、海军的将军，法院的审判官和警局监察在家里也都穿着本土服装。只有初级小学里的教师和学生，因为一部分军事训练的需要，必须要穿制服。这种规定曾经十分严格，现在宽松很多。许多学校只在做操和举行某些仪式时，才要求穿着制服。在九洲，除了师范学校外，其他学校的学生只要不是集体游行，都可以随意地穿着他们自己的衣服和鞋帽。只要是课后，不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舒舒服服地穿着他们自己的服饰。

总之，现在的日本已经很好地恢复他们本土的服饰风俗，但愿再也不会丢弃它。不仅是因为这种服饰适合在家穿，还因为它的庄严和卫生。因为武士阶层的革除，日本的风俗到明治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在形式上变化尚小，颜色变化就大了。他们穿着丝绸或羊毛织物的衣服，喜欢美丽的颜色和新鲜的花样，爱美的性格彰显无遗。不过，这个时代通用的颜色比以前要暗淡一些，包括漂亮的儿童和少女服饰在内，全国各地的服饰都要比封建时代严肃一些。过去那些五彩斑斓，令人眼花缭乱的衣着都没有了，现在只能在戏院或是印有日本古时戏剧的图画中才能看见它们原有的风格。

五

一个国家，如果要放弃本国的服饰，也许就要相应地改变本国所有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西服就很不符合日本内地，因为穿着西服的人，要蹲坐或者跪坐的时候，就会十分困难。穿西服的家庭，需要有休息的椅子、吃饭的桌子、取暖的壁炉、地板上的毯子和窗户上的玻璃（日本服饰的温暖，实在用不上这些东西），这样就会增加那些本来没有但生活一样过得很好的奢侈品。按照欧洲人对于家具的定义，日本人家庭其实没有什么家具。他们没有床、桌子和椅子，也许有一个小书橱，有时会有两个大抽屉装在壁橱里并用帘子遮起来，就这几个东西也算不上西方的家具。一般情况下，日本人的房间里，你看不到很多东西，一个小火钵，青铜或白瓷做的，用来点火抽烟；一张席子或垫子，方便人们跪下；还有就是一张画或是一个花瓶。几千年来，日本人都是在地板上生活。柔软而又干净的地板，片刻之间既可以用作卧榻，也可以用作餐桌，最多的还是当写字台用，虽然旁边还有一尺来高的小型写字台。这种经济的生活习惯，谁也不会相信会被人们舍弃，尤其在人口增加，生活压力扩大的时候，更见优势。在没有受到西方入侵之前，作为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民族，日本人追随祖先的习惯，没有仅仅是仿效西方，这以前是没有的。如果你把日本人想象成一个仿效的民族，那就无异于把他们想象成野蛮人。事实上，他们完全不会仿效，而是按照民族的本性去同化和适应。

有一点可以确信的是，日本将来的城市建筑在防火建筑这一块，一定会吸取西方的经验。东京有些地方已经有了砖屋的街道，不过这些砖屋里面还是铺着古式的席子，房主们延续着祖辈的居家习惯。即使将来用砖石建筑房屋，也不会是简单地效仿西方。他们差不多会创造出新式的，别有一番风味的东方风格建筑。

那些相信日本人对于西方事物盲目崇拜的人，如果到了开放口岸城市，就会觉得和内地相比，这些城市中除了古董以外，纯粹日式风格的事物要明显少一些，比如较少的日式建筑、本土风俗服饰和当地的宗教庙宇。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西式建筑通常只给外国人居住使用，消防局、邮局、关税局和一些酿酒厂、纺纱厂例外。日式建筑不但在这些通商口岸城市十分显眼，甚至比任何内地城市建造得都好。虽然这些房屋增高加阔又扩大了，但它们可能会比别处保留着更加浓厚的东方色彩。在神户、大阪、长崎、横滨等地，所有的本土事物（除了道德和性格）都似乎在有意地贬低西方文明的吸引力。谁要是在很高的屋顶或阳台上看过神户的全景，谁就能看见我说过的最好的例证，那是一片杉木的世界——在19世纪日本的一个海口旁，海是灰蓝色的，斜坡上矗立着白色建筑，各种山墙奇形怪状。你无法证明在神圣的西京城郊外，有比通商口岸更多的本土宗教仪式。在那些口岸城市，庙宇重重，神道教和佛教景象不计其数，除了古都奈良和嵯峨，其他内地城市都比不上。如果你认真研究一下这些通商口岸的特征，就会越发觉得这是一个民族的本性，它永远不会脱离柔道的掌控而臣服于西方。

六

就像以前的种种预言一样，那些认为日本不久就要宣布信仰基督教的说法，其实是毫无理由的。不仅是没有理由，连预言这么大的事件的根据，之前都没有出现过。没有一个东方民族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在印度努力宣传，甚至借助于大不列颠的高压政策，但结果还是陷于停滞。在教会发展已有数百年的中国，人们还是不接受基督教，因为很多西方列强借着宗教的名义入侵他国。我们努力想使离我们近一点的东方民族信仰基督教，没有什么进展。更令人绝望的是劝说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摩尔人和任何其他民族。劝说犹太人信从的布道会，只能以嘲笑收尾。不过就算把对东方民族的努力放到一边不管，我们也没有其他的成绩可以夸耀。近代历史上，基督教国家从来没有足够的力量使那些能维系自己存在的民族信从基督教的教义。只不过在那些野蛮民族或已经消亡的毛里人那，教义宣传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是名义上的。所谓名义上的，是指要达到宣传教义的真正目的是不可能的。斯宾塞就曾说过：“到处都有神学上的偏见和特殊教义埋没了很多社会学问题。有人将一种信念当做绝对真实的，便认为其他和这条信念不同的都是虚伪的，他没想到这种真实也是相对的。每一种宗教，在本质上只是代表它所在社会中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他不但不懂不接受，还会认为大逆不道。他认为经典的神学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最好的。他毫不怀疑，在一群野蛮人中努力传播起来。他为这群野蛮人恰好懂得了一点而感到分外宝贵，认为他们将来一定能得到检验过的成果。他自以为是，毫不理解一个民族不能接受其他的宗教，就像他自己不能接受其他的政治一样。而且这个民族有了另一种宗教，就和他有了另一种政治一样，迟早要堕落，以至于名义降低到和前辈不一样的地位。换句话说，他在神学上的偏执，使他在社会学的真理上惘然无知。”那种成功也只不过证明了上面所说的正确性。除非我们承认拿破仑罪恶的宣言极其恰当。他说，传教士有很大的政治利用价值，否则我们要评价他们在国外的传教事业，不但枉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更会一无所得，那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各个方面都已充分证明，宗教绝不仅仅是讲解超自然的经典教义。它是一个民族全部伦理经验的总结，很多方面更是这个民族法律的原始基础，以及社会发展的记录和最终结果。因此，它是这个民族整体的一部分，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外来民族的伦理道德所替代，也就不会被另一个宗教整体取代。一个社会发展良好的民族，绝不会轻易舍弃和他们的生活相处和谐的宗教信仰。一个民族可能会改变一些宗教教条，可能会部分接受另一种宗教信仰，但是要让他们放弃已有的信仰，哪怕这种信仰已经失去了本有的作用，都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接受佛教时，并没有放弃诸子圣贤们传承下来的道德观念和对祖先的崇拜。日本人接受佛教时，也没有排斥“神道”。欧洲宗教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富有包容心的宗教，能被另一个民族坦然接受，而且这样的接受不是替代旧有，而是对原有宗教的增益。因此，古代佛教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佛教真是一种具有吸附力而非排斥力的宗教，它们能将各种不同的信仰吸纳进来，重新加以解释，散发出新的力量。但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是这样，他们不够宽容，不肯吸纳，反而处处排挤别的宗教。要想把基督教引进东方的国家，不但要这些国家摒弃本土的宗教信仰，还要改掉已有的社会制度才行。历史的教训却告诉我们，只有用武力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如果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更加残暴的武力。因此，基督教以前通过直接的武力来传播，现在其实还是要靠背后的武力解决。我们是用金钱和恐吓来代替刀枪，用基督教的手段，在商业活动上实践暴力。比如，我们通过发动战争和中国签订条约，把大批的传教士派到那去，用我们的大炮和战船在背后支持他们。一旦他们被中国人杀死，我们就以他们的生命索取巨额赔偿。中国每年都要赔偿大笔金钱，渐渐知道了基督教的本来面目。爱默生曾经说：“有些人总要等到真理之光完全照到了事实，才能想起那就是真理。”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入侵本质开始抗议，正是说明了这个道理。而基督教开始破坏中国和外国的商业利益之前，人们是意识不到的。

虽然存在上述的种种情形，但是相信日本存在从名义上改变宗教信仰的可能，也是不无道理的。人们不会忘记，16至17世纪，日本政府曾经因为政治的需要而将基督教会彻底铲除。从那以后，基督教这个名称，人们开始深恶痛绝。当时，最早到日本宣传基督教的是萨维尔，他在1549年8月15日到达九州的鹿儿岛，开始了他的宣教生涯。有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在日本某些地方，至今还在使用着“伴天连”（Bateren）这个名词，意思是凶恶的术士，其实它是由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中“神父”（Padre）一词变化而来的。还有一件奇事值得我们说起，那就是在日本有一种特殊的竹帘，被称作Kirishitan，人们站在竹帘后面可以看见外面的路人，自己却不会被发现。这个词就是由“基督徒”（Christian）变来的。格立非斯（Griffs）认为，16世纪基督教会在日本的宣传取得的较大成功，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天主教和佛教，有些外在的相似。这种观点已经被萨滔（Ernest Satow）证实是对的。他曾经展示了一些原始文件，证明当时山口之所以允许外国传教士活动，是因为他们说可以“宣传佛的戒律”。人们便把这种新的宗教当成更为高等的佛教。但是读过那时候基督教会从日本寄回来的信，或者读读沙勒伐（Charlevoix）所汇集的材料，就会发现那个时候教会宣传的成功，还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我们因此看到了一种极为奇妙的心理学现象，或是在宗教史上再也不会出现的现象，和赫刻（Hecker）在《中世纪的流行性》中描述的当时流行的情况相似。过去那些基督教会的人，比现在的任何宣传机构都更加了解日本人深层次的性格。他们用非常敏锐的目光来研究日本民族的各种本性，并且知道怎样去利用这些本性。现在的布道者，再也无法向他们那样去获得成功。不过，即使在基督教会传教最发达的时代，日本信教的人也不过60万左右。但是从那以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准备在日本传教的基督教派至少有30个。在这大批的代表各种正邪力量的教派中，日本人一定会选择一种适合自己胃口的。这时候的全国形势，对于各种西方宗教的传入，也已大大改观。因为整个社会组织体系已经崩溃；佛教在基督教的攻击下站立不定，神道教则毫无反抗之力；军阀势力被消灭，既有的统治制度正在发生变化，各个省都深受战争的创伤；几个世纪以来都高高在上深居庙堂的天皇，这时候被迫走到百姓面前；新的思想潮流，威胁着一切旧有风俗，破坏着各种民间信仰；基督教的大肆宣传，也重新被法律允许。不仅仅是这些，政府也在努力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中开始考虑基督教的问题，就像研究西方的教育、军事、海军等各种制度那样公允而细致。有一个委员会还专门写报告称，西方国家因为基督教的影响，社会犯罪明显减少。这些都证实了开普耳（Kämaper）对于17世纪日本社会伦理的客观评价。他说：“日本人对于诸神十分尊敬，采取各种方式崇拜诸神。我们可以确切地说，他们在道德品质，在纯洁生活和虔诚信仰上，远远高于基督教信徒。”

一般公论认为，外国宗教除了不适合东方民族外，即使在西方也没有深远的伦理影响，远不及佛教在东方国家的辉煌。柔道的内在精神，就是为了一个以家长制为主的社会施舍比给予多一些。这个社会根据男子必须离开父母与妻子儿女同处的理念，建立于互助的宗旨之上。（最近有个法国批评家说，日本的慈善机构很少，可见他们缺乏人道主义。现在看来其实不是这样的，日本吸取过去互惠的教训，不再需要那些慈善机构。另外，西方虽然有很多这样的慈善机构，但是西方文明实际所展示的却是不人道比慈善要明显得多。）希望用天皇的敕令在日本宣扬基督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论用什么方法改造社会都行，反正要让基督教成为国教是越来越不可能了。传教士们虽然也做一些他们本职以外的工作，也许在一段时间内会继续保留这一身份，但他们再也做不成什么道德上的事了，反而会被一些人利用。1894年，在日本的传教士中，属于新教的有800人，罗马天主教92人，希腊天主教3人。所有这些传教士每年的费用至少有100万元，甚至更多。花费这么多，结果却是，信仰新教的大约有5万人，信仰天主教的和这个差不多，除此之外则是没有信教的有3990万人。一般来说，存心不良的人，是不能对宣教报告加以攻讦的，但是我管不了这些，我必须说出我的意见，上面列举的数字，我觉得是不可靠的。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天主教会说他们自己比起那些竞争者来事半功倍。他们的敌人也承认，罗马天主教会的工作非常稳定。可是教会的报告还是值得怀疑，因为日本下等阶级中，很多人为了得到特别的帮助或者一份工作而打算信教；穷人家的孩子为了学习一下外国的语言，享受一些教育，故意的做了基督教信徒；还有很多少人，在某一个时期信仰基督教，突然某一天又公然回到诸神面前；每当遭遇水旱灾害、饥馑或者火灾和地震的时候，传教士募捐到很多善款，做了赈灾的善事，便有很多人突然信起基督教来。凡此种种，你要是看到了，听到了并且知道了，不但会怀疑那些信教者的忠诚度，也会怀疑起这些传教方法是否道德。我们应该注意到，一年100万元的费用，又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这些宗教总还是有一些重大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本质上不值得尊重。日本本土的宗教在思想教育和经济支持上又存在劣势，同时又遭受着外来的侵略。幸好现在的日本政府已经打算在佛教教育事业上给予援助，开始看到一些希望。另外，很有可能，基督教会不久就要决定建设大的会社。

七

那种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会对国外实业企业开放它的内地的念头，和设想日本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一样，都不切实际。日本全国的形势，过去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对于外国的殖民侵略，始终坚守而抗拒。日本政府没想过固守陈旧政策，曾经好几次要签订条约，将日本变成西方大国新的投资场所。但是，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政府的政策就能左右的，它会由向来不大会犯错的民族本性做指导。

有位伟大的哲学家在1867年曾作了这样一个判断：“一个社会，如果发展到它的最高层次，各种平衡的势力无法再维持平衡的时候，马上就会分崩离析，日本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将自己的百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长时期稳定保守的状态，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等到这一切和欧洲的文明发生碰撞——一方面是武力侵略，另一方面是商业利益的吸引，再一方面就是思想的诱惑——这个组织就开始破裂。现在面临的，就是一种政治的分裂，或者是政权的改组。不过即使改组成功，这种因为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也是一种趋向于社会分裂的变化，一种由组合向破碎的变化。”

斯宾塞所说的证券改组，不仅很快会到来，如果没有受到重大的外界干涉，甚至比想象中还要来得更快。有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就是，它是否被修订的条约所干涉。一方面，有些日本政治家四处活动，要将阻碍西方人进入内地定居的各种因素铲除，另一方面则是，有些人担心这些人前去定居，会使本来就十分混乱的社会组织进一步发生分裂。前者认为，修订现有条约，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会大大增加，而国外来往人数未必增多。后者那些守旧的思想家，预感到开放内地给外国人的真正危险，不仅是数目的增加。在这一点上，民族本性偏向于后者，他们预感不到具体会有什么样的灾难，但是他们朝这个方向去想，却是对的。

不论在何种良好的状态下，西方人都明白，他们无法和东方人在生活上较量。他们也承认，曾经在澳洲和美国利用法律来抵制亚细亚移民，以此保护自己。他们用很多不合理的“道德上的理由”来虐待来自中国或日本的移民。有一个理由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东方人能让西方人的生活感到压抑。”但是，现在的日本又有了另一个问题，归纳起来就是：“某些情况下，西方人能让东方人（这里的东方人当然是指日本人。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相信西方人能让中国人放纵起来。就连日本人自己也承认，他们无法和中国人竞争。因此，在日本国内禁止公开传播的重要言论中，有一条说的就是中国移民的危险。）变得放纵。”一方面是温和的形势，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就是，西方人在公平竞争之外，还有武力侵略。他们究竟要不要用武力，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使用武力。他们的回答只会是“能”。因为将来在扩张势力时，他们可能会用到的政策，不论是实业的、经济的、政治的，还是三者混合的，要论起实际效果来，都只会是徒费光阴。如果不被排斥，他们最终都会找到操纵当地民族的方法和手段。接下来用他们的资本垄断当地的资源，倡导当地人无法企及的奢侈生活，以此来打倒他们的竞争对手。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很多弱小民族都已经在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之下，要么已经被消灭，要么正在被消灭。谁敢保证，像日本这样的贫穷小国，一旦放开外资的进入，会不会发生国家动荡。日本不会畏惧西方某个强国单独入侵，也不会担心这些列强联合起来。他们会在自己的国土上誓死反抗，保全自己。而这些西方国家内部互相嫉妒，谁也不敢单独行动。但是日本民族却要面临另一种恐惧：各种外国人过早地在内地杂居，说不定也会使日本重蹈夏威夷的噩运。他们的土地为外国人占有，他们的政权被外国势力操纵，他们的独立名存实亡，偌大的帝国最终变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实业共和国。

开放与否，正是日本国内对立的两大党派在向中国宣战之前热烈讨论的问题。同时，日本政府也在对外交涉中遇到很多困难。在各种反对外国入侵的运动面前，将国家对外开放是件危险的事情；但是修改条约，阻止国家开放，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形势很清楚，除非用外交的或者武力的手段将西方势力的联合破坏掉，否则西方列强仍旧会继续对日本施加压力，步步紧逼。手腕老辣的青木周藏在和英国人签订新的条约时，就碰到了这种需要双方兼顾的难题。按照新的条约，日本对外开放，但是英国人不能占有土地。他们只能按照日本的法律去租用土地，租期到租用者死亡为止。他们不能在沿海城市甚至以前的通商口岸从事商业买卖，所允许的买卖中，日本政府要抽取高额税款。所有外国的租界要归还日本，英国侨民也要遵守日本的法律。事实上，这个条约让英国丧失了所有权利，而日本又得到了所有权利。条约公布以后，英国商人口瞪目呆，他们说祖国出卖了他们，他们被这种法律束缚手足，完全投入日本人的禁锢之中。有些人直接说趁着条约还没开始执行，带着资产早些远离日本。日本人却可以为了他们的外交胜利而高兴。名义上国家对外开放了，但是实际情形却是既防止外国资本大批进入，又逐步排斥国内现有的外国资本。如果日本政府从别的列强那里也能争取到这样的结果，那么他们所获得的就会远远超出以前不平等条约中所失去的。青木周藏条约，在外交斗争中展现出了柔道的最高能量。

但是，不论什么样的条约，在它完全实行之前，谁也不能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日本人凭借着柔道的力量，最后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仍然无法确定。过去的历史中，通过这种英勇和智慧来对付如此大的国家问题，至少别的东方民族都还没做到过。在一些中年人的记忆中，日本已经将它的军事力量发展到欧洲强国的地步；实业方面，它很快就会成为欧洲国家在东方市场的强大竞争者；教育方面，日本发展迅速，已经建设好的学校制度总是比任何西方国家投入更少的经费而获得相当的成功。那些每年因为不平等条约而造成的损失，洪水地震带来的灾难，国内政局动荡，传教士对国民精神上的破坏以及下层人民的贫苦，现在都算不上什么了，日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八

如果日本得不到应有的荣耀，那么这种不幸也绝不是因为缺少民族精神。日本的民族精神，其程度之高，其他民族无一能及，以至于用陈旧的“爱国”一词都无法代替。虽然也有心理学家说，日本人本质上没有人的个性，但是不可否认，就整个民族而言，日本人所有的个性比起我们的要坚强得多。我们也会怀疑，西方人到底是怎样培植他们的个性，以至于把国家和民族的感情都可以肆意破坏。

本分之上，日本民众都是上下齐心。如果你问一个日本学生，有何本分，他便会对你说：“日本人的本分就是效忠天皇，一心使国家强大，防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独立。”大家都知道会面临危险，但是无所畏惧，在智力上、体能上接受训练，以此应付这些危险。每个公立学校都会让学生在入学之前先经过一个军事教育预备班的训练，每一个城镇也都有他们的青年团。就算那些还不能参加军事训练的幼小儿童，也要教他们唱古时候的忠义之歌和近代的军歌。经常有人创作出新的爱国歌曲，经政府审定后传播到各个学校和军队。在我教学的那个学校，曾听过四百个学生一起唱这种歌，这真是一次好的经验。唱歌的时候，这些人都穿了统一的制服，列成军队序列，指挥者喊“踏步走”的口令，所有人开始踏步，脚步声好似阵阵鼓点。然后领唱者先唱一节，大家跟着，用激扬的情绪复唱一遍。在每一节的最后一个音符上，大家都用特殊的重音，听上去就像火铳爆发。这是最有东方色彩，也最震撼人心的唱法。你能在每一个字眼里，听出日本人的雄心在颤抖。不过，更加动人的还是军人的歌声。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听见了外面熊本古堡中，8000个军人正在唱歌，好像一阵阵惊雷，混杂着数百支悠长沉郁的号角声。(www.xing528.com)

政府从来没有放松对忠君爱国这种伦理道德的提倡。因此，最近发起了很多节日活动；旧的节日仍继续每年庆祝，并且热情有增无减。在天皇的诞辰日，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公共场所，全国民众都要向天皇的画像庄严地行礼，同时还要唱规定的歌曲，并举行仪式。（向天皇御容敬礼的仪式是朝见仪式的重演。具体是这样的：一鞠躬，向前三步；再深鞠躬，再向前三步；然后再深鞠躬。在离开御容时，向后退步，仍然是鞠躬三次。）

当然也有受传教士的煽动而不向天皇画像敬礼的基督教信徒学生，这些学生在学校里就会被其他同学看不起——甚至会受到同学们的迫害。这样一来，传教士们便有机会给本国的教会报纸写基督教信徒在日本受迫害的故事了。像这样“为了不肯向天皇画像敬拜”的事情虽然不常出现，但从结果上可以看出外国传教士所采取的手段，以此来达到向本国教会传达日本破坏他们传教事业的目的。

外国传教士们狂妄的攻击和指责，不仅局限在精神、宗教、伦理、教条方面，还扩大到日本基督教信徒的衣着和风俗上。正因为如此，日本基督教信徒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感情，最近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有的日本民众公然地说他们不需要外国的传教士，他们希望创造一个新的、完全本土化的、符合日本民族精神的基督教。还有一些人的想法更为激烈，要求现在所有（为了符合法律要求或者打法律擦边球）用日本名字冠名的教会学校、教堂及其所有财产，都要名副其实地属于全部日本基督教信徒所有，同时也表明了他们的想法是没有私心的。有些情况下已经开始出现教会学校全部听从日本人指挥的趋势。

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日本魅影》中说到日本民众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到教育事业中，从而实现强国的目的。与此同时民众在援助上所体现出的热心和自制也一点没有减少。天皇首先做了一个榜样，将自己财产的一大部分捐了出来用来购买战舰，并且还下了一道敕令，命令所有的政府官员捐出自己薪金的十分之一作为同样的用途，大家都毫无怨言地依从。所有的陆军和海军军官、所有的教授和教员以及几乎所有的文官（邮差和普通警察不在其内。因为一个警察的月薪大约只有六元，邮差还要少很多）每月都捐献薪金用作海军防御。部长、贵族、议员与普通的邮务生都一视同仁，没有例外。这种依靠敕令的捐献持续了六年之久，此外全国比较富有的地主、商人、银行家还额外捐了很多钱。正是因为这种自我保护的努力，日本迅速地强大起来；外来的危险使日本迅速地行动起来。日本的各种努力，看起来好像无法相信，但这种努力所带来的成效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日本终究有一天也会遭受挫折，但未来的事情很难预料。不管怎样，即使将来发生了不幸，也肯定不会是民族精神衰退的结果，它只可能是政治错误的产物——盲目自信的结果。

九

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些吸收、同化和运动中，旧道德的命运将会如何呢？我想从最近和一个大学生的谈话中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把这些话复述出来，当然不可能都是原话，但这些对话至今仍闪烁着新时代唯物思想的光芒。“先生，请坦诚地告诉我，你刚到日本的时候对日本人有什么看法？”

“是说现在的年轻日本人吗？”

“不是。”

“那你的意思是指那些仍旧保持着传统思想和礼教的人——像从前的汉文老师，快乐的老人，始终代表着古代武士精神的人吧？”

“是的。A先生是一位有理想的武士。我就是指像他那样的人。”

“我认为他们都是善良、高贵的。他们正像他们所信仰的神灵。”

“你现在仍对他们保持好感吗？”

“是的。我对新时代日本人了解得越多，越尊敬旧时代的日本人。”

“我们也尊敬他们。但你作为外国人，一定能看到他们的缺点。”

“什么缺点？”

“缺乏对西方真正智慧的认识。”

“但是如果用另一种文明的标准，一种完全不同体系的文明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文明的优劣，是很不公平的。我认为，一个人愈能完整地展现自己的文明，我们便愈把他当做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一个绅士。用他们自己的在道德上很高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我认为那些旧时代的日本人都是很完美的。”

“你说的完美是指哪些方面？”

“他们仁爱、礼貌、侠义、自制，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有孝心、有坚定而单纯的信仰，并且还知足常乐。”

“那这些优秀的品质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中也能有助于成功吗？”

“不一定，但有些肯定也是有帮助的。”

“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中真正有助于成功的品质正是旧时代的日本人所缺少的品质，是这样的吗？”

“我想是这样的。”

“我们旧社会的教育强调自我牺牲，培育你信奉的无私、礼貌、仁爱这些品质。可是西方社会却用公开的竞争——思想和行为的竞争——来培育国民。”

“我想是这样的。”

“但是日本要在列强之间有立足之地，就必须采用西方工业和商业的做法。日本的将来全依靠那些实业的发展。如果我们还遵循我们古人的道德礼仪，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发展了。”

“为什么？”

“竞争不过西方就是灭亡；可是如果要和西方国家竞争，我们就必须采用西方国家的做法，而这些做法与我们旧道德所提倡的恰好相反。”

“我想这是确凿无疑的。从一个大范畴上来说，既然要做一个事业就不能因为这个事业妨碍了别人的事业而犹豫不决，情愿自己没有回报。如果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妇人之仁而优柔寡断，不敢与别人竞争，那结果肯定是失败的，既然要做，就要放开手脚地去做。奋斗的真理便是强者和敢于行动者一定会成功，弱者和庸碌的人必定要失败。而我们传统的道德标准则认为这种竞争是罪恶的。”

“对的。”

“所以，先生，不管传统的道德有多么的良善，我们若仍遵循它，我们便无法在实业上取得进步，甚至不能使我们的民族独立。我们必须放弃过去。我们必须用法律来代替传统道德。”

“但这不是一个好的替代者。”

“它在西方已证明是一个好的选择了，英国在物质上的强大和日本自身的力量已经证明了这一切。在日本，我们必须要学习理智的道德，并代替情绪的道德。从法律上来说，在道德方面，有理智、有知识，就是有道德。”

“对于你，对于那些研究宇宙规律的人来说，可能是这样的。但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呢？”

“他们会继续遵从着传统的道德标准，信奉着他们坚信的神灵。这样他们的生活也许就会格外艰苦，但他们在古代是愉快的。”

前面的文章是在两年前写的。因为政治的变化和新条约的签订，我不得不重新改写了。现在我手中已经有很多材料证明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的种种记载。1893年谁都无法预言的事情却在1895年在世人惊奇和羡慕的眼光中发生了。日本凭借自己的实力成功了，日本的国力得到恢复，日本在各列强中的地位也巩固了，这意味着日本将永远摆脱西方哺乳的束缚。日本凭借着新式的科学的侵略力和破坏力第一次施展了日本的艺术、日本的道德文化，并如愿以偿地拥有了日本以前所得不到的东西。

有人说日本准备这场战争已经很久了，又有人说日本人对于战事的种种言论都是不可靠的。说这些话的人，不在少数。我却相信日本从事军事筹备的目的除了我之前所说外，还有就是为了恢复国家的独立。日本人努力培植本国军事力量至少有25年了。在那时候，全国人民一次比一次激烈而又顽强地反抗着外国势力的入侵，使政府感觉到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需要，要坚决反对外国不平等条约。1893年到1894年的反抗，对议会影响巨大，最后不得不解散议会。可是就算是解散议会，也还只是拖延问题，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问题。直到最后修改旧有条约，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这个问题才趋向缓和。可以很清楚地说，西方各国联合起来，在社会实业和政治上给日本施加巨大压力，这才造成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就是日本人反抗西方力量的扩大化，而这种扩大化竟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日本人已经充分证明自己能够反抗世界，独立自主。日本并不想和西方国家断绝实业上的联系，除非这种关系过于深厚。可以断定的是，日本凭借武力立国，完全受西方影响的日子——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已经过去了。各种排外的运动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中也许还会发生，不过那只会是日本民族个性的肯定。这群千百年来都受制于专政体制的人民，现在竟然也会尝试着君主立宪，虽然结果还无法知晓，但是看来国家若想发生变化，哪怕是政治体制上的变化，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巴夏礼爵士曾经预言日本会变成一个“南美洲共和国”，对于有点神秘莫测的日本民族来说，还真不能妄下定论。

你别不相信上面的话，这极有可能是真的。中国，这个在众多国家中最平和也是最守旧的一个，身处日本和西方列强双重压迫的夹缝中，为了自卫，也不得不学会我们的军事技术。以后，中国也许在军事上一鸣惊人，就像日本变革维新时一样，把势力向南方和西方延伸。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我们倒可以去看看皮尔森博士的一本新书《国民性》。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柔道最早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应该是日本的老师，西方人更应该看清，千千万万永不倒下的中国人，无数次被外族入侵，最后都只像一丛芦苇被微风吹拂，毫发无损。也许说不定哪一天，中国人也会像日本人那样，被逼无奈下用柔道来保护自己。在柔道巨大的能量下，彰显了世界上最严重的民族问题。中国要向那些侵略、勒索和剥削他们的人复仇。而到处采取殖民政策的西方列强，太喜欢用这些手段欺辱弱小民族了。

有的思想家综合了世界上两大殖民国家——英国和法国的殖民经验，预料说地球绝不会被西方民族完全占有，思想家们应该不会看错的。世界真正的未来，还是属于东方民族。有很多久居东方的人，也会产生这样的信念。他们能够看到人类奇异的内心世界，在思想上和我们有绝对不同之处。他们知道生活信念的最深处和力量之所在，也知道他们身上拥有不可思议的同化力量，在南北极之间，在各种环境中都能适应自如。那些观察者判断，一个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民族也会有消失的一天。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文明将来如何，可想而知了。

也许，结果就像皮尔森博士最近所说的，西方民族长期扩张和侵略的历史，正在接近终点。或者说，西方文明传遍了世界各处，但是那些民族格外愿意研究我们的破坏力和实业竞争力，没有帮助我们，反而以此抗拒我们。世界这么大，我们还要大半个世界屈服于我们，需要的力量太大了。也许我们已经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因为我们创造的这套机制，就像瓶中魔鬼，当我们无法控制它的时候，它就反过来威胁我们。我们的文明，真是奇怪无比，它从痛苦逐渐加深的地狱中壮大起来，既奇妙，又奇怪。它正处于整个社会的地震中，很快就要粉身碎骨，就像那些处于火山边的人所做的噩梦一样。东方智慧告诉我们，文明不能始终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维系下去，而是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

在人类还没有将他的话剧从这个星球舞台上演完之前，我们文明的劳动力还不能就此消失。它已经复活了历史，复兴了古人的语言，从大自然那里获取了很多无价的秘密。它解剖了这个星球，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从一个看不见的事物变成了看得见的。它在无穷大的画幕之外，将这个画幕全部撕去。它建设了千百种知识体系，将近代人头脑的容量扩张到古人头脑以外，并且开发了人类智慧和个性的最高形式和最可恶的形式。它发展了人类所能有的最精细的同情心和最高尚的情操，还有别的时代所不会有的自私与痛苦。从理智上讲，它已经超越了各个星球的高度。不得不信的是，它将来的影响必定比古希腊文明重要得多。

可是，一种有机体的组织越复杂，那么它的代谢变化就越快，最终消亡也就越快。有机体里面的力量越大，就会时常产生一种感觉，对于每一个外力变化所带来的震动或创伤也就越深切，越清晰，越精细，越复杂。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一处水灾、干旱或饥荒的结果，货物供给中心的一处破坏，矿产的枯竭，交通枢纽的暂时性中断，都会对任何一个实业的中枢神经产生压迫力，带给它们面临分崩离析的痛苦打击，并且传输到这个机构中的各个部分。这个机构凭借着内部变化，抗拒外来压力，产生惊人的容量。因为存在这种惊人的容量，也许就会由内部变化转变成截然相反的危险。我们的文明在逐步发展个人能力，但是这像凭借人造热量、有色光和化学养料在玻璃容器中培养植物一样。这难道不是将万千人等人为割裂，使得极少数的一部分人享受着奢侈生活，又使得大多数人遭受着奴役和压迫。这种残酷的事实，毋庸置疑地摆在我们面前。社会变革要为那些反抗压迫和索取应有权利的活动创造种种条件。总会有个时期，整个社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这不会是希望，而是事实。不过，对于将来我们到底会如何的问题，任何社会变化都无法想象得到，更别说是解决它了。就算成立共产主义，也无济于事。高等民族的命运，其实都掌握在大自然中。我们又是不是较为高等的民族呢？答案是肯定的。可是这样的肯定，还是解决不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最适应生存的种类吗？”

能够生存下来的条件在什么地方？在不论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很快适应的容量中；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临时应变能力中；在战胜恶劣自然条件的强大力量中。但是，绝不会在我们适应人为创造的环境和社会规则的能力中。这些人为创造的环境和社会规则只是简单的力量。现在，就在这些简单的力量上，我们这些所谓的高等文明民族，也已经比不上那些远东民族了。现在虽然西方人的智力和体力都超过东方人，但是他们只能浪费这种优点而别无所用。因为东方人已经证明，他们靠吃米饭这种简单食物，就能学会并且研究起我们的科学技术，并制造和利用我们那些繁杂的发明创造。可是一个西方人，要是没有至少20个东方人的生活费用给他，他连活下去都很困难。在我们的高等品质中，潜伏着命运上的软弱。可以预料将来的时代中，我们的身体机器，在种族竞争、人口压力等环境下，要运转起来所耗费的能量代价将会是极其昂贵的。

人类出现前后，同在这个星球之上，还存在着很多珍贵的动物种类，但是现在它们都消失灭绝了。它们的灭绝，并不是因为自然界仇敌的进攻，而是因为它们的身体存在着极大的消耗，但是地球能够给予它们的给养突然少了起来，它们便逐渐消亡。同样的情形，西方民族也会因为它们生活上的巨大消费而灭亡。有朝一日，他们达到了能量消耗的顶峰，便会被更适合生存的民族挤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就像我们放纵弱小民族的生活，将他们追求幸福所需要的东西，几乎不费什么工夫就给垄断、占有，最后将他们消灭。其实到了最后，我们也会被另一个获得大自然援助的民族收缩我们的生活，占有和垄断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最后将我们消灭。他们也会接受我们已有的智慧衣钵，采用我们最好的发明，继续从事一些实业生产。他们甚至会将我们科学和艺术中那些极具价值的创造发扬光大，流芳千古。即使这样，对于我们的消亡，他们也不会感到丝毫懊恼，就像我们也是漠不关心地看着那些鸟兽虫鱼从身边消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