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田中中将-菊与刀大全集

第二十章　昨天的田中中将

我们要晓得，近十五六年以来，中国的政局变动没有一回不是受外力支配的。在这十五六年当中，除了我们总理中山先生，他的一切行动是主动的独立的以外，掌握政权的人的行动几乎尽是占在被动的地位，而大多数是被帝国主义的势力支配着。帝国主义者叫他东他不敢西，叫他西他不敢东。总理死后，许多人对于俄国也是一样。“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人失去了建国的能力，这是一个最大的证据。所以总理说：“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不能够得到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也就永无统一的日子。中国不统一，最大原因是中国人自己失去了自信力而甘心受制于外国。同时一个外来的原因，就是掌握着最大的兵力财力的外国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工具，以中国人无自信力为机会，来中国捣乱。”这是的的确确的。我们在前面许多叙述当中，总应该看得出，日本何以能强，何以能统一，何以能吸收欧洲的文化，把它组织起来，变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完全由于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础，“信力”是活动的骨干。这种地方，是中国人应当切实反省，努力自新的。

自从欧洲战事发生以后，欧洲列强没有一国能在中国作政治的活动，于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完全被日本人操纵着。操纵中国政局的中心人是谁呢？这是我们所不能不知道的。

田中义一大将，是日本长州系军阀的嫡孙，是山县有朋的家督相续人，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最有声有色的活动是在他的中将次长时代。而他有声有色的活动，既不是像桂太郎那样大刀阔斧的创造生活，也不是像秋山贞之那样生龙活虎的精神生活。他只是在日本传统思想、传统政策、传统势力下面，运用他的聪明和才智，一天到晚干着。干的什么，是没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把握的。他只是要掌握日本的政权，而如何施政的理想是没有的。他只是想操纵中国的政治，而中国政治的重心在何处，是永远不认识的。他只是看见日本的社会倾向变了，革命的风潮起来了，中国的民众觉醒了，中国的革命势力扩大了，世界的趋势紧张起来了，日本在东方的地位动摇了。对于这些现象和趋向，他恐怖得很。他怕日本藩阀失了政权，怕日本的神权失了信仰，怕日本的帝国失了生命，怕中国的革命运动阻碍日本传统政策的推行，同时又怕中国的革命影响波及到日本的民众，怕世界的潮流推倒日本的地位和组织。明天怎么样他不明白，明天应该怎么样他没有一点打算，只是恋着过去，恐怖将来，于是敷衍现在。而又不甘于敷衍，于是一天到晚开倒车。开一回失败一回，而他只知道这样开着。恋着的过去是没有了，而他的意象中不能抛却。恐怖的将来片刻不停的迎面而来，他也不能阻止，也不能变换。心劳日拙，愈用智慧而愈是愚苯，愈用气力而气力愈是消失。政治家当中有成功的英雄，有失败的英雄，田中大将的将来，恐怕是失败的非英雄罢！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故意对于这位老先生加以菲薄，现在日本的地位和他的历史关系，本来不是容易打得破因袭的势力支配的，不过想起他过去一切无益而有害的活动，实在不能不为中国为日本为东方一切民族叹息。

我有几年没去日本了，今年春天奉命出使日本，在东京见过田中大将一回。他的精神依旧很好，他的雄心仍旧不衰，不过我总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田中中将，一天到晚是我要干，今天的田中大将是我不能不干。要干的田中中将的意识是在推动时局，不能不干的田中大将是被时局推动。要干的田中中将的意识是“不怕”，不能不干的田中大将的意识是“怕”。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时候，对于田中，也是很属望的。中山先生向来对于任何人，总时时刻刻希望作他的同志。因为中山先生不承认世界上有坏人，也不承认世界上有不能变易的人。他认为一切人类行为的错误只是“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能行。当时的田中中将是很有活气的，他又处于操纵日本政权的地位，那时对于一切国际的问题可以由田中的方针来决定。因为那时日本一切外交方针的决定都是受支配于国防计划，而内阁政策也就受支配于参谋本部。虽然内阁总理有权可以决定政策，然而没有权保障他的地位。参谋本部在法律上它的地位虽不能支配政权，然而实际政治作用上可左右内阁的成败。在这样一个重要地位的田中中将，倘若能够具备秋山军令部长那样的思想，中国的革命事业要容易进行许多。因为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时局，并且可以障碍中国一切事业的进行，阻止一切事业的成功。尤其在每一次战事发生，日本人必定操纵了中国全国的交通。参谋本部的武官是布遍了各处重要都会，各方面的领袖人物都和他们的驻在武官发生关系，而那些驻在武官，也乐于和领袖们发生关系的。无论在怎样困难的地方，他们都有通信的自由。无论什么地方的变动，他们总能最快得到情报。在中国，政治和军事的情报最确实而最迅速的，恐怕要数日本的参谋本部了。中山先生所希望于田中中将的，第一是希望他抛弃日本的传统政策，第二是希望他改正一切认识错误。其他的日本人，没有比田中的地位关系中国更大的。然而这希望是绝没有效果，一切动植物都可以变成化石，而化石决不能再变成动植物。

民国五年的排袁运动，日本人是有很大关系的。日本人何以要排袁？这是知道东方历史的人所能了解的。在中日战争的时代，袁世凯驻在朝鲜，运用朝鲜的王室和政府排日，是袁世凯最初的政治活动。当袁世凯执政后，虽然一样是拜倒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权力下面，然而却不是专一服从日本。日本近二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的事他要垄断，对于中国掌握政权的人，谁能够一点不疑惑不反抗倒在日本权力的怀里，日本人就帮助他。反对日本的不用说了，就是主张亲日的人如果不能够倒到他怀里去，也是不受日本的恋爱的。袁世凯不单是不能倒在日本的怀里，而且时时要用远交近攻的政策，这是日本人排袁的第一个原因。其次是机会。当时日本人也看见中国排袁的风潮决不能够镇压，袁世凯的倒塌已成了必然的运命。顺着这一时势，扶起倒袁的人来，也是他们操纵中国政权的机会。聪明的参谋本部的聪明的田中中将，他是不肯放过这一机会的，这是第二个原因。

所以在他们化石的脑筋里面，始终是不愿意中国革命成功，不愿意真正的革命党在中国占势力的。说起这件事，也有一个历史。辛亥革命的时候，西园寺公望作内阁总理，此人也是日本近代政治家当中一个最有能力的人。他是京都的旧公卿，维新时候作倒幕运动的公卿当中的最年轻者。性格的确是贵公子当中的模范人物，聪明而老成，风流而沉着，忍耐而有决断。他的思想中含有不少法国派的自由气习，对于现在政治和社会很能了解。同时他自己是老公卿，维新时代和武士们共事又最多，而且久，所以训练成一个圆熟而有才华的政治家，一切元老当中，他的头脑，化石的部分最少。当武汉革命军起义的时候，日本的宫中府中，不用说是起了极大的震动。那时有两派的主张，一种人主张要出兵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一种人主张守中立，不干涉中国的时局。长阀元老的山县元帅，作枢密院议长，在御前会议的时候山县便主张出兵，枢密院中的老人辈附和山县的人很多。西园寺很平淡地说：“革命不是一件好事，一国最好是不起革命，但是一旦起了，他必定要成功，不到成功则政治永不安定，这是历史的原则，所以帮助他国镇压革命，是一件不应该而不可能的事情。”这一个议论，成了当时日本庙议的决定。本来，日本军阀们所以反对中国的革命运动，第一个要点，就是对于革命的恐怖，怕中国的革命影响波及到日本。究竟这一个恐怖是不是应该的呢？我认为是应该的。因为革命运动一方面是事实，一方面是思想，这两件东西都有同类比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可能。日本虽然是经过了一次民权革命，推翻了幕府，统一了全国，开设了议会，发布了宪法，然而经过数十年之后，前时代的维新已经生了一种惰力，而新组织起来的社会起了一种新的要求，同时也生了一种新的缺陷。民众势力和藩阀的势力早已成了对立的现象，“打倒军阀”的运动当时已经渐渐普遍及于民间了。如果中国革命的成绩良好，直接或间接的对日本的军阀足以成为一个打击。第二次桂内阁之所以倒，当时民众运动之所以勃兴，的确是受到了中国革命的影响。有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历史，自然山县有朋的子孙辈一定和山县有朋的思想是一个脉络，一个形态。(www.xing528.com)

所以在中国倒袁运动起来的时候，田中中将的行动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南方扶值岑春煊、唐继尧而压倒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那时他的说法，是说南方的势力要团结，要联合，不可分散。他们分析中国的势力，决不用革命反革命做分析，而用南方北方做口号。当时确实有许多国民党人，甚至许多同盟会的旧人，也忘记了“革命”而注意在南北，日本人的说头更是有根据了。当时参谋本部派青木宣纯中将到中国来，在青木下面作实际工作的就是今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南方各军的交通，和势力的集散、政府的组织，可以说都出自青木公馆。岑春煊之回国，回国后的活动，军务的组织，政学系研究系的联合，此中关键，都在东京参谋本部。不止这样，田中中将此时的注意是很普遍的，他在中国的中部，又扶助张勋，把它做为日后督军团运动和复辟运动的伏线。在中国北部，又扶助段祺瑞做为日后握掌北京政权以及压倒黎元洪，打倒张勋，对欧参战，中日协约种种问题的伏线。还不够，又大力扶植张作霖在奉天的势力，以为此后几次奉直大战和此次奉军南下的伏线。而做来做去，他总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不要中国统一，尤其不要中国统一于革命，不要统一于革命领袖的中山先生。此后数年之间，中国一切纠纷扰乱没有不和此刻田中中将的方针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当然这几年的民众运动，自五四运动以至于今日，虽然中国民众不知有田中，田中不欲中国有民众，然而没有不和田中的思想行为有密切关系，因为有许多事件都是田中中将的政策造成的结果。至若日本的资本家、商人一切对中国、在中国的言行，更不用说和田中中将的言行关系非常密切。日本现代资本家的来路，在前面几节的记事当中已经略略画出了一点影子。自倒幕时期到欧战发生为止，日本的资本家仅可以说是御用商人而不是独立的商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当然以政府尤其是和陆海军当局的意志为目标的。

在前面的叙述里面，我们应该了解最近若干年中日本军阀和中国政治社会一切变动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们看得出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是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的是在于他的自信力。一个时代的政治运动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运动，乃至一个政治家的活动，失去了统一性和独立性，失去了自信的能力，结果一定是失败。不单是失败而已，因为这一种没有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运动，在社会各种阶级各种组织上面，只有生出无目的的破坏而最终失败。失去“自动力”的社会，任何道德，任何制度，都不能建设。日本民族之所以强与中国民族之所以弱，完全以此为分界。总理这四十几年的努力，要点在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国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革命是创造的，是建设的，是独立的，是统一的。三民主义是自信心的保障，是独立性和统一性的保障。中国人不能彻底接受三民主义，就是因为“不自信”的原故。

任何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能够培植代言人，都是利用中国人的这种弱点。不单是帝国主义者，一切外来的势力，能够侵入中国，来压迫中国的民众，捣乱中国的政局，或是拆散中国的社会，其根本的原因都是在内而不在外的。袁世凯以下，若冯，若段，若张，若岑，乃至今天已失败的吴佩孚，在失败中的孙传芳，一切等等，他们的特质在哪里？就是在原是一个中国人而没有中国人的自信，只能过依草附木的生涯，只能倒向外国人的怀里去。

我们从日本维新之后的变化可以看到：在思想上，中国人普遍认为日本人是受了西洋很大的影响，法国的自由民权说鼓动日本的维新，而德国的军国主义思想和制度成就日本的维新。但是日本的重心始终是日本，日本的基础是建立在日本的。巴黎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柏林也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如果有了这一天，就是日本的亡国，并且还会亡种。我们再看俄国的革命怎么样，德国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供给俄国以重大而紧要的资料，并且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发动还是起自柏林，然而一旦成为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国的一切都是自己支配，俄国的革命党立刻建立起一个革命的中心莫斯科，他们不单要支配俄国，还要支配世界。柏林是不能支配俄国的，以“堡”为地名的地方，都变成了“格拉德”，喜欢用外国语的陋习也改变为歌诵俄国语了。以共产主义世界主义相号召的俄国革命是如此的成功。土耳其的革命更是明显了，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打破外国的支配。从倒袁运动起，直至今天，除了总理孙中山先生和真实是他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势力而外，在中国的一切政治势力都是受东京支配和听从东京指挥的。[这是由作者的政治立场作出的错误结论。]

即以用客卿一件事来讨论，我们看得很明白。在交通发展的时代，凡是建设新的国家，绝没有不取材于其他国家所能成功的。但是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自己去用它。日本维新建设的内容，并不是靠日本人的智识能力去充实起来的，而是靠客卿充实起来的。军队是德国人替他练的，军制是德国人替他定的，一切法律制度，在最初一个时代差不多都是法国的波阿索那德顾问替他一手造起的，然而指挥、统制、选择、运用都是在日本人自己来做的。当初总理是最主张用客卿的，自南京政府时代，直至最后，没有一次总理执权的时候不用客卿，然而终是总理用客卿而不曾看见有被客卿所用的事，但是北京政府就不然了。我们看北京政府下面的客卿有两种：一种是由条约上的关系来定的，这不是客卿而是外国派来的统监；一种是自己自由聘定的，这就只有请他们坐在那里，永远是顾而不问。前者是证明北京政府的懦弱，后者是证明北京政府的腐败。我可以断言，今后我们要革命，必须要用客卿，不单要用而且要用很多。然而如果不是用客卿而被客卿所用，就是自杀。更深一层说，如果不能造成一个有任用客卿的能力的政府，没有具备这一种能力的领袖，我们的建设是绝对不能起的。现在我们能看得见，国民党同志当中有两种大毛病，一种是拜倒在客卿门下，一种是绝对不敢用客卿。前者是没志气，后者是没能力。没志气的人不足以革命，没能力的人不可以革命，这是很确定的论断。

我们回想民国初期在东京的田中中将，和在中国的青木中将，又想起这几年莫斯科的政府和在中国的鲍罗庭，真是不胜感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