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神授思想与时代化的转变

第三章　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中国在孔子的时代封建制度渐渐破裂。交通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一方面打破了旧国家观念，一方面产生出人类同胞的世界思想。这时已经打破了许多传说的迷信，抛弃了君主神权，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从此刻兴盛起来。日本到了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就近代科学文明看来，日本的学问固然较中国进步了许多，这不过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实。除却了欧洲传来科学文明和中国、印度所输进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唐的气象。他是一个岛国，而且在文化历史上年代比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现才渐渐打破，直到德川时代造成了统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现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基础。如果从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看来，日本的维新刚和秦汉的统一足以相比。

这一个神权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住日本的治者阶级，以为皇帝的大权宝位是天神传授下来的。那些军人和贵族，他们的地位既由传统而来，当然也一样迷信部落时代的传说。或者有些理想上知识上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的人，为维持阶级特权，也决不敢说这些神话是假的。今天还活着的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七八十岁的老人们，本来脑子里面所装的只有一些封建时代的故事，不用说除了这种迷信之外再也没有他自己的个性精神，这也是毫不足奇的。不过当此刻这样一个时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权还脱不了这一种人的手，不能不说是危险万状了。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奇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兴起来。我们看山鹿素行讲到中国的学说只推尊孔子，把汉以后的学说看作异端邪说，就可以晓得他们复古情绪中所含的创造精神了。此时他的范围已经扩大了许多，从前只是在日本岛国里面主张神的权力，到了山鹿素行时代更进一步，居然对于世界主张起日本的神权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那些提倡王政复古的学者虽然是各方面都有，汉学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动的主力还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学家。且把素行学派中后起的吉田松阴的著作详详细细地看起来，就晓得日本维新史的“心理的意义”在哪里了。《坐狱日录》里面有一节说：

皇统绵绵，传之千万世而不能易，此决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当初天照皇大神传授三种神器给琼琼杵尊之时，曾发过一个誓，说是“皇统的兴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样长的寿”。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他们的皇族怎么样，我是不晓得，却是日本皇统的运命就是和天地一样长寿的。(www.xing528.com)

和吉田松阴同时的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藤田东湖，他也是以神权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说“天地的发源，人类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历史家汉文学家赖山阳，著有《日本政记》《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统学问系统比较的是纯正的儒家，所以纪史断自神武。但是到底还要列一个什么神什么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这些荒诞无稽的事实抹杀，也没有对于这些记载下过一点批评。日本维新得力于山阳的文字甚多。而藤田东湖又是维新前期从思想学术上鼓舞群伦的大学者，而他们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讲的，是关于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种观察，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民族思想而来。日本自从鸟羽帝的时代（宋徽宗时候）全国兵权归了平源二氏以来，逐渐把部落纷然并存，组织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诸岛造成了一个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经过三百年，到了丰臣削平国内争乱，德川继之造成以武力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渐渐规模完备了。“国”这一个字，在此时只是作藩国的意思来被理解，和今天之所谓国家的迥殊。社会的阶级也就随着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种很清楚的横的分段，用这横的分段来支配纵的分工。这个制度一直继续到公元1869年的明治时代方才废了。在这一个封建时代，讲文明呢，的确是日本一个很进步的时期。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是在此时兴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为那些藩国不但是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的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扩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增加。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个人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萨木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个“侍者”的意思，俗话叫做家来，也是为此。就这些事实看来，“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他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士道”、“武道”内容的书籍，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更当然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了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扩大和变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坚。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的存在发展的职责。一个方面包含着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单是名教宗法决不能保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和发扬社会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个方面，更不能不具备一种人情世态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被叫作“血泪生活”。血是对主家的牺牲，泪是对百姓的怜爱。我们见到德川时代的武士道之富于生活的情趣时，才可以了解武士阶级所以能成为维新主要动力的缘故，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